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痛恨那句著名的废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我不会想到来讨论这个大题目，因为很显然，这种大题目不是一篇短文所能承载的。不过开始思考这个题目并跟朋友们做简单的交流之后，我发现当这个题目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场的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说法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有相当高的“市场占有率”，典型的有，“只要经济发展，专制政权就能维持”，“经济发展购买政治稳定”，“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权势阶层自己似乎认同这种说法，“发展是硬道理”，这种浅薄的实用主义哲学甚至演绎成为只要GDP增长达到8%，中共统治就是稳固的。
这种论断的推论就是经济发展不但产生不了民主，甚至是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就不是什么决定什么的废话了，这已经是公然侮辱我们常识的胡话了。这种胡话让人无法接受。
分析这种说法，很明显就看出这种论断的逻辑贫乏：经济发展是事实，中共继续维持统治是事实，硬生生的把两个事实扯到一起，并赋予因果联系，这大概是一些人认知的通病。再没有比这种逻辑更可笑的。
回到概念本身，经济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经济发展是个人真实权利的拓展。哈耶克说过，控制了一个人的嘴巴，也就控制了一个人的思想。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就是奴役之路。49年-79年之间的几十年，经济发展一塌糊涂，但是专制体制对社会的控制最深入，最有效，除了不间断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民间对暴政的对抗。没有经济发展，民众就没有了反抗暴政的能力，今天的朝鲜，古巴是真实的例子，人们依然伏倒在暴政的脚下，卑微的乞求填报肚子的食物。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专制体制虽然拥有了更多的经济资源，但是重要的是人们不再为了食物，住房，工作，健康而感谢“党和政府”，个人主义和自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理性化政治观念开始形成。这种真实权利的形成和观念的变迁是极权主义最大的对手。
除了这个一般意义上的逻辑，我们还可以结合中国今天的一些现实来具体的分析。
首先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私有经济，而私有经济面临的最大阻碍是权力剥夺和行政垄断。由于产权保护不充分，私有经济无法在法律层面跟垄断权力抗衡，而权力又以种种方式威胁着私有经济。与政治垄断象对应的，统治集团依然试图牢牢控制经济基础，比如国资委辖下的180 多家垄断企业，事实上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经济要有所发展，必须要在上述两方面有所突破，比如权力高于法律的事实要改变，垄断要打破。对中共来讲，很难在这些关键层面与经济发展获得双赢，而必须是逐步交换自己的政治资源。这好比是在整个社会的股权结构中中共依然是一股独大，但是股民并不买帐，要吸引股民，提升股票的价值，中共必须靠不断稀释股份来交换。今天的中国，中共也许还保留着控股权，。但是经济不断发展，就会不断消解这种控股权。.
其次逐步富裕的新生代精英阶层在现代理念的熏陶下，已经不再满足于权力的恩赐，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一片阳光，他们希望坦荡的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驱动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并开始谨慎的发言。虽然这种发言传递的信息是有限的，是迂回的。但是很明显，跟专制权力的逻辑是格格不入的。
有人曾经用精英联盟的模式来解释中共和其他精英阶层共生共荣的局面。这种解释在某个时间段上虽然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显然忽视了很多重要的信息。首先，这种联盟并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伙伴关系，在权力精英面前，其他精英阶层是弱小的，是依附性的，换句话说，这种精英联盟是貌合神离的，是策略性的，是脆弱的。其次，社会演进对这种联盟各方的效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民主化潮流显然是特权阶层的坟墓，但是民主化潮流跟经济精英的利益是完全兼容的，宪政民主并不指向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分配，是政治规则的合理化和可以预期，为经济发展设定更合理的制度环境。这种指向跟经济精英的诉求并不矛盾。那种认为专制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经济精英必然维护专制体制的判断是武断的。
事实上，权力阶层在这点上显示了难得的清醒，他们并不被这种联盟假象所迷糊。因此，这几年来，经济自由化改革已经名存实亡，权力阶层在核心经济控制权上死死不愿放松。
经济发展使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凸显出来。政治垄断下的公民权利贫困，使越来越多的公众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说10 多前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帕类托改进的话，那样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强烈的掠夺性。首先是中共对于整个经济体的汲取能力和汲取份额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利用权力市场化的套路，党政官僚致富速度惊人，腐败普遍化。政府借助改革之名，把一些原来承担的公共责任，如教育，医疗等等给抛离。改革的成本，经济发展的成本却被转嫁到社会的底层。城市的弱势群体，广大的农民在经济发展时代迅速被边缘化。
这种变化后果之一是中共体制效能的急剧衰败。中共政权丧失了在公众面前残留的道义权威，执政能力娱乐化，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执行成本大大增加。另外，中共自身整合能力递减，组成部分离心力增加；源源不断外逃的贪官就是例证。
后果之二是弱者的反抗。当社会不提供机会，法律不提供公正的时候，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显然不会坐以待毙。事实上，他们是这几年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的最大群体，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极大的消耗了专制当局的能量。
我想上面的论述可以破除那个多少有些莫名其妙的论断：经济发展有利于专制稳定。反过来引发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经济发展对于专制统治不再是利好的时候，专制体制会设法阻碍经济发展吗？极权主义的逻辑是，为了垄断权力，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幸运的是，极权主义并不象看上去那么万能，经济自由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专制体制通过重新控制经济来抑制经济发展将是极端不明智的政治自杀。
回到原来的问题，经济发展是否促进民主政治呢？请原谅，我将大段的借用何增科先生的一段论述作为结尾。
“经济发展是民主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它促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通讯的便捷、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收入水平的提高等。经济发展缔造了现代的工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要求产生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管理模式，传统的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管理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源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推动政治发展与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经济发展提高了大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提高了公众的组织能力和行为能力，经济发展也为政治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发展还加速了社会动员，后者是指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并开始逐渐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城市化的发展，识字率的增加，大众传媒的商业化，交通通讯技术日益发达，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人们开始告别传统，逐渐接受现代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并用现代价值观来评判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和积极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社会动员所造就的新的政治生态，为政治系统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基础、契机和动力。”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