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以来，逐渐执党、政、军大权“三位一体”的胡锦涛继续致力于巩固和拓展权力，其主导的宣称“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也随之浮出水面。
一九八九年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政权的国际声誉下降到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此后，苏东剧变，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在此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双手沾满鲜血的中共政权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主要采取收缩态势，再不敢像毛时代那样公然叫嚣要争当“第三世界霸主”。紧接着的在江泽民时代，虽然江本人极喜欢在国际舞台上作秀，但其外交政策仍然基本继承邓的方针。江光荣高调，中共政权却较为低调。而在二零零四年胡接班上台之后，此形式则发生了一种颇有意味的转变，即胡本人低调，而中共政权较为高调。中共当局希望凭借着中国的庞大的市场和财力，以“和平崛起”为外交活动的新的旗帜——用“和平”一词掩饰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进取”的野心。
但是，“和平崛起”究竟是真话，还是谎言呢？
没有民主，便没有和平
所谓“胡锦涛思想”，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一下两个部分：对内政策为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对外政策则是“和平崛起”，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支持。
在对内政策上，胡锦涛政权真的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吗？如果不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缘木求鱼。所谓的“以人为本”，实际上不过是“以杀人为本”罢了——二零零六年年初广东东洲汕尾群体性抗议事件中，荷枪实弹的武警部队对民众展开血腥屠杀。此次屠杀乃是继“六四”惨案后最大规模的军队开枪杀人事件。
显然，此次杀人事件不会是以张德江为首的广东地方当局私自就能够决定的行动，根据中共军队和武警的调动程序，如此大规模的、全副武装的武警部队的调动，非得政治局常委会议方能作主。自从江执政之后，武装警察作为一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其装备甚至超过军队的暴力力量，人数和开支都迅速膨胀。到了江时代的后期，武警部队成为中共当局用于镇压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的主力之一。胡上台之后更是对此力量青睐有加，多次视察、勉励和拨款。因此，胡所宣称的“和谐”与“稳定”，乃是由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同维持的“和谐”与“稳定”。换言之，中国社会当中最不和谐的部分，正是作为独裁党的中共体系的存在。中共如果真要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不妨先“挥刀自宫”，模仿昔日的苏共那样自行解散。
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宣称以“和平崛起”为主旋律。中共的御用文人一直在宣传中国向来“热爱和平”的陈词滥调，其实中国从来就不热爱和平，穷兵黩武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给周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以“风流人物”自居，插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既不让民众休养生息，也给邻国的和平安宁蒙上了阴影。
正如一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和平只有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独裁政权注定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是一种“不稳定”因素。不久前，德国《南德意志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共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这种变质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识型态退缩、个人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是精英腐败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日前，胡锦涛发表了措辞非常严厉的讲话，要求党内外提防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其实，中共自己的“颜色”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胡虽然是毛主义的赞美者，但他无法将中国再拖回到赤裸裸的左翼独裁的毛时代，而只能顺应目前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势”，而在法西斯独裁的道路上“凯歌高奏”。
胡在意识形态上是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但他深知毛主义早已臭名昭著，依靠诸如甘阳、汪晖等不成器的新左派学者和邓力群、贺敬之等日薄西山的老左派退休官员，根本不可能收拾人心。即便大规模地开展所谓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也在官僚阶层和民间基本上沦为笑柄。因此，胡不得不三心二意地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他根本不管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国际主义”乃是根本对立的。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宁的最大威胁，一个悍然鼓吹民族主义的政权怎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重要的和平力量呢？中共当局已然陷入了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尴尬处境之中，正像那篇德国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使中国拉美化。中国的党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威权政府与大资本结成了同盟，煽动大中华主义，以代替宗教。”中共遂大肆灌输反太、反日、反美之毒素，毒害了绝大多数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由此可见，此种统治形态必然荼毒百姓，并危及国际和平。
西方的短视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近年来，许多西方国家逐渐丧失了对中共政权的警惕性。以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大量投资，成为维持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最大助力。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畸形发展的城市，其经济泡沫大都是由西方投资煽乎起来的。西方的政界和商界的要角们，大都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质，假装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如对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残酷迫害。这种对超过一亿人口的、追求信仰自由的公民的持续迫害，在西方媒体上却只得到了很少的报道。对于一般西方人而言只会发生在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却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着。
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西方的绥靖政策是由经济利益来驱动的。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向中国出售其空中客车和高速火车，在访问中国时居然无耻地宣称，天安门事件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我们不必再揪住中共不放，大家还是开心地做生意吧。然而，就在希拉克刚刚返回法国数日之后，中共当局就在广东东洲汕尾对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的村民开枪杀戮，这是对毫无道义原则的厚黑政客希拉克的最大讽刺——天安门事件并没有过去，天安门事件仍然是中国继续上演着的血淋淋的现实。
近年来，法国和德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游说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他们辩解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不能继续用老眼光去看待中国了。但是，法国和德国试图出卖武器的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只有依靠杀人才能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政权。作为一个“名义上”的中国的“公民”，我今年三十三岁了，却从未参加过一次选举，从最高元首的选举到市长的选举，一次也没有。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选举，而是来自于武力，中共魁首毛泽东就曾赤裸裸地宣布：“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并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变化。
中共当局一方面彬彬有礼地向西方人宣传其“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却故意让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人民解放军少将朱成虎在香港对着全世界发出咄咄逼人的威胁，宣称中国可以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发动核战争。朱成虎是血统纯正的“太子党”，是红军的缔造者朱德的孙子。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统治原则，区区一个少将绝对不可能独自发表这样的“个人见解”。即便是在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一个军方的高级将领也不可能在公共场合对本国的核政策轻率地表态，如此胡说八道必然会被解职。然而，朱的发表此国家恐怖主义的言论之后，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由此推知，朱的言论应当得到了最高当局甚至胡本人的授意，就好像主人放出一条凶狠的狼狗去恐吓善良的邻居一样。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高度危险的政权，澳大利亚当局却轻易批准对其出口铀矿的合同，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方已经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保证这些铀矿不会被用于任何军事方面的项目。但是，澳洲的有关决策者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共自从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什么时候真正遵守过国际协定呢？
欧盟不应当向中方解除武器禁运，澳大利亚也不应当向中方出口铀矿。这些短视的行为，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长远而言必将危害世界和平。在没有任何一个邻国能以战争威胁中国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却大肆提高军费，其军费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从朝鲜到蒙古，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缅甸，从泰国到越南，没有一个邻国能够以战争威胁中国，除非它自己决心走向灭亡。那么，中共的炫耀与扩充武力，特别是针对台湾的那部被称为“战争法”的《反分裂法》的高票通过，难道也是其“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吗？
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是关心西方自己的安全
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共是民主世界除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之外最大的威胁。中共是北韩、古巴、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等“流氓国家”的“龙头老大”或亲密战友，胡锦涛与这些跟自己同时出现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的同行们声气相通，也多次邀请这些声名狼藉的人物访问中国，并浪费民脂民膏给予其极其尊贵的待遇。
胡锦涛对北韩的政策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历届党魁都更积极主动。胡在访问北韩的时候，慷慨解囊拿出二十亿美金，帮助金正日这个凶残无比的独裁者度过难关。二零零六年年初，胡又邀请金正日访问中国，行程遍及大江南北，长达九天。在电视新闻上，胡锦涛与金正日宛如亲兄弟般拥抱，似乎邓小平时代两国之间的疏远已荡然无存，北韩部分接受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不再视中共为“走修正主义道路”。这两次往来访问，使得胡锦涛在朝核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将北韩作为叫板西方的筹码，此策略不可不谓为“笑里藏刀”。然而，北韩却独自试射导弹，将中共置身于尴尬处境，胡的“北韩牌”还未打出便夭折了。
在近几个月内，胡锦涛先后邀请来自白俄罗斯、非洲、拉美等地的若干独裁者访华，包括沙特阿拉伯刚刚继承王位的国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在“全球独裁者排行榜”上与胡锦涛互为邻居，胡锦涛向其提出加强“中沙合作的四项建议”，其中有“增进互信，深化政治合作”和“互利互惠，加强能源合作”等。换言之，所谓“政治合作”就是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独裁体制”对抗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所谓“能源合作”就是购买沙特的石油以解决中国的能源危机。从伊朗总统内贾德到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只要是美国的敌人，胡锦涛便统统引以为自己的朋友，根本不管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他只考虑这样做是否能够对维持中共的独裁统治有帮助。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既无道义和价值的支撑，亦不遵守规则和契约。纽曼在《永久革命》一书中指出，近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对于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持否定态度，在国际政治上经常采取战斗的姿态，“经常的真正状态”就成为“自然的景象”。很明显，中共政权是全球大部分独裁政权的“幕后黑手”。奥威尔在极富预言性的《一九八四》一书中，揭示了极权主义国家“战争即和平，和平即战争”的观念。对此，曾经长期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日裔学者入江昭分析说：“在奥威尔的小说中，最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和平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其实质性。和平是什么？应该设定什么样的和平并为之努力呢？这种传统的问题一时已经不存在了，对掌权者来说和平只不过是为了维持极权主义体制而让国家经常处于临战状态而已。虽说和平但国民享受不了正常的生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与战争并没有什么差异。”这就是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对付人民的暴力机器。当然，中共当局不会轻易启动战争机器，因为战争必然导致其垮台，所以他们在国内才会拼命强调所谓的“稳定”，亦如入江昭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掌权者必须要借助科学家或技术人员的帮助，而要发动战争的话，还必须具备‘合理性’的战略和战术，那样的话就会在国民之中植入思想上的自觉。若是为了将他们置于奴隶的处境中，和平反倒是一种理想状态。”这就是中共当局的“战争与和平观”，在和平有利于其继续奴役人民的情况下，中共也不拒绝高举和平的旗号。
但是，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言，不能轻易接受此种自我标榜“和平主义”的麻醉剂。西方世界理应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因为这也是关心西方自身的安全。即使不从道义的立场上来说，仅仅从最自私的国家利益而言，西方也不能对中国的人道主义灾难闭上眼睛，西方也不能愚蠢地相信中共当局掩耳盗铃的“和平崛起”之说。中国的民主化与十多年前的苏联东欧剧变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我们不能说只要中国实现了民主化，全世界的独裁政权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中国的民主化必然会带来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让全球民主化进入波澜壮阔的“第四波”。这样，西方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冷战才可能真正结束，历史才可能真正终结。
──《观察》首发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