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将举行县区级人民代表换届选举。作为当年北大人民代表竞选活动的参与者，我这里讲那一次活动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想来对关心中国基层选举的朋友们不无参考价值。
1980年，根据新的选举法，全国各地举行了县区级人民代表直接选举。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各地的选举并非同时进行，而是有先有后。
北京地区的选举日期被安排在后边。北京属下各区县的选举也不是同时进行，高校云集的海淀区又是北京地区被安排在后边的。
当时，各地都有不少人毛遂自荐，首开竞选之风。主要是高校里的大学生，也有工厂的工人。记得那年暑期我回成都探亲，就听朋友们讲起成都和重庆一些高校的学生竞选活动。其后不久，《中国青年报》正面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的竞选结果。湖南师院的竞选活动一度受到校方阻挠，有数千学生走上街头示威请愿，还有人赴京告状。
北京高校的选举虽然是从11月才开始的，但早在9月初，原来民主墙的一批民运人士就开始串联，准备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一显身手。在选前的串联和准备中，陈子明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北京十几所高校，陈子明积极介入的就有八、九所。当时陈子明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他本人也出马竞选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人民代表并顺利当选。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则参加了她就读的北京商学院的竞选。在北京高校的竞选活动中，不少参选者是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如陈子明、王军涛、李盛平、房志远、姜渔和我；其中有的还是“4.5”运动的参加者。从“4.5”到民主墙到竞选可谓一脉相承。
北京高校的竞选活动有三大特点。一是参选人数多。根据《开拓──北大学运文选》一书里的统计，北京13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名额有十几20个，出马角逐的学生多达78人（其中有六名女生）；竞选者们举行讲演会答辩会座谈会，贴大字报印传单印小册子。不少竞选者还组织了自己的竞选班子，竞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二是选民热情高，绝大多数学校的投票率都超过90%；大字报前，观者如堵；演讲厅内，人满为患。在食堂在宿舍，同学们都热烈地争论选举中的各种问题；有些同学还自发地建立了几家中立组织，发表新闻和评论，进行各种民意调查及统计，发挥了媒体的功能。三是竞选议题深入广泛，同学们都知道区区区代表的选举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他们对区人民代表的相关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对有关学生的具体利益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大家更希望借竞选的机会表达自己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大多数同学关心的热点始终是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改革，中国的自由民主。
由于参选人数太多，很多学校先进行了一次预选，得票多的获得正式候选人资格。13所高校中共有20个学生成为正式候选人，最后有八位学生正式当选。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当年的选举法，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才能当选，很多候选人获得的选票超过了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的半数，但是比起全体选民的人数的半数要少百十票，结果就没当选，留下了七、八个学生代表的名额空缺。应该说当年选举法的这条规定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在很多老牌民主国家，参加投票的选民有时还不到选民总数的一半，按照上面的规定，一个候选人哪怕得到了所有参加投票的选民的票数结果却仍然选不上，岂不荒唐？后来的选举法对这一条作了修正。后来的规定是，只要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超过全体选民的半数，选举就是有效的；候选人只要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就算当选。如果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可以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只要得票数不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就行。毫无疑问，修正后的规定更合理些。如果80年就实行这条规定，当选的学生起码会增加七、八个。但是，修改后的选举法去掉了候选人可以自己宣传自己这一条，这就为当局打压竞选活动留下可乘之机。固然，从法理上讲，法无明文禁止者即为允许，因此候选人照理说还是有权利自己宣传自己的。
80年北京高校竞选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北京市委曾下达内部通知要求学生党员不得参加竞选。不过这个通知遭到强烈抵制，到头来仍有不少学生党员参加了竞选。竞选活动也触动了中共最高层，有的领导人批评我们搞自由化，向党夺权。好在当年的大气候还是比较开放的、宽松的，当局还不至于公开否定和压制，只是到后来对个别竞选的同学“穿小鞋”──例如我就有两年之久不给分配工作。但总的来说，80年的高校竞选活动是相当成功的。我们知道，当时的大学生是最特殊的一批大学生，他们是在经过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已经三、四十岁，几乎是两代人。他们的经历和背景也非常复杂多样。这次竞选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校园之外。也正是通过这次竞选，大学生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基本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首发《人与人权》200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