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物雕像（网络图片）
【内容摘要】学术界相当普遍地认为，希腊自古以来就是西方。这种观点的具体含义是：西方特别是希腊，自古以来就与东方特别是中国不同，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东方∕中国和西方∕希腊是世界上两种本性不同的民族，而且这种不同的本性将永远保持下去；惟其如此，才构成丰富多彩而又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多元世界。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包括希腊，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西方。即便是希腊，在远古时代，在文化上也完全是东方性的。希腊文化中的西方性是在历史演化中产生的。本文考察了希腊在文化转型中个人主义的产生过程。
【关键词】希腊；文化转型；个人主义。
【作者简介】顾乃忠，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退休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前面两文已经表明，前希腊社会的文化，就其本性来说，与地理上的东方国家一样，也是东方文化。从本文开始，我将力图证明，希腊文化中的西方文化因素是在希腊历史的演化中产生的。
希腊文化由东方性向西方性转变由如下四个因素构成，即理性主义的产生、个人主义的产生、自由思想的产生，以及民主政治的产生。由于篇幅有限，希腊的理性主义的产生略而不论。本文和下面两篇分别讨论希腊的个人主义的产生、自由思想的产生，以及民主政治的产生。
在理性主义之外，希腊文化由东方性向西方性转变的第二个因素是个人主义的产生。
像所有的古老文明一样，在前希腊社会中，人们将民族、国家、集体等公共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个人只能为公共利益而存在，在必要时个人必须无条件地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群体利益至上的国家主义或集体主义。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个人主义。
希腊个人主义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希腊的城邦体制。希腊城邦是一个具有万人规模和独立主权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内部共同崇拜一个神，并实行自给和自治。城邦相互之间或则联盟或则对立，但不管联盟还是对立，它们各自都保持“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1]这种城邦体制从内外两个方面为个人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从内部来说，因为自给和自治，使城邦的每一个公民需要并可能成为城邦的主人；主人当然需要并可能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而这种按照自己意志的创造性工作本身就是个人意识的表现。此外，城邦的规模也适合个人主义的生成。对希腊人而言，具有共同崇拜神的、共同集合地的和万人规模的共同体，“最能调动人类社会两个敌对而又波动的要素——秩序和自由；因为再小不够安全，再大容易形成暴政”。[2]由于这些因素的凑合，希腊人在这种城邦体制里过着一种既承认一个政府又有个人自由的生活。这是一种政治原子论。在这种政治原子论的支配下，希腊人的公民意识和个人意识开始觉醒。
从外部来说，虽然每一个城邦只准仰信本城邦所崇奉的神，亵渎本城邦的神必然要受到惩罚，但是在各城邦的主权独立并且边界开放的情况下，某一城邦的成员在亵渎了本城邦的神并且可能面临处罚的时候，他可以逃往其它城邦，以求别的神来保护。比如苏格拉底在被雅典判处死刑时，他本是可以逃出雅典以求自保的，只是由于他拒绝逃跑才主动饮鸩就刑。这种触犯了一个城邦的神以后可以寻求其它城邦的神保护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多神论体制。这种多神论体制直接为不同类型的个人的产生和信仰模式多元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多神论中，“一个神不会否定和亵渎另一个神！在这里，个人首次被承认，个人的权利首次得到尊重。诸神、形形色色的英雄和超人、凡人和下等人、侏儒、仙女、半人半马的怪物、山林神怪以及魔鬼等等都被创造出来了，这正是一种不可小觑的预演，即对个人自主进行辩护的预演。”[3]正是这种对个人自主进行辩护的预演，“将所有的人由猎人状态驯为公民”。[4]
希腊个人主义兴起的根本的标志，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如前所述，在前希腊社会中，群体利益是至上的，人是用社会来定义的。而在希腊文化中，定义人的自然单元不再是社会或群体，而是个体；在这里，个人的目的、需要、价值、尊严成了至关重要的东西。相反，社会制度变成人的需要获得满足的自然方式；就是说，社会制度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有论者这样论述希腊个人主义兴起时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上人们的价值观：“……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区分被绝对化了；人是由个体词汇来定义的，而政治，至多也不过是某种伦理原则对于人类群体的应用，而不是相反。个人获救而非公共秩序，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为公共需要而牺牲获救，这是一个人所能犯下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是对使他成为人的一切、对内在于他的理性——惟有它才给人带来尊严与价值——的背叛。”[5]
在希腊个人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第一，知识分子关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希腊知识分子关心的重点的变化发生在伊壁鸠鲁的atararxia（不动心）和斯多葛的apathia（超然）之间，二者相距不过二十年。二十年间的变化几乎是决裂性的。在此之前，“一度似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而在不到二十年之后，没有一个人再去思考这些问题。亚里士多德学派在搜集植物标本，积累关于行星、动物和地理构造方面的资料；柏拉图主义者关心数学；没有人再对社会或政治问题说些什么——它突然成了一种处在严肃之人视野之外的主题。”[6]第二，新型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在前希腊社会中，主导型的知识分子是以维护传统和公共秩序为宗旨的，柏拉图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希腊文化中，新型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以破坏传统和公共秩序为己任，其中走得最远者当属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堪称新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声称不得不改变货币，即摧毁旧价值并代之以新价值”：“他夸耀他不属于任何城邦”，认为“只有独立的人才是自由的”：“他处心积虑地动摇公共舆论，以让人注意市民生活的无理由的荒谬性以及传统的虚伪性”：“他倡导全然不顾礼貌：性交以及每一种亲密活动都可以公开进行”。论说者评论道：“这是个人主义的绽放，但是被我们的权威当作是怪异和有点疯狂的。”[7]
希腊的个人主义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伊索寓言》有一个《驴子和老农夫》的故事，说的是：一天，老农夫在牧场里坐着，看着他的驴子在附近吃草，这时他突然瞥见有人带着武器悄悄地接近。他立刻跳起来，要驴子赶快跟他一起跑，“否则，”他说，“敌人会抓住我们的。”但是驴子只是懒洋洋地环顾四周，说道：“就算被抓住了，他们要我杠的东西会比我现在要杠的更重吗？”他的主人回答：“不会。”驴子说道：“哦，那好吧，他们真要把我抓走，也无所谓，因为处境不会更糟了。”[8]《伊索寓言》曾经长期作为口头文学在民间流传，不排除其中有些故事是伊索以外的其它人所作。但无论如何，该故事中驴子的形象只能是掌握了希腊思想精髓的作者所创造。显然，故事中的驴子是真正能够体现希腊思想的雅典人的象征。这种不以主人的是非为是非、只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的思想境界，这种不是坚持整体利益至上、而是个体利益至上的价值标准，与斯巴达人的那种不管国家政治制度如何，一律在战场上为之“马革裹尸还”的境界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而这种不以主人的是非为是非、只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的思想境界，和不是坚持整体利益至上、而是个体利益至上的价值标准，就是希腊的个人主义。
希腊的个人主义更表现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史家威尔·杜兰十分具体地向人们描述了希腊黄金时代的道德状况和希腊文化转型期的社会风貌。杜兰指出：“公元前第5世纪的雅典人不是道德的楷模；知识的进步已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脱离了其伦理传统，并且将他们转变为几乎不道德的人。他们因重法纪而享有令誉，但是除了对自己的子女外，很少有利人的观念；甚少在良心上感到不安，从没有想到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们的邻居。”[9]杜兰还指出：“希腊人可能也承认诚实是美德，但是他们想尽一切投机取巧的方法。……大家抱怨，虽然政府设有监察官，雅典商人在货物里面掺假，克扣斤两、找头、移动天平的杠杆支点作弊。乘机骗人；例如，腊肠里面灌狗肉。一名喜剧家称鱼贩为‘刺客’；稍微含蓄的诗人叫他们为‘小偷’。政客们也不高明多少；在雅典的公务员圈中，不被人指控使用卑劣手段的，微乎其微；像阿里斯蒂底斯这样诚实的人，是轰动社会的大新闻，几乎被人看作怪物；即使用犬儒哲学家戴奥真尼斯（Diogenes）的‘白昼灯笼’去找，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历史家修西的底斯说，人们宁愿被人称作精明而不肯让人说自己诚实，怀疑诚实是头脑简单。要找出愿意出卖国家的希腊人，是一椿容易事。‘希腊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处心积虑想叛国的人。’希腊旅行及地理学家保塞尼亚斯说。贿赂是政治上求闻达、犯罪求赦免及外交冀有所成就的常用手段；议会拨给伯里克里斯大笔的款项，供其作秘密用途，想是用来润饰国际谈判的吧……”[10]这些就是希腊个人主义兴起时期人们的道德状况，也是希腊文化由东方性向西方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风貌。读着这些文字，人们不禁想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某些东方国家——比如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人们的道德状况和社会风貌与之何其相似！对于当年希腊社会普遍存在的投机取巧、坑蒙拐骗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人的道德败坏和品质恶劣，如果说这些表现确实是人性之恶，那么这种恶首先是由恶的制度和恶的法律所催生的；在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法律下，这种恶的逐渐消失和基本消失就是证明。因此，所有的这些恶都是个人主义在恶制和恶法下的畸形表现。
尽管如此，个人主义给希腊文明带来了辉煌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个人主义也曾经给希腊人带来过损失，比如有的城邦因未能团结一致而遭致战争的失败，整个希腊因未能团结一致而使它所崇拜的自由终于破灭；但是，个人主义却是希腊人创造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因为个人主义使希腊人懂得并学会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如史家所说，如果没有希腊的城邦制特别是多神制所造就的个人主义，“希腊也就无法成为希腊了”；并且“也只有透过这种公民的个人主义意识，这种几乎毫无限制的独立主张，此种制度、习惯、艺术以及宗教的歧异，经由竞争和摹仿，使整个希腊在一股强劲的激励下度过其它社会从所未闻之一种热情、充实而富有创造力的人生”。[11]
希腊在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文化的由东方性向西方性转变。对比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和当年希腊社会的个人主义，我们是否能够看到二者之间的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是否能够从中看到中国未来文化转型的方向。
（未完待续）
1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载于《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页。
[2]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292页。
[3] [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4]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250页。
[5] [英]伯林：《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载于《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52页。
[6] [英]伯林：《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载于《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52页。
[7] [英]伯林：《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载于《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56—357页。
[8] [古希腊]伊索：《伊索寓言》，陈璐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9][美]杜兰：《希腊的黄金时代》，幼狮翻译公司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66页。
[10] [美]杜兰：《希腊的黄金时代》，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67—68页。
[11] [美]杜兰：《希腊的兴起》，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292页。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3/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