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尔晋先生的《特权论》在郭国汀律师的鼎力相助下，终于在海外出版。尔晋嘱咐我写篇书评，我欣然从命。
我第一次读到《特权论》是在民主墙下，当时的名字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刊登在《四五论坛》特刊。洋洋洒洒十三万言，一望而知是沉积多年的心血之作。共产暴政是观念的暴政。在这里，每一种压迫都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其初期，每一种反抗首先也都是理论的反抗。早期的理论反抗常常表现为对官方理论的修正甚至看上去不过是引申发挥。今人不了解当时的政治氛围，或许会对这些满篇马列毛词句的大块头理论文章不以为然，殊不知正是这些文章在当年构成了对专制的严肃挑战。
就在《四五论坛》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陈尔晋到北大研究生宿舍找到我，从此相识。那天我俩在校园草坪上谈了很久。他向我讲述了他的身世和遭遇，至今我还记得他挽起袖口让我看他在入狱期间手臂上被捆绑留下的伤痕。以后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八零年一个秋日，一批朋友组织游香山，我和他都去了。那时他已被临时安置在社科院的青少年问题研究所。此后不过半年多就听说他在南京火车站被秘密逮捕。今年四月，陈尔晋来纽约开会，我们在北京之春办公室重逢，距那次香山聚会已相隔二十六年。一见之下，觉得彼此都没怎么变。陈尔晋比我大两岁，头发虽已全白，但脸色红润，真称得上鹤发童颜。
陈尔晋的经历颇有传奇性。陈尔晋成长于地处偏远的云南宣威，少小失学，靠自学成才，从1974年起开始写作《特权论》，多次上书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来到北京，把他的《特权论》删节后，改名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交给了《四五论坛》发表。1984年，在香港的亚洲人权观察的罗宾（Robin Munro）先生将此文译成英文。因为这部《特权论》，陈尔晋三次入狱，妻离子散，2000年流亡泰国，现定居于丹麦。
说来有趣的是，陈尔晋写作这部《特权论》，最初竟是受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启发，从文章的篇章布局以及作者采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很容易感觉到毛著的影响。更有趣的是作者曾经几次三番地设法把自己的论著投寄毛泽东――这和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上写“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还有所不同，因为李一哲大字报是公开张贴在大街上的，这表明它首先是诉诸公众，是拓展公共空间，因而是对当局施加压力。
一位美国学者曾经问我：“为什么有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要用给毛泽东写信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同政见？”我解释说：由于天高皇帝远，一般人容易以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病都是“浮云蔽日”的结果，因此，向最高领袖讲清事实和讲明道理，或许可以帮助领袖作出改进。又由于皇帝独掌大权，最具有改变政策的能力。再说，给领袖写信好比私下进言，即便在最专制的制度下，这种做法也常常会在原则上（在事实上则未必）被视为合法而不致招致什么惩罚。另外，正因为信是写给寄给领袖的，对方反而不好出手镇压，因为他不愿意承担那份责任。统治者做坏事总希望假借下属之手，一旦球被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反而令他左右为难。如果我们把“持不同政见者”定义为面向公众发表不同政见，那么我们就应该说，陈尔晋的持不同政见生涯是从民主墙开始的。
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民主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作者鲜明地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提出反对特权新阶级的口号，并且还提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等主张。今人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指出作者的这些主张和他的基本理论框架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但是在当时，单单是提出这些主张本身就能产生某种震撼。事实上它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这些主张。
在二十六年之后重读这篇文章，一般读者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它的反特权阶级的部分。这大概也是作者要采用原名《特权论》作为书名的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特權論》所指出的問題，在今天的中国非但沒有克服，反而更有惡性發展。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著書《新階級》，按照如今的齊澤克（Slavoj Zizek，著名的斯洛文尼亚学者）的說法，以蘇俄為例，這個新階級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才真正成型的。若依此說，中國的新階級，也是在鄧小平時代，尤其是在六四之后才真正成型的。在毛時代，中共統治集團一直是極不穩定的，其內部充滿血腥的爭鬥與自相殘殺。到了六四之后，這個集團才穩定下來。我希望作者能在舊著的基礎上再加進新的內容和新的思考，那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是很有价值的。
人与人权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