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等学者以23所国内外知名大学财经类院系的专职教师为对象，对教师的来源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在17所内地大学（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中山、南开等）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其中有604人都是最高学历在本校毕业，直接留在本校任教，占全体教师的62%.在中国科技大学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中，在本校取得最高学历的占了54.2%.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有80%的教师都是这个学院毕业的，北大经济学院有64%的教师毕业于本院，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这个比例相对低些（但也占53%），与这些数据相反的是，海外大学毕业生很少有留在母校任教的，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有86%的教师从未在本校就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47名教师中，只有一个人的最高学历是本校。
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东道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介绍了这项调查结果，直言不讳地批评内地高校，超过6成的教师竟然毕业于本校，这一日趋严峻的“近亲繁殖”现象已危及大学的创新能力。这位中科院院士指出，自然界基因的多样性保证了“物竞天择”，使生物不断进化，在科学领域，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同样保证了科学的不断创新。由于“近亲繁殖”，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目前的现实是，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近亲繁殖”的程度就越是严重。
朱清时院士的发言，经新华社报道，刊登在各地的主流报纸上，让人感到触目惊心。长期以来，“近亲繁殖”现象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一直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不知道朱清时院士这次的大声疾呼是不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他也不无悲观地指出，依据现在的教师更新速度，这一现象20年内还不可能根本改观。但他还是坚定地说出了这些真话。这是我们值得欣慰的。一个民族总要有人不断说出真话，才会有希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需要有啄木鸟，而不能光有喜鹊。今天，既然已发现并认识到“近亲繁殖”的严重性，正视这一问题，就有可能想办法逐渐扭转、改变这种状况，哪怕需要时间，需要各方面持续地付出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说，可怕的不是大学有“病”，而是畏疾忌医，而是视而不见，而是忽视、轻视、漠视。
“近亲繁殖”使智力低下或某种残疾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这不过是简单的常识。大学的“近亲繁殖”，其弊病和危害可谓多矣，就近而言，容易形成许多相互之间有师生、同学等关系的小圈子，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可想而知的，它有意无意地为排外心理、关门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在学术层面上，相互之间有学术师承关系，不同的观点、见解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出来。众所周知，学术基因的单一化，对于滋生新的思想是极为不利的。长远来看，“近亲繁殖”注定会造成大学校园内学术创造力的消退，久而久之，大学会失去一种动力，大学本应该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学术基地，能容纳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思潮、流派、倾向，相互激荡、砥砺甚至辩驳、对立，在这样的氛围中，在不同学术因子的交互中，才有可能不断迸闪出新的火花来，也只有这样的大学才无愧于大学的称号。蔡元培先生早就说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也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则，而“近亲繁殖”正好是与此背道而弛。
──《观察》首发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