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泰誓》是周武王伐纣的革命誓词，其中有一句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在论述君权天授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意谓在权力交接时，民意是天意的最高代表。两者都涉及主权问题，这就是这句话的特定语境，民意并非任何时候都能代表天意的。
王夫之在《尚书引义》中，解释了《泰誓》这段话特定的历史背景：
“惟夫如纣者，朋凶播恶，积之已深而毒民也亟，民之视听，允合乎上帝之鉴观，则顺民以致讨而应乎天。然且文王俟之终身，武王俟之十三年之后，不敢以一时喧腾之诅咒、一方流离之情形，顺徇其耳目。徐而察之，独夫之定论果出于至公，然后决言之曰：此民之视听，即天之视听所察也，上帝临女，可勿贰尔心矣。”
意谓文王、武王对民情民意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徐而察之”，审慎考察。文王等待了一辈子，文王等待了十三年，然后认为殷纣王独夫之论确是天下之公论，可以“顺民以致讨而应乎天”了。但王夫之仍然认为武王尚有所未慎。他接下去说：
“虽然，武王于此重言民，犹有所未慎也。既曰民之视听即天矣，则今日亿万人之倒戈以北者惟民也，他日《多士》《多方》之交作不典者亦惟民也。民权畸重则民志不宁。其流既决，挽之劳而交受其伤，将焉及哉。”
“民权畸重则民志不宁”，这个观点是儒家特产。儒家亲民保民重视民权，同时又重视民权和君权（治权）的平衡。西方民主就有民权畸重之弊，三民主义将民权主义化，结果不仅民志不宁，而且深度民粹化。愚昧残暴无法无天的民众最容易被极权主义利用。正如孟子所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张载《正蒙天道篇》说：“天视听以民，明威以民，故《诗》、《书》所谓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而已焉。”王夫之在注释说：
“天无特立之体，即其神化以为体；民之视听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若民私心之恩怨，则祁寒暑风雨之怨咨，徇耳目之利害以与天相忤，理所不在，君子勿恤。故流放窜殛，不避其怨而逢其欲。己私不可徇，民之私亦不可徇也。”
逢君之恶固然罪大，逢民之恶、徇民之私亦非正道。民众与天相忤的私心恩怨，是不足以体恤的。对于犯罪分子，该流放就流放，该窜殛就窜殛，不可避其怨，不可逢其欲。对于民众，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制包括礼乐刑政，故齐之以礼包括禁之以法。
对于民情民意的非理性和，王夫之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尚书引义》中，王夫之提出来“奉天以观民”的观点。他说：
“夫物之视听，亦未尝非天之察也，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则视眩而听荧，曹好而党恶，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万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阗流沔，溢于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诘其所终。若此者，非奉天以观民，孰与定其权衡，而可惟流风之披靡以诡随哉？故曰天视听自民视听，而不可忽也；民视听抑必自天视听，而不可不慎也。”
民众是很容易被耳目之视听所眩而物化的，物化之民很容易被蛊惑而产生非理性的疯狂。在主权问题上应该尊重民意，不能“舍民而言天”；在行政方面则应该“奉天以观民”，不能“舍天而言民”。“天视听自民视听”和“民视听抑必自天视听”，相反相成。
所谓“奉天以观民”，就是以天道为标准“审民之视听，以贞己之从违”，以天道为标准去判断民意品质如何，正确与否，从而决定自己是顺从之还是违反之。天道即中道，唯儒家才能“允执厥中”，故天道标准也就是儒家标准，由儒家圣经和圣人承载。
“民权畸重则民志不宁”，“民之私亦不可徇”，“奉天以观民”。这三个政治观点为儒家所特有，值得今人深长思，展开对五四哄然掀起、至今余波荡漾的民粹主义思潮反思。民粹主义打着争夺民权的名义，违道干誉，徇民之私，只有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无助于良制良法建设，恰好为极权主义作嫁。这个道理，民众不明白不要紧，文化人和政治人必须明白。
2016-9-23余东海
北京之春2016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