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中国国运与民生产生的巨大影响世所共睹。有人为辛亥革命建立共和而顶礼歌颂，有人为辛亥革命中断立宪扼腕叹息；有人认为革命带来了新天新地，有人批评革命造成了失范、失衡。
近年以来，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著作不再对这场革命进行流于表面的价值评价，而是力求进行客观而全面地深描，展现这一重大事件的复杂面相。张耀杰先生近期出版的《喋血枭雄：改变历史的民国大案》便是这种努力的代表。
张耀杰先生批评“家国一体、等级森严的宗法农耕及皇权专制的传统文化”，因它造成二元对立、单边片面及惯于区分贤吝、忠直、正邪的脸谱化史观。因此，他在《喋血枭雄》一书中抛弃简单立场，通过挖掘和整理史料，对辛亥前后发生的与革命党有关的一系列重大命案细节加以钩沉，以求为读者认识辛亥革命与辛亥人物提供新的视角。
枭雄陈其美以权欺法
此书名为“喋血枭雄”。窃以为，“枭雄”者，首先系指陈其美也。因为此书的论述围绕陈其美这一革命巨头、地方军阀、帮派强人的故事展开。此书探讨了陶骏保、陶成章、周实、阮式、宋教仁等一系列命案。在这些命案中，陈其美或为幕后主谋(如陶骏保、陶成章案)，或是左右案件审理的重要力量(如周实、阮式一案)，或被指为疑犯(如宋教仁)，甚至最后自己还成为命案中的死者。因此，将此书视为陈其美这一民初枭雄的评传亦无不可。
而另一方面，本书似又不止于展现陈其美的传奇人生，而是对陈其美和牵涉诸案的多方力量、各色人物均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北洋中枢、清廷旧臣、革命党团、地方督抚、军阀警督、黑帮刺客以及租界中的各种力量在命案中的举动莫不梳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程德全、张宗昌、王金发、应夔臣等人在各案中的角色莫不交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所呈现的是革命前后暴力冲突中的枭雄群像。
在如此繁多的人物和事件背后，《喋血枭雄》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即辛亥革命中力与法的冲突。作者在论述各个命案的前因后果以及时代背景时，一再涉及的现象便是革命党人(以陈其美为代表)通过帮派与军警，或黑或白、或明或暗地使用强力，以违背法治的方式追求其自身的目的。这种力量，在暗则为操纵帮派的暴力(包括革命党人亲身组建的暗杀团体)，在明则为统摄军政的权力。
在暴力与法的冲突方面，《喋血枭雄》还原了上海光复后陈其美通过“敢死队”武力胁迫当地绅商强行出任沪军都督的经过。这支“敢死队”以帮派份子刘福彪为司令。刘氏不仅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目为罪犯，而且在革命军中不改江湖习气，以割耳、插箭等酷刑管理士卒。在上海绅商代表集会选举沪军都督时，刘福彪等人携带枪支、炸弹力挺陈其美，二者的关系可见一斑。
争夺沪军都督时陈其美还只是发出死亡威胁，并未采取实质行动，但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他竟连续痛下杀手，枪决江苏都督府参谋次长陶骏保，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等人。对于这些命案的影响，张耀杰认为，陈其美和同盟会据此巩固了强势地位、扩张了势力范围、威吓了其他势力，然而，也造成暴力恐怖、相互残杀的局面，败坏了法治，也损害了同盟会自身的名誉。
在权力与法的冲突方面，《喋血枭雄》中周实、阮式一案则为明证。周实、阮式均为南社成员，在鼓动山阳县光复之后，为前清旧臣姚荣泽所杀。后来姚荣泽被执，孙中山亲令司法总长伍廷芳组织审判。伍廷芳以“民国方新”，意图“展示民国司法气象”，力主“文明审判”。而陈其美则为报同志之仇，亟欲对其严惩，在组织审判期间与伍廷芳笔战数次。
在此案中，陈其美以权欺法的行为不一而足。本来，根据地域关系，姚荣泽一案应由江苏都督程德全管辖，然而陈其美和柳亚子等南社成员则一再敦请，终使孙中山以总统身份下令将姚押解至沪。在组织审判时，陈其美首先便绕开伍廷芳单方面委任军法司总长蔡寅担任审判庭长，遭伍拒绝，则又借口已经登报欲造成既成事实。后在伍廷芳的坚持之下，定由陈贻范、蔡寅和丁榕三人出任法官。
此后，陈、伍二人还围绕是否允许外国律师出庭辩护一事发生激烈争论。伍廷芳为此撰写长信，对自己的主张详加解释，而陈其美则揶揄伍廷芳“斤斤计较”“以博虚誉”。最后伍廷芳忍无可忍，明确批评陈其美对姚案早有定见，立场不公，又指陈对于司法事务横加干涉，有违三权分立，表示以后“不必再辩”。
此案之后，陈其美与伍廷芳的冲突愈演愈烈。伍廷芳严厉指责陈其美擅用军警滥捕政敌是“藐视司法，侵越权限”、“迹近蹂躏民权”的“强盗之行为”。而陈其美和其他革命党人也对伍廷芳坚持法治的做法嗤之以鼻。不久，伍廷芳自觉“心力交瘁”，黯然辞职，为革命政府的司法建设留下一个尴尬的注脚。
法驯服力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根据张耀杰先生的论述，抛开革命党人所欲追求的目的为何不论，他们以力犯法、抗法甚至乱法的事实是存在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力、法之争呢？
强世功教授曾在《革命与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一文中指出，革命意味着暴力，而法治则驯服暴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革命与法治之间天然存在张力。笔者认为，暴力只是革命的一面，革命与暴乱不同，革命的目的不是毁灭秩序，而是要建立新的秩序。辛亥革命的目的在于摧毁专制的法制，进而建立民主的法治。这是一破一立的过程。
然而，破不易，立亦不易。因旧秩序不易撼动，革命党不得不采用暗杀、起义等暴力方式加以冲撞。旧秩序既倒，“秦失其鹿，豪杰竞逐”，包括革命党人在内，莫不想大权独揽，于是彼此杀伐、刀光剑影。
况且，强力(包括体制内的权力与体制外的暴力)天然具有无限扩张的本能，而新的法治秩序则是要限制强力，将其关入牢笼。已经手握强力的枭雄岂会轻易束手就擒？因此，在革命之后，法驯服力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毫无插曲。
力与法的冲突不独辛亥革命有之，放眼其他国家的革命，类似情形亦不在少。要实现法治的秩序，除了需要主观上树立对法治、宪政等观念的信仰之外，客观上还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均衡与妥协，最后服膺于一个共同接受的盟约，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障宪政和法治。西谚所谓“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正是此意。
在《喋血枭雄》一书中，最令人惋惜的一案乃是宋教仁案。当时南北已经议和，《临时约法》早已通过，《天坛宪草》亦正起草。正在首届国会选举成功之际，宋教仁却横遭暗杀。而宋案发生后，革命党人又无视已经启动的司法程序，拒绝通过法律解决此事，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辛亥革命后建立的短暂秩序再次崩坏。
有人会问，为何《临时约法》也无法制止这次悲剧的发生呢？难道政治盟约也无效吗？其实问题恰恰出在《临时约法》上，因为它难以发挥政治盟约的作用。如上所述，所谓政治盟约，当是各种政治力量角力与妥协的结果，它反映各方的实力与利益，也为各方所共同接受。然而《临时约法》却不是。该法由南京政权所立，全无北洋方面的参与，其目的仅在为国民党抓权，对袁世凯限权。试问这种约法以及它所建立的秩序怎会让袁世凯诚心接受？
所以，《临时约法》徒有宪法之表，其里则是党争的工具而已。意图通过这一约法来建立宪政、实现法治、驯服强力，只能是一厢情愿。辛亥革命以后依靠《临时约法》所建立的秩序并不牢固，即使没有宋教仁遇刺，即使孙中山不因此发起“二次革命”，孙、袁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在日后以其他形式爆发。只是，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带来的伟大成果遭到这样一场血案和革命的打击，终是使人遗憾。
辛亥革命有其不足，《喋血枭雄》为我们展示了它的一个侧面。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场革命推翻了中国绵延千年的帝制，打开了中国走向共和、民主与法治的大门。这个过程势必漫长而艰难，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的“历史三峡”一般。我们必须坚韧、弘毅地走完这段路程，将强力关进法治的牢笼，使革命的成果为每个国民所公平地分享。这是革命者及其后继者的任务。
（作者系旅美法律学者）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