郑永年的评论，从标题党人的角度，这些年在网上看过一些，感觉都是一个调调：为中国大陆执政当局作宣传，基本同意网上对他的批评：“粉饰权力，美化现实”，“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据说此人每月返回大陆两次，频繁到各地考察和会谈，大陆各地天天不断上演的官民冲突，强拆血拆等等民怨，在他笔下却好像不曾发生，缺乏民选和权力制衡的体制缺陷导致的种种烂得臭得让人掩鼻的权贵恶行，他却能从中发现“优势”，这本事超越赵高了。尽管知道此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拥有普林斯顿的博士和哈佛大学博士后学衔，仍然感觉此人不过是学界小丑，辕固生所斥的曲学阿世之徒。即使其最严肃的学术论文，读后感也是平庸，既无新的材料，也无新的方法，也无新的视角，也无新的观点。不外乎把中国官方的“理论”，换些学术化的词汇和腔调复述一下，包装一下，以便用海外学者的名义倒灌给内地“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些几乎“每周一歌”的“出口转内销”的评论，对我自然没有多少吸引力。如果不是一位资深网友把关于他的一篇公关文字推荐给我，就连“中国模式人类最好”这样的混话，我都不会知道。
网友推荐给我看的是2016年9月18日，公众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表的一篇名为《郑永年：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专家观点》。这篇与机关事业单位先进人物事迹材料有得一拼的肉麻文字，先是标举出足以震晕女粉丝的光环，“郑永年，（保留着中国国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然后满篇就不顾硬伤软伤的一路裸奔。随便挑几句：
1、“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他的时评文章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显要位置，并被广泛转载。”
伤：为什么不明说出现在哪些媒体的显要位置？是独立的自由媒体，还是向来以为官为钱张目不惧颠倒是非黑白为业的官媒？又是哪些媒体在转载？“‘日’人民报”、“新华社通‘搞’”的转载率堪称世界第一，可高转载率能证明其烂文有几个人读过吗？
2、他纵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的著作，是市场上最赚钱的畅销书；他与中国学界和官方、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经常受邀出席各种政策论坛，为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建议献策。“
伤：一句话点穴：这不就是北京花大钱养的个托吗？大陆关于政治方面的书，向来由官方操纵，与市场何干？这种说法是典型的捏着鼻子哄眼睛。
3、“他只要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国内的《参考消息》一准转载”。
伤：“华邮”转载吗？“纽时”转载吗？巴黎、伦敦、台湾、韩国、俄国，包括共产党掌权的朝鲜、越南、古巴，世界近两百个国家，无数的自由媒体、学术刊物和党管喉舌，为什么都没转载？只有《参考消息》可劲的转？再明白不过嘛，《参考消息》是新华社的喉舌，是个日薄西山、除了强制订阅就没几个人看的烂报，谁不知道？《参考消息》一准转载，说明这文章和文章作者极可能就是新华社文宣战略的组成部分，只能说明这文章臭，只能说明这作者是党的捧哏、拥趸，有可能还是党安插在海外秘密战线的一个高官大员，除此以外还能说明什么？
4、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政治学术成果无疑应该是介绍的重中之重。那么，郑永年先生有哪些学术成果足以让其获得上述这些特殊待遇和耀眼光环呢？据该文介绍，郑永年的学术研究方向是“把中国解释清楚”，其主要学术成就是“解释中国三部曲”：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号称解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力量。”
伤：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老大地位举世皆知，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及其上所有动产不动产悉归党有，13亿人民全是党的镙丝钉，任何反党、非党的政治力量全被党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也需要长篇大论来论证？还用得着写本书？剥夺国民自由选择的政治权利也是什么美事？
5、第二部《嵌入于国家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
伤：没读过原文，但可以肯定，郑永年对大陆的国家和市场关系的解释，如果与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违背，肯定不会有喉舌宣传，也不可能在国内出版。只能是换个说法宣传中国共产党创造发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大体上应该不过是曲里拐弯地深入学习领会和传达贯彻邓总、江总、胡总、习总的系列讲话精神。
6、该文介绍，郑永年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把爱国主义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
伤：爱国主义应该是公民的自然情感，与学者不学者没多大关系。把爱国主义与学者扯到一块，除了煽情，毫无价值。学者的重要品质是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诚实。把爱国主义挂在嘴上，极可能是掩饰其有欠专业，或不诚实的品质。
历史上许多学者不爱国，仍然取得巨大学术成就。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比如韩非子，生于韩，却想把学术成果献给秦；比如圣奥古斯丁，只爱基督教，没听说他爱过什么国；比如大哲学家休谟，一生活跃于英格兰，担任英国王室大臣的秘书，好像并不怎么爱其祖国苏格兰；比如卢梭，生于瑞士，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却生活在法国；再比如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德国人，犹太后裔，既不爱德国，也不爱以色列，主张消灭国家，包括自己的祖国。
把爱国主义作为学者的重要品质，必定是观点先行，立场决定学术。因为现实中公民对国家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只有热爱，而是有的憎恨，有的厌恶，有的冷漠，有的弃而移民，有的怒而推翻和分裂……，一个国家是不是值得她的公民热爱，这个问题本身就应该且只能从调查的证据归纳得出，而不能是先验的和不由分说的。爱国主义并非天然正当，是有前提的，比如说，希特勒的国家你也爱？二战前的日本国你也爱？
7、他标榜“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
伤：中国人，还是中共人？郑永年是在为中共说话，还是在为中国民众说话？身在新加坡最高学府，心在中国，一身而事二主？如果哪天万一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开战，郑永年岂不是会被当作新奸？
8、郑永年把自己的治学态度概括为理性主义。他认为“西方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让他最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人至今仍没有话语权。”“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根源在于中国学者的思想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就像‘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伤：郑永年常用的理性主义，政治学，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等等这些，难道不是套用西方的概念？郑永年一面标榜是自由主义者，一面又说要独立于西方，是不是手持索尼相机拍反日货游行？郑永年的母校北京大学，它之所以被名之为“大学”，而不是“太学”，或“国学学堂”，不就是接受西方话语的结果？北京大学的政治学系，不也是学习西方才有的？郑永年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镀金背景，其在这两所大学被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长，郑永年的学术根基，不是西方的，难道是中国的？郑永年所极力为之辩护的中国模式的创造者共产党，以及中共模式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不是西方的？中国的现实既然与西方不一样，为什么非得生搬硬套马列主义这些理论？中国模式坚持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算不算思想被殖民？维护马列反西方，未免太滑稽，太不诚实了吧。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有没有话语权，不是你想有就有的，这个权力是由听众赋予的。话语权不是说者自己赋权，而是听者赋权。话语权不是强制权，没有强制的成分，其根基是说者与听者平等合作。你说的话，得到人家认可，自愿照办，这个话语权才能实现；如果你说的被听者所反感，听者不愿意合作，不遵循，不照你说的办，或者你还没说完，听众就强烈反对，吵得一塌糊涂，这就仅仅只是自说自话，或痴人说梦，或疯人院开会，这种话语就不成其为话语权了。
这几年，随着大陆经济上成暴发户，一些国人就想在国际政治上也要开始发迹、发力，想人五人六的吆喝着让别国唯唯诺诺，想成就霸业，想九合诸侯，做起世界老大笑迎万国来朝的清秋大梦，羡慕并想当然地断定美国以钱和枪为后盾，靠掌握话语权就能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这是典型的为中国传统所鄙视的小人心态，是流氓习气发作，是对国际话语权一窃不通。实际上，美国和西方并没有掌握什么话语权，如果真的掌握着，为什么当年苏联东欧和中国可以不睬，为什么至今古巴和委内瑞拉可以不鸟，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也拿它们没辙？美国和西方之所以看似掌握了话语权，原因主要在两点：一是得到听者认可，听者同意他们所说的，认为符合自己的需要和偏爱，有助于自身实现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二是那些话代表了人类各文明的重叠共识，与原来独立发展的人类各支文明中优良的部分相通，而不是单纯西方经验的产物。
所谓的西方话语，也许现在表现为国家意志，但其源头则只有少部分是国家——国家创造的非物质文明成就最典型的莫过于法典，但包括蕴藏在法典深处的原则等在内的思想观念，则绝大多数是各个不同民族或文化传统中的某个精英观察思考的成果，任何思想观念，其源头都只能是某个脑袋和嘴巴（或笔），其中许多是某些文明中的精英和民众挣扎奋斗后用鲜血写就的经验教训，在某一个人那里来到总结和阐明，为他人所接受，然后慢慢流行开来。西方今天的话语权是无数英明的大脑流出的涓涓思想细流汇集而成，只不过是在迭经巨大挫折磨难后——比如一战、二战，西方的政治精英清楚仅凭自身有限的经验智识不足以解决自身和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视野更宽广，胸怀更宽阔，从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中吸取优良成分，对包括中华孔孟之道和二十四史等文明精华详加研究，然后才慢慢发展成为现在的话语优势。
中国要在国际交往中有话语权，对人类政治思想文明有创造性贡献，说出的话让世界心服口服，不能靠逞强耍横式的到处“亮剑”（亮剑的榜样李云龙是个文盲兵痞），不能靠有钱能使鬼推磨，必须且只能靠建立起保障经济、学术、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体制，发展教育，开发智力，鼓励亿万国人开动脑筋自主创造，同时，政府在国际法框架内，用为人类能接受的和广受尊敬的方式，坚决维护中国人的正当权益，而不是像许多联大投票那样，仅仅从维护权贵小集团特权需要出发。
现在有些很左的所谓爱国主义者，以为凭中国的巨大国土面积，众多的人口数字，再加上有巨款在腰，就可以在国际上横行，就可以对他国和联合国颐指气使，就可以任性地对美国说不。还有些更无知的，公开宣扬“枪炮所及，就是话语权的界线。”这帮人连我们祖宗的遗产都毫不了解，对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也毫不上心。儒家经典里记载的非常多，所谓文王以百里而得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受尊重，其国际地位如何，国家的兴衰荣辱，与国土大小，与民和钱数之多少，没有必然关系。如果存在正相关，清朝地大人众钱多，当年就不会任人宰割，就不会有丧权辱国。现在有帮新近得势的新贵，一帮不成器的败家子，愚蠢无知，又鲁莽自任，刚有两钱，就像郭美美似的，整天满世界得瑟。这帮浑小子如果真的得势，中国迟早会重复满清后期的屈辱故事，像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最终碰得头破血流。
比先进人物事迹材料稍强的是，《郑永年：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专家观点》一文没有完全无视对郑永年的批评。文中提到一件对海外文宣先进人物通常属于负面的事件。该事件发生2011年5月30日。当天郑永年受邀出席上海论坛，并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宣传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些“美好”特征。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的新儒家学者秋风突然起身，走到主席台前，手指着郑永年连喊三声：“撒谎！撒谎！撒谎！”并离开了会场。事后，秋风在自己的微博上说：“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的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容忍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从网上搜索得到的资讯称，郑永年对秋风先生的指控未置可否。郑永年到底有没有说过“中国当下的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笔者虽然相信秋风，认为他不会也没必要讲假话，更不可能当众无根无据起身面斥演讲者，这等于是当众无理取闹，无异于自取其辱。考虑到手头尚无第一手资讯证实，郑永年是否确实说过“中国当下的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暂且存疑。同时，对郑永年在阐明中国模式时只说优点，不提缺陷也存而不论。我们只追问“中国当下的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以什么为标准？
既然是人类最好，那么，郑永年先生最好的标准是什么？最好是针对次好、一般和差而言的。既然中国是最好，欧洲美国自然就只能是次好及以下了，那么，今天大陆的政治模式与美国比，与欧洲比，与日本比，与台湾比，算不算最好？一个人均收入排名世界一百多位的到处是穷人的国家，一个一家六口穷得活不下去宁愿选择自杀的国家，一个充斥谎言和暴力，充斥地沟油、毒奶粉、贪官污吏、污浊的空气和河湖、血泪强拆的国家，一个年轻人选择出去读书、经济和知识精英纷纷移民出走的国家，其政治模式真的是最好吗？
再请问一下，那些宣扬“中国当下的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的“爱国者”，你们征求过大陆国民的意见吗？在城市农村作过调查吗？问过那些在底层挣扎求生的穷苦民众吗？问过那些新近携妻带子背井离乡移民欧美澳洲的人们吗？问过那些数以百万计的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的访民吗？问过每年数以千计的死刑犯和数以百万计的刑事在押人员吗？
《纵览中国》September 2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