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医生，无法从医学的角度来判断某人是不是神经病，或曰是不是疯子。我们认为，只要那个人的言行长期不正常，就认为她或他是疯子，或者说有时候是疯子，有时候不是疯子。我们四川省第二监狱劳改三队的女疯子，除了显而易见的精神病人王大芹、杨朝林和欧文芳外，另外还有好几个。
我去四队时，刘伯祥早在那里了。究竟早了多少年，当时我就没打听，一来我不爱打听人，除非有人讲给我听，二来我根本没注意她，直到搬去了女犯三中队，她分在我们组里。
刘伯祥是一个精神和肉体均相当畸形的不幸的四十岁女人。她五短身材，只有一点三米高。她身体前倾，屁股后翘，两只大腿紧紧并拢，膝盖以下往外叉开，下半身像个倒写的丫字。她脸庞瘦削，下巴特尖，一双三角眼很小，又加内斜视（俗称斗鸡眼），奇丑无比。她结过婚，剖腹產过一子。有人告诉我，她丈夫从农村来，比她年轻好几岁，是个健康标準的帅男人。
刘伯祥与我同组的七年里，她从来没有接过一次见，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信，是个被彻底遗忘掉的女人。当时，凡是结过婚坐牢的，无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只要对方以“划清界限”为理由提出离婚，法院百分之一百照准，服刑一方只是被告知一声了事。看来，刘伯祥与丈夫的婚姻关係早已“画上句号”了。
刘伯祥从来不提个人感情和家庭私事，她似乎生活在上不沾天下不著地、无牵无掛独自逍遥的天地裡.把她平日里鸡零狗碎半明不白的关于她犯罪的话语拼凑起来，我们了解到她是因为封建迷信拜菩萨并向他人宣讲信佛的好处被捕的，逮捕她的时候，她又石破天惊地呼了一句“打倒共產党”的口号，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
刘伯祥异乎寻常地节俭，因为她改造表现不佳，每月只有一元零花钱和五角钱卫生费，她几乎一分不花全部存在事务长那里。草纸，她拣旧烟盒废纸片权当，一块旧布片就是她的洗脸帕，她唯一一次奢侈的举动是购买了两块绿叶牌香皂，但是她根本不捨得用，而是拿一块大手绢仔细地把它们包牢后吊在裤腰前，一来香气压邪，二来随身保险。
她属于队上的老弱病残，只做一些纯属无事找事打磨时光的劳动。那时候，老弱病残正在捶黄沙，把结构松散的黄石，拍打成建筑用的黄沙。刘伯祥坐在地上，那沱香皂正好摆在她两腿之间。樊云轩打趣说：“刘伯祥，你啷个长了两个气包卵哟，赶快跟队长报告，把你调到男中队去。”刘伯祥的粑粑没得烙糊了的：“你没想，”她说，“你没想”这三个字，是刘伯祥讲话的八股、开场白，“该把你樊云轩弄到男中队去，那裡需要你做种！”
刘伯祥还花过一角钱买了个小方镜，她笑咪咪满意地把自己的尊容照上照下。何应秀开玩笑：“喂，刘伯祥，看你照得这麼安逸，借给我照一下嘛。”刘答：“你没想，这是我买的。借给你，五分钱一回消磨费。”
三队女犯每天发三瓢水，包括洗脸刷牙洗碗洗头洗澡洗衣服。经过一天的强体力劳动，臭汗污泥满身，人人缺水用，可刘伯祥从来不闹水荒。下午收工回来，她经常只要一瓢水，其余的她说捐献给政府。她洗澡洗头不用肥皂，只让水在头上身上过个路，不管臟衣服有多油，她揉进只能盖住盆底的水裡打个滚，晾乾又穿，洗澡洗衣服她像是在帮别人偷工减料。她走过的地方，风都要臭一阵，我们几个年轻女犯和她住在一个房间里，已经忍无可忍，决定整治她一下。我们先同厨房和发水员商量好，要到了足够的水。然后，何应秀、何良芬负责搬来一个大脚盒，把冷热水和好，我设法把刘伯祥哄骗到我们的露天浴场──晾衣坝（周围有高墙围着，厕所可作澡堂，但只能容纳十来人）。
万事俱备，大家便一声令下剥光刘伯祥的衣裤，原形毕露的刘伯祥来不及弄清出了什麼事，已经像小孩一样被抱进脚盆。我们把她从上到下淋得湿透，不顾刘伯祥愤怒的抗议，把她的“气包卵”取出一块，使劲地抹遍她的头髮和全身，再把衣裤打湿铺在石板地上，狠狠地把香皂抹个够。然后，三个青年人在刘伯祥“打短命”、“死得嫩蒜”、“三辈人活六十岁还嫌命长”的诅咒声中扬长而去，后事拜托她自己完成。
我们满怀喜悦地抄著手站在坡顶上观看刘伯祥。她先心痛地检视了一下只剩小半块的香皂，无奈地开始自己洗，后来竟非常认真甚至享受地洗头洗澡洗衣服了。大功告成回到组里，组上人问：“刘伯祥，你今天好香呀，你的老公带著儿子要来接见吗？”她弯起手指戳向大家：“你没想，你们每个人都不得好死。”
晚上政治学习，刘伯祥黑亮的三角眼没神了，好像被胶水粘住，艰难地掰不开，一到学习时间她就提不起劲。旁边人提醒她莫打瞌睡，免得下学习前得不到梅花（表示当天表现得好）。她费力地睁开眼皮四下寻找，问：“哪个？哪个在啄瞌睡？”“就是你，刘伯祥。”有人说。“就是你，你一贯啄瞌睡。”她反击。有一次，她急了，嫁祸于人，“你没想，我没有。是，是释，释龙妙在啄。”矮胖的阿弥陀佛一贯道信徒释龙妙，九个戒疤透过稀疏的白发依稀可见，快七十岁了，偶尔点头啄脑地在学习会上背几句言，多数时间也是睡意朦朧，拚命与眼睛闭作斗争。但此次她眼睛是睁开的，她问：“咦？刘伯祥，我没有惹你哟，你啷个乱说话。”刘伯祥打了个退堂鼓：“你没想，啄瞌睡是胎中带。”
刘伯祥破天荒地在学习会上发过一次言，多年来空前绝后的一次。那天，不晓得是哪河水发了，刘伯祥自告奋勇地冲出一句“我来发个言”，我们几乎要鼓起掌来。说句老实话，组上如果没有刘伯祥，我们的劳改生活不知会多麼加倍地度日如年，她可爱的丑态百出，给我们枯燥无聊暗淡无光的劳改生活凭添几点笑料。
大概是不习惯在大庭广眾前（尽管一个小组只有二十来人）一本正经地发言，刘伯祥细弱的声音颤抖著。她说：“这个，这个，这个……”，好像火车“扑哧，扑哧”冒出许多蒸气之后，才开始啟动，刘伯祥说了一连串“这个”之后，才出了下文。
“我一个人住的小房间，说它小，还是有点宽敞。我存了好多年哟，才存了五匹窄布，一大罐红糖，怕有十斤。”她是讲年青时住在乡下的故事。“那个晚上，听见外头闹哄哄的，越闹越凶，我想，我想莫不是，这个，这个……，突然，有人敲门，敲得很重，我坐在床上，没有来得及起来，门就遭踢开了，三个男人冲进来，还有一个举起火把站在门口。不等他们开腔，我赶紧把钥匙从衣襟上取下来，”说到这裡，刘伯祥举起右手，手上好像捏了一串钥匙。她接著叙述：“我说‘先生……钥匙在这裡的’。他们打开柜子，把铺盖、衣服，还有那几匹布和那罐糖都拿走了。”她嘆了口气，歇一下，好像回忆过去的事很累。接著说：“第二天打开大门一看，一条街都是羊子屙的疙瘩屎。棒老二（强盗）挨家挨户抢的。”羊子屎的意思是说强盗什麼都不放过，抢了农民的羊，羊被吓得一路拉屎。她结结巴巴地说下去：“我啷个，啷个没有想起送几斤红糖给我的母亲，不说五斤，四斤也好，窄布也可以送两匹，这个，这个，母亲养育之恩嘛。唉，唉。”她停下来，三角眼望著夜空（如果是晴天，我们坐在外面地坝上学习），像是透过时间的雾又看到了旧时的那一幕。
大家以为她的发言到此为止，其实，她的思绪在“快进”。她突然转了个话题说：“这个，这个……。有一次，他买了一双女式皮鞋回来，”这是在讲她丈夫进城之后的事情了，“我好开心，结果一看，是一双三十六码的，我对他说‘噢，噢，你莫要涮罈子（开玩笑）哟。’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指她丈夫买的鞋子是给另外一个女人的，刘伯祥只能穿儿童鞋，最多不超过三十三码。
她的发言虽然与政治学习挖犯罪思想毫不相关，但因为是她仅有的一次，而且内容新鲜独特，大家听得很入神，特别是那声颤抖抖的“先生，钥匙在这里的”和“莫要涮罈子哟”，我们叫化子拣到一句话，三年都放不下，模仿刘伯祥的动作和腔调长期用来开她的玩笑。
有一件事情，刘伯祥明白无误坚定不移，从来不“涮罈子”，那就是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她绝不认帐，千篇一律的答覆是“醉（罪）？酒都没有喝，啷个会醉？”
每年底，每个犯人必须写年终总结，从国际形势大好到国内形势大好到监内形势大好，从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到自己的罪大恶极，深挖犯罪本质到改造的收获进步，不足过失缺点错误新罪，新一年的决心计划等等。刘伯祥不必为这种监狱裡的新八股费力费心，她不喝酒不醉，但终日疯疯傻傻颠颠咚咚，队长的话她从来不听，从未写过年终总结，是四川省二监少有的漏网派。
只有一次，她问我要了一张纸，借了一支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她的不落俗套的年终总结。前面是“人非圣贤，焉能无过”八个大字，下面由“我们热爱和平”作结尾，然后是刘伯祥签字，她十四字的年终总结在小组里引起轰动。何应秀说：“看你不出耶，刘伯祥，你茅草底下盖瓦——有财（才能）不露耶。”
想不到刘伯祥被以长期“拒不认罪装疯卖傻抗拒改造”为由，于六五年初被加刑五年。
在监内召开的宣判大会上，监狱长叫到刘伯祥的名字，她站起来，迟疑了一下，然后从容地一摇一拐地走到前面，接下了那张沉重的纸。那个晚上，她坐在台阶角一个人呕气。樊云轩唤她回房睡觉，劝她：“刘伯祥，你要吸取教训，看你不认罪，结果遭加了五年刑。”还是那句不变的答话：“没有喝酒，哪裡会醉？”樊说：“没得罪，那张纸写的是啥子？”刘答：“你没想，那是红契大约，我没有承认。”
六五年夏末，四川“苗溪茶场”需要劳动力，从省二监三队接收一批犯人走。三队队长选出了一百餘名女犯留下，送走的一百多人多数是所谓表现不好、老弱病残者，像是在脱祸求财。那天清晨，队长把要留下的犯人带到很远的地方劳动，天色很暗了才返回。可是双方的交接搬运工作尚未完成，队长叫我们躲在三队旁就业队的砖瓦厂棚裡，免得两相比较之下，对方要把留下的我们拿走。
回队以后，人少了一半，行李已经搬走，四处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突然，刘伯祥像蚱蜢似地从暗处蹦了出来，咦，她怎麼没有被处理掉？
那天，刘伯祥作了一次她一生中最出色最有成就的答对。
桌前坐著苗溪和三队的干部，共同把名单上的女犯一个一个叫进房间，清点过目查问交接。
刘伯祥手短脚短性格疲沓，言行举止永远保持一种不受干扰不慌不忙的风度，遇上有急事催她走快点，起步跑，她答：“你忙我不忙，到时一齐黄。”可是，当她自己高兴时，偶尔她也会跑跳飞跃一下。她双手后伸，像小鸡张开翅膀，然后微微向上，划动几下，乘划动的惯性飞了过去。过去之后，“翅膀”还要随惯性荡漾数次才收住，动作颇为优美瀟洒，神情怡然自得。据留在队上的厨房犯人告诉我，在队长喊到刘伯祥名字的时候，她很快乐，就是这样优美瀟洒地飞跃进门坎的。
苗溪队长问：“你叫啥仔名字？”刘伯祥据实回答。再问“犯的啥仔罪？”“这个，这个，”刘伯祥有点犹豫了，接著赶紧答道：“他，他们说我是反革命。”三队张国玲队长插嘴：“刘伯祥，你还在扯拐（捣蛋）呀？”刘伯祥的三角眼笑了笑不说话。苗溪队长接著问：“判的几年刑期？”刘伯祥回答：“十年。”马上又大声补充：“我提都提前完成了！”张队长知道这个“货”推销不出去了，生气地说：“滚滚滚，刘伯祥滚出去！”刘伯祥脸带微笑大摇大摆地滚了出来。没有去成苗溪，这应当是件好事，后来有人说，苗溪茶场苦得很。
当然，刘伯祥最后还是离开了三队，那是林彪的一级战备命令，把我们所有女犯还有女就业员一起从重庆清除去了“垫江东印农场”。在那裡，刘伯祥完成了“红契大约”上超额的五年，她属于孤家寡人，刑满后没人收她，她在农场就了业。
刘伯祥生病一贯不肯吃药，不知道是不是与她信教有关。在重庆三队时，一旦生病，她唯一的要求不是药，而是医生，她要求犯人医生陆文燕到房间看她。漂亮的陆文燕坐在她床边，温柔地握住她的手，刘伯祥脸上泛起一片满足的光彩，好像分享到陆医生的美丽，她的病无影无踪了。大家开玩笑说陆文燕是她的“小圈”（好朋友）。
在东印农场当就业员后，刘伯祥又同早已满刑的陆文燕在就业队相遇。
一次因蛔虫钻胆作了手术，刘伯祥拒绝同医生配合，她扯掉输液管，在床上乱挣扎，伤口崩裂死亡。这次，她是否握著陆文燕的手走她的路，我已经回到重庆，不得而知。
刘伯祥言行怪异，她究竟是神经不正常还是知识没有与时俱进，还是二者皆有，我们很难断定，有时候觉得她疯了，有时候觉得她并不疯，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这个最爱以死咒人，最怕别人诅咒她死的刘伯祥，最终，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原载劳改基金会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