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冯崇义先生讲，互联网出现了第三域空间，或者叫“虚拟的公民社会”。现在看习近平的态势，我觉得他不仅是要争夺回刚才崇义讲的“社政一体的权力”，不仅是要重树那个preference（偏好），他还要建立一种更高的权力，那就是“对现实的界定”。
什麽叫“现实”？什麽叫Reality？习近平对“现实”的界定，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只有我包装的、塞进你的脑子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什麽这样说？因为在中国做实地研究时，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着名中国通沈大伟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沈大伟到中国去，他谈的任何东西，只要官方不喜欢，就会对他说，“你不了解中国国情，你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当他一比较中国跟印度，发现了中国的一些问题以後，中方主人或学者就会说，小黄呀，你真的还不懂中国，你还需要了解中国的现实。
那麽我每次回中国（我已经七年没法回去了），以前每次回去，总是有很重要的一些各级领导呀，学校的那些干部呀，做官的同学学生呀，就请我吃饭，请我吃饭就是要给我讲中国的“现实”：千方百计告诉你中国是什麽样的，是你应该理解的。我们2008年到四川灾区去拍电影《劫後天府泪纵横》，跑到真正的现实去看了，然後与这些官员朋友交流，他们就说：你看到的，不是真实的现实！
这就是我说的：中共掌握了现实的定义权：第一，他们不相信常识，对我们的常识判断，他们要否定；第二，他们不相信我们个人的经验，连经验他们也要否定。只有官方公共媒体进行界定的、认可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才是正确的，才是人们应该相信的，才是人们应该消化的，才是应该植入到我们脑海里面的！“现实”只存在於“我们的认知和官方的认可相一致的区域”。这就是中国目前极权主义发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态势。
崇义兄讲到他那本书《中国宪政转型》，我也刚在明镜出了一本书，《红太阳帝国》，刚刚拿到，我很高兴、很激动，要感谢何频、感谢陈小平。那麽我在书里也提到一个问题：中国目前宪政真的倒退了，倒退是全方位的。不仅从宪政层面上，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挫折，中国真的会有可能进入到一种黑暗的状态；里面还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就是我们发现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在起作用。
显然习近平的权力意志很强，习近平的权力意志是什麽？他跟邓小平的权力意志是完全不一样的。邓小平的权力意志是通过分权、通过让利，通过个人和集体两头的积极性，通过对外开放进入到国际空间，是这样来行使的权力；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是通过集权，通过使用政治权力想去掌控整个社会、掌控整个经济，他甚至认为他可以去“命令经济”来为他的政治服务。与邓小平相比，他的脑子里的权力意志有很大的不同。
习近平“三种主义”统治中国
习近平的权力意志的转变，跟社会形成了一种二元互动，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权力还没有搞定的时候，有一种权力均衡。宾州大学的金骏远教授（Avery Goldstein）在他的着作《从跟风到权力均衡政治》（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一书中，把他的老师沃尔兹的一个模式拿来：中国如果一旦权力平衡了，就会出现派系山头各划地盘、和谐而不折腾；但经常平衡会被打破，大家一旦发现谁是占据主宰地位的霸主以後，就立即出现了bandwagoning──爬上战车、爬上宣传车，或者叫“跟风”。
中国在胡温下面原来是“九龙治水”、权力平衡，到了习近平接班後进到一个“跟风政治”（bandwagon politics）。因为习近平的强势和他权力意志的走向，使得中国目前出现的现象，就是全部人都爬上他的战车去了，造波助势，让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崇义兄讲的，意识形态的一种重建，包括某种复活：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消灭过，只不过後来领导人把它隐性化了、搁置在旁边不用了；今天又把它捡起来了，而且捡起来後是用更极端主义的、更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在挥舞。
习近平说中国面对的威胁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我觉得习近平自己就正巧在用这“三种主义”统治中国：他的极端主义，就是从原教旨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而来；他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犯罪、国家恐怖主义；他的分裂主义不正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嘛，香港好不容易回归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又想独立出去了，台湾现在渐行渐远，西藏、新疆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独立的可能性是在增加而不是在降低──习近平现在真的走向这“三种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建回归了。
但是习近平意识形态的重建和中国学术大趋势的变化又有关系。我在我的书里面概括为：“从卡尔·波普尔走向卡尔·施密特”。卡尔?波普尔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曾读他的书，在80年代初，卡尔·波普尔着作在中国风行，他想要提倡的是：猜想、反驳、证伪、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然後就是“自由主义剃刀”原则，开放社会，反对封闭社会，等等。这是我们在80年代初期的主流思潮。但是到了今天呢，刘小枫、甘阳他们这些人都在推崇另外一个卡尔，那就是卡尔·施密特；几乎所有卡尔·施密特的着作都翻译成中文了。最近我搜集卡尔·施密特的书，一共收到了13本书，我还没读完，读了大概五六本。
卡尔·施密特的论述帮助和暗合习近平，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卡尔·施密特说，我们所谓的“政治”，就是要搞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政治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坚决不让敌人掌权，把权力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卡尔·施密特的The Political，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习近平现在做的一个根本事情：敌我关系。
卡尔·施密特讲的另一点，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就是决定者（decider）、决策者（decisionmaker）。他说西方的议会民主、自由宪政之所以走不通，是因为个人主义跟宪政主义、自由主义跟民主，都是有内在矛盾冲突的，它们不可能并列存在下去。
他说只有主权者（最高的定夺人decider）才能把民主宪政保护起来，因为民主宪政如果陷入困境，宪政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困境的，只有靠人──就是靠领袖，decider，也就是靠习近平，保证中国走向“共产党的宪政”。所以我们说，施密特的思想是在影响习近平的许多决策。
施密特理论早已破産
刚才崇义兄讲，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短期内非常悲观，但是相信，再有十个习近平也不可能阻挡历史的发展。我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卡尔·施密特今日在中国这麽红，但是其实在政治上，他在二战中就已经破产。
为什麽？因为他研究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并认定魏玛共和国展示出的问题，就是西方宪政的一个危机。第一他的推断是错的，为什麽这麽说？西方宪政是有危机，但西方宪政有几种不同的组织形式。魏玛危机展示的就是议会制加多党制这样的一个宪政危机。但是二战以後，你们发现吗？二战以前实行总统制的，或者是议会制两党制的，就没有发生这种危机：像英国就是两党制议会制，没有这种危机；美国是两党制总统制，也没有这种危机；但是，因为多党议会制的缘故，德国、法国就发生了这种危机。
但我们看到二战以後，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新宪政运动，法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就把多党议会制变成了多党总统制，第五共和国就很稳健了；德国就把原来的多党议会制变成了所谓“首相集权制”（chancellor democracy），尤其加入了两个很重要的宪法条款，一个是关於5％的最低门槛限制，就是政党只有获得5％的全国选票才能够进入议会、获得议席；第二个就是对总理弹劾的建设性投票，也就是说，没有达成共识找到新总理之前，不得倒阁。所以德国也把这个“魏玛危机”问题解决了。
我们看到，其实日本也解决了，日本是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再跟多党议会制配合，形成稳定的政府决策机制。所以我认为，卡尔·施密特在二战以後，其实已经被证明在理论上破产了，因为他所谓的“领袖论”已经被击败了，他嘲弄的所谓“西方民主没有领袖”也被证明错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等人，都是在西方民主中产生的领袖，最後把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通通给击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还在把卡尔·施密特的破烂货拿出来用！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什麽地方呢？我在书里也提到的，就是中国政权的“杂种化”，因为它杂种化了，就什麽东西、病毒都吸在身上，它把好的变成坏的、坏的变成邪恶的，为己所用，泛滥猖狂的时候，甚至危及世界。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它就是个“杂种”，就没办法往下延续，就像骡子，看起来很强壮，但它没有生育能力。我相信，中国政权目前显得很有强健活力，但是它没有繁殖力，没法延续下去。（未完待续。 选自明镜出版社 《中国再入险境》）
来源：明镜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