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慈禧在评价李鸿章、张之洞时，用到了“老成谋国”这个词，从李鸿章和张之洞的表现来看，名至实归，作为搞洋务的第一代人，李、张二人鞠躬尽瘁。与李、张不同的是，陈子明先生一生未进入政治决策中心，故称其为“书生谋国”。评价其政治贡献，唯有通过他的政治运动经历和立言二途。
陈子明（1952—2014，浙江海宁人）来自海宁陈氏，在他的《囹圄书》中，他曾对自己的家族史做过梳理——陈氏在周朝诸侯之一，战国时齐王室为陈氏之后所篡，改为田氏，汉朝时从田氏中又分出一支姓王，明朝时号称“陈、林半天下”，为江南士林之冠。陈子明的曾祖辈在十九世纪末留学东瀛，祖父辈在二十世纪游学美国，伯祖父曾是《新青年》杂志编委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推动者。陈子明的家族是望族，但是对于陈子明来说，他中庸的父亲固然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也只是北海公园红领巾水电站的设计人。对此，他是感到悲哀的。胸怀政治理想，以知识分子、政治改革家身份自居的陈子明大概不满足于工程师后代这样的身份符号。为此，他在狱中还给七十寿诞的父亲写信，希望父亲在年迈之际，充当《海盐（海宁）陈氏家（族）谱》的编委会主任，合全家之力，编一本族谱。因为这样做，将使自身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有个光耀的传统。
在陈子明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投射。1965年，陈子明打开报纸，看到新的国家领导人选出来了，作为一个小学生，他就意识到“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领导下，更加奋勇前进。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校的生活是封闭的、政治化的，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陈子明温和、深沉的性格贯穿了他的少年时光，以至于没有人会想到这样一位显得中庸而自制的人会在后来的人生中卷入政治活动。陈子明自己也承认，如果顺利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工程师，继承父亲的职业，在那样一个时代，无疑是安全和平静的。
如果陈子明一生待在江南，大概也不会有后来的人生。命运将他送到了北京，而四五运动把他推进了北京的权力游戏规则里面，尽管在那个时候他也不过是一颗棋子，但是能进入游戏规则的人是少数的，他无疑是幸运的。根据陈子明后来传神的描述，4月4日夜，他“在当场群众的要求下，首先领读了小字报（第十一次路线斗争）”，5日，群众把他推举为谈判代表。他做出这样的举动，很有可能是出自年轻人的满腔激情，但是之后错案翻过来的经历则让他尝到了“甜头”。以他在内蒙挖肃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政治敏感，他意识到了最高权力的斗争，机会摆在了他面前，他再也收不住那个温和深沉的心了。
从1977年初到1978年底，他开始主动贴大小字报，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主动配合《人民日报》记者开展调查取证，在那场被官方定位为改革开放的大会召开之前，他参加公审“四人帮”请愿运动，就连他自己也说，这一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派与凡是派的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摊牌”。这一年，陈子明只有26岁，他已经积累起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渠道一旦打通，接下来的政治活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场所谓的“政治摊牌”结束后，陈子明和他的同伴们嗅到了政治的先机，开始主编《北京之春》。他的同伴们比他还要年轻，却已经是团中央委员，少年高位，急需伸展一番拳脚。对于尚未稳固的最高权力来说，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景象和81年前的103天太像了。“接见、看望、座谈”这样的动词让这批年轻人欣喜不已，他们的政治野心悄然萌发。对于没有任何红色背景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他们难以享受的政治春天，但是历史的底牌其实已经悄然写定，黑桃2变不成红桃k。
办刊伸张舆论是康梁党们的发明创造，显然这根本不足以让急于施展拳脚的年轻政治家们满足。于是，1980年的“庚申新政”让他们再一次有了纵横捭阖的机会。如果说，四年前的四五运动只是让他们尝到了甜头的话，那么四年后的“大学生竞选运动”则让他们获得了更充分的资源和基础。这一场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政治选举，直接让这批毫无红色背景的政治新星们冉冉上升。这一年，陈子明28岁。
陈子明十分看重这场竞选运动，为此他在去世前编著了《宪政的萌芽——1980年竞选运动》（上下册），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他用理论家的视野把它纳入到了“宪政”的范畴，自由派视这场运动为80年代灿烂的起点。年轻而沉稳的陈子明参与其中，并以“四五运动”的政治资本，影响了整个北京的竞选，为此他也获得了后来10年事业上的政治伙伴，可以说，他后来创业的成功直接来自于这场运动。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30年过去了，无论是当年登台演讲的候选人还是参与选举的学生精英，许多都担任了中央领导、省部级领导，地市级领导、国企和民企的高层。
如果竞选之后一切顺利，陈子明当选，北京是首善之区，英雄逐鹿，他已经拿到门票，以他的政治资本和政治智慧，怎么估计他的政治前途都不过分。但是，红色显贵是容不得非自家孩子分一杯权力的羹的。陈子明又一次像四五运动那样，被历史分拣机送进了民间的序列。只是这一次没那么幸运，没有了事后翻案。
80年代的十年，单双年的背后是两位元老的擘画，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也随着政治的波浪起伏而捉摸不定。这十年是陈子明无意选择的一条路，也是不得已走上的路，事实上，这样的位置也是适合他的。他善于经营，悉心擘画，游走在权力和知识分子中间，由于有竞选运动的基础，他很快就结交了中共的内部智库，获得了不少的经费。改革年代，百废待兴，一批“陈子明们”施展拳脚，出丛书、办培训班、办论坛、翻译国外著作，配合改革推出研究成果。由于陈子明能最快的获得信息，而且身边也已经积聚了一批高才生，因此，很快，他便摆脱了依附“内部智库”的地位，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体制改革恰如晚清新政，处在北京中心的人，永远获得最优选择权。最高权力只要发出一句改什么，信息就会立马扩散，一批课题就会成立，一批成果也因此产生。陈子明承担的课题包括国家科委的《新技术革命》课题，参与了中纪委、中组部的课题工作，为河北省馆陶县和北京市西城区制定了长期发展规划，当积累到了一定力量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便成立了，这个组织的身份让“陈子明”这个名字更有了力量。
情报、立项、筹资、组队、抽样、上机、见报、出书一条龙的民间科研体系，是陈子明的生意经，这笔生意无疑也塑造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江湖地位，也成全了其在最高权力和研究学者的中间人身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发展顺利的话，也许会成为如美利坚式的选举民意调查中心、基金会、智库、媒体等在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机构。尽管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内存在着斗争，而且最终两派分割，但有政治抱负的陈子明和王军涛迅速的结成政治同盟，悄然化解了这一场危机，在这过程中，陈子明的家人帮了他一把。
任何看似不经意的内部斗争都会是一个大写命运的演练彩排，1989年的五月来了，北京城上空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开始。政变随时发生，陈子明们必须到了做选择的时候。
尽管六月的事件消失在了历史的书写里，但是稍微有些嗅觉的人都能找到蛛丝马迹。而对这个事件的评价，陈子明给出了自己的评判。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中立身份让他夹在两头中间，两头不讨好，这是所有居中者都会面临的尴尬。一边是学生，一边是陷入斗争的权力中心，这一次是他离漩涡中心最近的一次。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袁世凯，老练的政治斗争经验让他没有和康梁站到一起，而是冒着杀头危险站到了慈禧一边。陈子明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过程中，失败了。废帝被软禁到了富强胡同，废帝的属下们则“奉衣带诏”流亡到海外。陈子明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改革中事实上并不是太大的目标，但为了斩草除根，他和他的政治命运也被一同送进了监狱。
狱中的陈子明有更为安定的环境来思考他的“中国未来”，《囹圄书》里记录他和妻子王之虹的书信谈话，脆弱而敏感的他诚实的向王之虹表露自己的心志，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他，他是要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有一番建树的。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命运注脚已经写定，直到后来，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梁启超。宏阔、多变、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大笔如椽、雄心勃勃，但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梁启超那么好的命运，他承受了1989年政变的后果，却没能把这段政治历练在后来发挥出来。
陈子明十分勤奋，在狱中的他开出了大量的书单，并为自己拟定了三大提纲，文明史纲、思想史纲、现代化，他的野心和抱负需要他的妻子给他卖力做助手。政治上的抱负驱使他不知疲倦地读书，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最终他还是在自己最熟稔的“政治运动”和“改革”上有一些著述，他注定成不了学术大家，而只能是政治活动家。对于他来说，只有不断的政治活动才能让他保持高度的兴奋，因此1992年10月20日在狱中他还研究了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对中南海和各省大员如数家珍，他是耐不住寂寞的。
废帝的精神遗民——陈子明们如今已是逐渐凋零，陈子明在狱中完成了精神父亲（从毛泽东到梁启超）的更换，对于热衷于政治的他来说，这算是完成了他的政治理想吧。
谨以此文纪念去世2周年的陈子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