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演讲)

蔡咏梅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主要追随者之一,更是其重要的执行者。毛泽东实际不喜欢周恩来这个人,并对他有很重的疑心,但又必须仰仗他的组织管理才能为他收拾文革残局,因此对周是又拉又打,随时对周恩来敲敲打打,告诫其不得有异心二意,甚者对周恩来施以凌虐,有重病不准其治疗,重病期间还对他展开政治迫害,加重其病情。

尽管四人帮文革派鹊起,但实际国家机器的日常运作是掌握在周恩来手中,在林彪倒台后,周恩来成为文革中的第二号实力人物,与文革派对立的中共整个官僚系统完全被周控制。毛泽东和四人帮多次和他冲突,都无法将他打倒,毛最后无奈哀叹“批周必乱”。但实力地位如此之强的周恩来就像恶婆婆面前的小媳妇,对毛泽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未敢抱怨一句,力尽臣妇之道,毛泽东一敲打他,他就作检讨,自我作贱,唾面自乾,以化解毛的怒气,并不断奴颜婢膝地向毛表态效忠。

文革期间,周恩来内心实际是相当苦闷抑郁。

新华社驻东京记者何德功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还在写诗,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修改,修改完成后即撕成碎片销毁。这样写了改,改了撕,不止一次。这些诗因为已被周恩来销毁,写了些什么,自然无人知道。但他的一位秘书纪东有次在周恩来的文件中发现一张纸条,写有一首据称来自《西厢记》(应该是来自明末白话小说《醒世恆言》)的小诗《不公与不乾》:

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乾。

记东说,周恩来手抄此诗是发泄、抒发内心的郁闷。周恩来那些销毁的诗可能也是他内心情感的抒发,而这些情感必然是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其敏感程度可能比这首《不公与不乾》还要高很多,所以一定要销毁。

但不论内心感受如何,周恩来在公开场合一定是极力表达他对毛和毛路线的忠诚。

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真相,尤其是文革这一段时期,至今在历史学界仍然是一个讨论热烈、争议很大的研究题目。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毛面前的自我作贱,是一种养晦避祸的权术。但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周恩来面对毛有一种发自骨髓的恐惧,比如著名周恩来研究学者高文谦就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周明知毛泽东打他不倒,但仍然戒慎戒恐到极点。而最奇怪的是,周最恐惧的是害怕死后被打倒,因此一再说要保持晚节。

据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在毛授意下中共召开了二十天的政治局会议(后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内部残酷批斗周恩来,名之为“帮周会议”。这个会议的所有记录和档案在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应邓颖超要求已全部销毁,现所有有关披露都来自当事人的回忆。据当事人回忆,这次会议对周精神打击很大,周接近崩溃。我觉得销毁记录和档案,很可能是周死前对邓的要求,希望不要留下死后也会将他打倒的任何材料。

周恩来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确诊患上膀胱癌,因为毛指示不治疗,整整拖了三年,癌细胞扩散转移,病情恶化。周从同情他的医生处私下获知自己病情真相后,通过叶剑英向毛泽东求情,才得以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得到检查治疗的机会,又在他亲自向毛泽东写信报告病情,哀求毛高抬贵手,才能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开始第一次动手术。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情再次恶化,需做第四次大手术。手术结果生死未卜,他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这时周恩来交代后事与国计民生无关,而是他的身后名。

进入手术室前,周要工作人员找来他1972年在中央批林整风彙报会上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在他生命垂危,最后一次动大手术前,以虚弱之体支撑着再次为自己的历史清白做出澄清。此时,对周恩来,死不足畏,可怕的是被对手利用伍豪事件将他死后鞭屍。

而在此两个月之前已住院一年的周恩来与外交部下属合照时突然哀声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反映出他对自己死后被打倒的恐惧。为此周恩来临终前忍受巨大的肉体痛苦,继续向毛表态效忠。

周恩来出生世家,熟知中国历史,应该知道中国历史有翻案这回事,即或周恩来生前被打倒,最终历史会还他公道。这话他最喜欢的亲信陈毅早在五十年代他被毛压制时就对他这样讲过。

在瞬息万变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高层人人自危,都怕自己随时倒台,但其他人的恐惧感都没有周恩来那样强烈。很多有关周恩来晚年的文章和著作都提到周恩来文革期间是生活在恐惧中,尤其是在林彪倒台之后,忧谗畏讥到极点。

为什么周恩来会如此恐惧?会如此担心他的身后名?

我想周恩来最感恐怖的是因为他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在他临终时都不愿向自己生死与共半世纪的政治伴侣透露只言半语。他紧闭双唇在痛苦中死去,唯一的希望大概是这个秘密将会随着他骨灰的抛洒而最终烟灰飞灭。这个秘密,是他的原罪,他一生的痛苦之源。所以他才如此恐惧,如此怕身后被打倒,因为一旦被打倒,这个秘密被揭露,他认为自己将从此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这个秘密是,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之一,是一位同性恋者。

他投身的共产革命将同性恋列为敌对阶级腐朽没落的犯罪行为,中共上台后更将之污名化为流氓犯罪、鸡奸罪,这一心病一定对他造成很大的心理煎熬。因此周恩来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条的压制下,对自己的性倾向有很强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也造成他戒慎戒恐的政治人格。

但因为有此羞于言说,也万万说不得的秘密,才会有深植于心,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恐惧,才会使一个久经沙场,见惯革命风雨的老练政客如此忧谗畏讥,恐惧到极度,才会使他不顾个人尊严,以妾妇之道逢迎毛皇帝的倒行逆施,因此事事戒慎戒恐,如履薄冰。中共建政后高层党内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时起时伏,周恩来多数都置身于漩涡中,但凭着他高超的平衡权术一一度过难关,但文革是他人生最大的危机。

文革风暴刮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变得非常的血腥和丑恶,毛泽东的政敌受到残酷的清算,批斗、游街、抄家、家破人亡,命运非常悲惨,文革前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受尽侮辱和折磨,经历了痛苦的精神煎熬,最后精神崩溃失常,“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还被彻底的抹黑妖魔化,遭到公开的羞辱和凌虐。

挖掘私生活,揭露隐私,进行人格形象抹黑的“批倒批臭”,是毛泽东“文革”派打击政敌最常用的手段。刘少奇在政治上被打倒后,他的五次婚姻被挖出来示众,前妻王前及其女儿刘涛被动员出来揭露他私生活,说他男女关系淫乱,还曾经贪污了党的一只金鞋拔子,刘少奇人格形象因此被彻底摧毁。据说,这对他精神是摧毁性的打击。被打倒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也被红卫兵贴大字报揭露他生活腐败,说他打桥牌钻桌子,还曾把一位姓李的护士肚子搞大。

以揭露隐私来抹黑对手并非始自文革。五十年代初,高岗被打倒后,毛泽东即曾经用高岗的私生活做文章,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高岗生活淫乱,有许多女人。只是文革前中共高层内斗有条底线,不会公之于众。但到文革,底线打破,打倒政敌,还要在全社会公开斗倒斗臭,对其人格予以无情抹黑,妖魔化。

久经政治斗争考验的周恩来此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如果毛泽东可以如此对待他以前的接班人,也可以如此对待他周恩来,将他打倒在地,并挖出他的隐私将他尽情抹黑。想到被人脸上打上黑叉,并冠上“流氓”、“鸡奸犯”,在全国声讨批判这样可怕的前景,可以想像,极度重视个人形象到自恋的周恩来会是如何的不寒而栗。因此周恩来以最大的毅力和韧性与毛泽东周旋,极力避免与毛泽东正面交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以保自己。

周恩来红色革命一生,他应该自信经得起中共严苛的检验,但政治上失败了还可以东山再起,死后还可以获得历史的公正,但周恩来认为他输不起。人家可以几起几落,比如邓小平,但他不能被打倒。他怕一被打倒,同性恋身份将被揭穿,从此身败名裂,万劫不覆,身后名将被彻底污化。这是他生前绝对无法承受的。这是周恩来的死穴,中共红色革命圣人的阿基里斯脚踵。同性恋这个原罪制约了他,他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没有污点的革命圣人,也是把自己绑架到这具圣人的形象上,他已无法接受圣人破产,脸上被打叉叉的想像。

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要坚持与毛泽东缠斗到底,宁愿唾面自乾,绝不意气用事赌气退让。他曾经对亲信中联部长耿飚说:他们要打倒你,你不要倒,他们要赶你,你不要走,他们要整你,你不要死。

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对付毛泽东和江青文革的战术,隐忍到底,也坚持到底,临死之前也要拼命为自己澄清伍豪事件,不给对手任何把柄,甚至交代妻子邓颖超为他消除隐患,在他死后要求销毁“帮周会议”的记录。

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在临死之时,明知毛泽东也重病在床不久人世,在中共权力场中江青文革派已丧尽人心,只要他敢出声,自有叶剑英等以清君侧大旗擒拿四人帮,一举结束文革,但他就是不敢啃一声,因为他不敢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他自己必然身败名裂。

周恩来实际也知道,他人之将死,死后毛泽东要如何批判打倒他,他生前无法着力,也只能听之由之,一死了之,顾不了那么多,而且相信无论毛泽东今天如何对他不公正,将来历史会还他以公道。他真正恐惧的是,他的同性恋秘密被揭穿。

周恩来所谓的“保持晚节”,或保身后名,实际就是要保守他这个天大的秘密,把这个秘密带进永恆的黑暗坟墓中,沉入历史的深渊永不见天日。

周恩来不怕死,他死前之所以陷入深不见底的恐惧,是因为生前他还可以掌握封锁自己的秘密,一旦撒手人寰,就只有由他强大的对手摆布了。他怕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对付他的黑材料,无论是伍豪脱党启示事件、“帮周会议”的批判发言,还是批林批孔或评《水浒》对他投降派的指控,将会成为打倒他的突破口,然后政敌对他深挖深查,最终将会把他希望带入坟墓的骇人秘密挖了出来,让他彻底身败名裂。

2016年9月24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