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说谎的代价与终结谎言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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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匈牙利总理“承认说谎”的一篇内部讲话的外传,引发了自一九八九年之后匈牙利最大的政治动荡。据目击者称,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国家电视台门前,一边高呼着一九五六年反对苏军占领的口号,一边开始向电视台的警卫和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雨点般地投掷土制燃烧瓶和石块。数名警官被困在车上,一些示威者赶紧把动弹不得的警官护送到安全地带。数十名示威者借机突破了警察的封锁线,冲进了国家电视台的第一层楼。一名记者描述说:“那些突入大楼的示威者们连砸了好几台自动售货机……但没有冲进演播室。”一名示威者表示:“我们会坚持游行直到久尔恰尼下台为止。明天来的人数将是今天的两倍!”连日来,骚乱已经造成一百五十多人受伤。

九月十七日,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在执政党内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录音被媒体公开。现年四十五岁、风华正茂的久尔恰尼,二零零零年加入社会党,二零零四年九月选举成为总理,二零零六年再次连任,是匈牙利政坛一颗闪耀的新星。久尔恰尼在这篇讲话中承认,为了赢得选举,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向选民撒谎,谎报政府业绩。久尔恰尼说:“我们从早到晚都在撒谎,因为在我们执政的四年里,政府拿不出引以为傲的业绩。如果我们一定要向选民交代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该怎么说?”他还说:“我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所以除了撒谎我们别无选择。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像我们这样干蠢事。”这段讲话录音的片断首先出现在匈牙利国家电台的网站上,随后在匈牙利的各大新闻网站上出现了更长的讲话录音。

据报道,得知该讲话被公开后,当事人久尔恰尼反倒显得相当解脱。久氏在自己的博客上将那次讲话全文发表出来,并写道:“匈牙利政治目前的问题不在于谁在什么时候说了谎,而是谁有能力来制止谎言继续下去。”他还说:“谎言是整个匈牙利政坛精英的罪恶。”同时,他还对自己这段“激情洋溢的演讲”感到“自豪”。有人据此推测说,此次讲话录音遭到曝光,有可能是久氏一手导演的“苦肉计”。他以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挑战匈牙利政坛的“潜规则”。他首先承认自己以前也是那些说谎者中的一员,然后公开表示自己从此之后再也不跟他们为伍了。由此,他企图深深地触动那些党内和政府内的保守力量,并推动政府作大幅的改革。然而,无论此事是否为久氏本人一手策划,其后果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

这段讲话在这个东欧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久尔恰尼和社会党都陷入了十分尴尬和狼狈的境地。匈牙利总统严厉谴责久尔恰尼“有意地危害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仰”,并要求他公开道歉。百分之七十二的受访者希望久尔恰尼立即下台,而不久之前他才高票当选。那些感到被欺骗的老百姓,尤其是曾经两次投票给久氏的匈牙利人,更是怒火中烧,遂有大规模的市民集会和冲击电视台的举动。久尔恰尼根本没有估计到谎言的危害性,以及终结谎言的艰巨性。谎言就像是一个吸血鬼,它不断地需要新鲜的血液。通常的情况是:当说谎者刚刚开始说谎的时候,似乎轻松无比,因为无须立即为此付出代价和承受惩罚。但是,一旦说谎成为一种事实乃至成为一种习惯的之后,说谎者便被谎言所俘虏,说谎者成了谎言的奴隶。说谎者不得不奉献出自己的鲜血来滋养谎言这个吸血鬼。而要改变这种日益牢固的主仆关系非常困难。即便有一天说谎者恍然大悟了,试图着手改变诞生谎言的外部环境,却因为他本人与谎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无法真正得以“斩草除根”。久氏因为这篇“承认说谎”的讲话而声名狼藉,这一吊诡的事实显示出:谎言拥有何等可怕的毁灭性的力量。圣经中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腾木的炭火。”(《诗篇》一百二十篇三至四节)

此次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所遭遇的信任危机,德国作家、一直享有“德国的良心”的君特?格拉斯也正在遭遇。格拉斯在其新书《剥洋葱》出版前夕,公开了自己当年参加过纳粹武装党卫军的事实。此信息所导致的结果亦为君特?格拉斯未曾料到:他本来希望此细节成为一个小小的新闻热点,成为对该书的一种有效的促销手段。然而,民众的反响会却如此之大。书倒是迅速销售完毕,作者的声誉却受到致命的伤害。《铁皮鼓》故事的发生地波兰但泽市,正式要求格拉斯退还颁发的荣誉勋章,如此应对不可谓不严厉。对于这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巨人,人们不由得不置疑道:为什么延宕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你方才公布此污点?此前那么长的时间里,你一直占据着高山仰止的道德制高点,义正词严地指责那些纳粹的支持者。与此同时,你自己是否扪心自问过?

长期以来,格拉斯本人一直以“敢于说真话的人”自居,德国国内外的广大读者和知识分子也将他看作一种严格道德的标尺。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称赞说:“格拉斯在文明和文化领域里打了许多战役,他始终不渝地在为正义、自由和民主奋斗。”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称赞说:“格拉斯提出了另一种世界观。它将帮助我们去抵御那种极其狭隘的小团体主义的诱惑力而有利于全人类这个大团体。”波兰作家米洛兹称赞说:“格拉斯的文学创作是对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战争所发出的抗议的呼声。这是一个使历史不被遗忘的尝试。他的文学使命在于,对自己国家的人讲真话。”格拉斯的作品大都与纳粹历史有关,他本人曾说过:“去讨论罪责的问题是不够的;仅有解释也是不够的,必须公开谴责它,追究它的责任。这是必要的、澄清历史的诉讼中令人不快的一面,这种诉讼正受到种种规矩的束缚。”格拉斯认同独行侠,对战后德国的历届政府皆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纳粹思想并未受到彻底的清理,他指出:“经常变幻的竞选谎言无法给予人们在逃离后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稍微安稳一点,可事实与此相反,他们所得到的总是这样一种虚幻的希望。只有文学能够部分地在文学形象中去补救双方都做出了牺牲而失去的、赌输了的。白白荒废掉的东西,能够补救给世界带来的不公正以及由于驱逐而带来的不公正。”格拉斯像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从自己国族的历史中发现了“吃人”二字。然而,突然有一天,这一切瞬间坍塌了。

青春岁月模糊不清。君特?格拉斯在与著名记者哈罗?齐默尔曼的对话录《启蒙的冒险》中回忆说:“我十五岁辍学后,突然发现自己已身穿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摆脱不了这种制服以及军队生活的阴影:从服役到被捕,在开采钾盐中,头几次都是在营地住宿。我在做石匠学徒时也居住在教会宿舍。总之,我总和许多人住在一起。”这些细节在其曾经加入党卫军的经历被披露之后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格拉斯身上穿过党卫军的制服,他却从未提及,而只是提及比较普通的“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说谎。他一直都不能摆脱的,究竟是不值一提的“青少年防空兵”的制服,还是曾经让老百姓闻风丧胆的党卫军的制服呢?同时,他又强调“我总和许多人在一起”,言下之意就是,所有的选择和决定都是我们“大家”一起作出的。这位呼吁别人认罪和忏悔作家,自己却像鸵鸟一样,将头深深地埋在沙堆里。当然,参加党卫军时的格拉斯还只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孩子,但并不能因为是孩子,就可以将那段历史一笔勾销:同样是孩子,有的中学生因参与反对希特勒的活动而被纳粹绞死。勇士与懦夫之间、反抗者与屈从者之间,难道不应有所区别吗?

不能说谎。相反,必须从一开始起便与谎言对抗。当年,捷克作家哈维尔给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所有的捷克公民都选择生活在真实和自由之中。这封信撬开了专制制度的门缝。后来,哈维尔回忆说:“基本上,那封信是一种自我治疗,我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后果,但这种冒险是值得的。我重新获得了平衡和自信。我感到又能挺起腰杆,没有人可以再谴责我毫无作为、面对那种令人悲哀的事情袖手旁观了。我感到呼吸轻松多了,因为我不必再拼命压抑心中真理的声音。”拒绝谎言,说出真相,可以从此时此刻开始,不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如果一直等待某个时机降临,说不定你早已沦为谎言的奴隶了。正如哈维尔所感受的那样:“我不再等待世界自身去改善,而是开始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参与那个世界,或者至少可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不可重蹈久尔恰尼和君特?格拉斯的覆辙。

──《观察》首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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