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所谓“集体学习”的模式，始于江泽民时代。在专制体制之下，每个精心挑选的讲员都是善于揣摩上意的御用学者，他们所讲的内容都是政治局成员们肯定会喜欢的“垃圾食品”。最搞笑的是，每次“集体学习”，“一号首长”都会率先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会被媒体报道和被全党学习，而讲员反倒成了陪衬红花的绿叶。
这一次也不例外。习近平是会议的“主持”者，他首先发表了一番洋洋洒洒的谈话，将中国在峰会中的作用用“三个最”和“六个首次”概括出来。这一次峰会的荣光，早已盖过了胡锦涛时代的奥运会和江泽民时代的香港回归大典，不一定绝后，也算是空前。即便与毛主席纪念堂中的那具僵屍对话，习近平也有充分的信心对他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所谓的“三个最”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杭州峰会“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峰会”。中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成声势，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
所谓的“六个首次”是：习近平指出，“我们首次全面阐释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这些言论，怎么看都是大跃进时代的风格，夸饰、宏大却空洞、虚幻。以习近平的年龄而论，他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之际。他的精神结构和语言风格，不脱大跃进和文革的烙印。
中国的经济模式能向全球推广吗？
习近平宣称，中国在峰会上“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似乎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国家，是世界的“大救星”。好大喜功、自以为是，无过于此。
习近平的这番“大话”，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中国的经济模式可以向全球推广。这句话若是在江泽民时代后期和胡锦涛时代前期说出来，在国际上倒是确实会有很多“熊猫拥抱者”信以为真、引以为至理名言，因为那时中国的经济还在蒸蒸日上、烈火烧油般地上升、发展。但是，这句话放在二零一六年讲出来，却已经是刻舟求剑、时过境迁，不仅没有人会相信，而且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习近平以一种一本正经的方式讲出他的心里话，却没有想到，他的心里话会被全世界当作笑话来看待。一个人，没有自知之明到怎样的程度，才会上演一幕“皇帝的新装”般的活报剧呢？
习近平身边有不少经济方面的智囊，比如有过留美经历的刘鹤。然而，这些人能对习近平发挥怎样的正面影响，如今却一点都看不出来。弱智者只会用比他更弱智的人。所以，即便是稍微聪明一点的人，也要装得比领袖更加弱智，这样才可能在深不可测的中南海里混下去，这是中共人才选拔中的潜规则之一。而那些真正敢说真话和实话的学者，只能去国流亡。比如，对中国经济的症结看得透彻肺腑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她开出的诊断书，习近平敢看一眼吗？
何清涟在《国人应该知道的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一文中，指出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六大困居。第一大困局是：世界工厂地位衰落，产业结构调整极难。世界市场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低端制造业，中国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GDP，刺破泡沫意味着GDP大跌，谁也没有勇气。
第二大困局是：庞大的失业大军。中国劳动力数量庞大，市场却饱和，同时大量机器人进入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下降。
第三大困局是：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中国的环境污染是立体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全面严重污染。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矿产，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都对外依赖严重。
第四大困局是：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第五大困局是：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第六大困局：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不可持久的社会。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里还有能力“金针度人”？这种不可持续发展的、自我毁灭式的路径，又有哪个国家愿意一心一意地效仿呢？
先经济后政治的中国版“世界共荣圈”
习近平的野心不仅仅在于推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要随之推广中国的政治模式，进而取代美国成为惟一的世界霸主。习近平的真实心思隐藏在这句话当中：“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换言之，他认为美国已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吾可取而代之”的时刻来临了。
美国并没有严重衰落乃至一蹶不振，国际力量没有发生习近平自以为的那种剧烈变化。奥巴马执政八年，错误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让确实美国“伤筋动骨”，但还不至于伤及美国的大脑和心脏。就软实力而言，“北京共识”无法取代“华盛顿共识”。全球第一流的人才仍然选择移居美国，而极少移居中国；美国在网络及国防等尖科技端领域仍然遥遥领先世界各国，中国接受并使用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成果和规则；美国在页岩油开采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数年之后美国将取代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而中国长期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输入国。仅以上面几个目标而论，习近平以为中国可以在他的领导下挑战美国，简直是自不量力。
台湾学者曾昭明在《中国的“帝国欲望”》一文中，如此分析习近平政权的外交大战略：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恩赐”的G2 关系构想，必须尊重东亚乃是中国的“势力范围”，退出西太平洋；如果美国不愿意，中国将会继续以“实际行动”，逼迫美国接受华夏版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我基本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习近平版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可扩展至惟中国马首是瞻的“世界共荣圈”。习近平不会满足于只是在东亚称霸，他在南海和东海不停“折腾”的同时，也以“一带一路”的口号让中国的势力深入中亚——习近平既希望与俄国结盟以对抗西方，却又不惜触犯俄国在中亚的利益，普京会被他利用吗？而在亚洲之外的其他地方，非洲逐渐成为中国的“新殖民大陆”，甚至连作为美国“后院”的若干南美国家也被笼罩在中华帝国的阴影之下，这不是“世界共荣圈”又是什么呢？
中国从来就不热爱和平，在实力具备的时候，从未停止过对外扩张的步伐。即便在受到西方列强打击的清末，北京仍然派遣左宗棠出兵西征，屠杀西北少数民族的反抗，开拓广袤的“新疆”。而中共政权建立之后，从不掩饰在世界舞台上“亮肌肉”的习性。美国学者谭若思在《一中帝国大梦》一书中指出，中共建政之后的外交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悍反帝（五零年代），第二阶段是好斗孤立（六零年代），第三阶段是远交近攻（六零年代），第四阶段是追求富强、韬光养晦（邓小平时代）。而从胡锦涛时代后期到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外交则进入中美争霸、主宰世界的新一阶段。中国能如愿以偿吗？
习近平将重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覆辙
习近平的帝国新梦，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早已做过。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在军部控制下的日本内阁提出“东亚新秩序”的概念。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一战之后所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然美其名曰“威尔逊式的世界主义及民族解放”，其实是以欧美为主体，重新分配世界利益，也就是牺牲其他民族以成全欧美民族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日本民族也遭受歧视和牺牲，并没有享受到一战之后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的地位及尊重。所以，日本必须突破华盛顿会议的控制和限制，颠覆诸如海军军力比例等原则。
当时，日本煞有介事地宣称，“东亚新秩序”是为了帮助亚洲各国从白人残暴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被解放之后之后的亚洲各国，能与作为解放者的日本平起平坐吗？当然不能，“东亚新秩序”乃是依照神武天皇“八紘一宇”的理念安排，尊卑等级、井井有条：在“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高居其上，先归顺的满洲国和中国居其次，然后才是东南亚各国。
跟中国作战，日本无须付出倾国之力；挑战英美世界，日本则不可能全身而退。日本历史学半藤一利在《昭和史》中评论说，自以为是世界强国的日本“自我陶醉、骄傲自大，仿佛要把全世界都当作对手般开始发动战争”。而战争的结果正如战后的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所说，日本失去了战前领土的一半，在战争中死去两百多万人，很多城市在盟军的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这是一场输光的赌局。
如今，习近平又坐在同一张赌桌旁边。习近平跟中共历届领导人一样，喋喋不休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孽，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再道歉。他以为，以此煽动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就能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定。他却不知道，对那场战争最好的反省，是昔日的受害者不要在今天变成加害者。谭若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今天的中国，中共高高在上、苦大仇深、担惊受怕的世界观已经灌输给相当一部分民众。经过长期的洗脑教育，民众当独裁者为父母，视西方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将亚洲当作自己的后院。当中国人惟一的宗教是“中国”本身的时候，中国就难以顺利地从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
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帝国梦。他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正是他所严词谴责的日本军国主义份子当年所做的一切吗？踌躇满志的习近平不知道，他自己就是下一具将被抬走的屍体，那几个刚抬走上一具屍体的人，已经站在他的跟前。
——《纵览中国》October 6，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