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吗？
古人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的就是，畅所欲言，对人有利。同样，公民议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利于国家。中国古人鉴定明君，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样板；鉴定忠臣，则有“武死战，文死谏”的标准。一个“听”字，一个“谏”字，都体现言论的珍贵，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历代独裁者为一己之私，才奉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还有一个成语：杀人灭口。换一个说法：灭口，是为了杀人。要么是肉体上的屠杀，要么是精神上的谋杀。所有阻碍言论、封锁新闻的独裁者，奉行的，都是杀人政治。杀人政治，使这个国家沦为危险之邦，绝无安全可言。
据统计，就杀人而言，凡共产党当政的政权，都创下该国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居榜首，屠杀中国民众数千万！这足可证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安全，也没有国家的安全。有的祇是当权者的安全罢了。当然，当权者的这种安全也祇是暂时的。当独裁者最终遭到历史审判和清算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为他们凶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头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都殷鉴不远。当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言论自由。包括交流自由、演说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论自由，不仅保证了公民的说话权利，也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安全
7. 稳定能够压倒一切吗？
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现象和社会矛盾得以公开化、表面化，仅仅从视觉上感受，似乎“很乱”。然而，恰恰是这种曝光，这种由媒体呈现的“乱象”，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各获归宿，冲突得以避免。社会因而具有高度稳定性。
中共宣扬“稳定压倒一切”。它声言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权稳定”。放眼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冲突、与仇恨。贫富悬殊，仇富心态弥漫。更不用说，上访群众的冤屈，拆迁户的血泪，失地农民的愤怒，等等。人民抗争不断，烽烟四起。连中共当局自己的统计都显示：“群体性抗争事件”急剧上升，从2003至2005年3年间，就分别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和8万多起。况且，大量内幕被中共国家机器严密遮掩。如果全面曝光，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极不稳定。遍地干柴，随时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国家，人手一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寻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乾坤独断，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政权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比如，它压不倒因官场腐败而酝酿的民怨；它压不倒因极权迫害而引发的民愤；它压不倒因渴望自由而汇集的民心。一句话，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8. 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吗？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六四”前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发展高潮。“六四”屠杀，不仅葬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至少三大后果：其一，官场腐败空前加剧。“六四”时期，示威学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其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其三，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30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不仅不能平反，一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因为，不那样，何以保持世界第一？
9. 怎样看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连秦始皇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懂。这就好象父母要送孩子上学、供养孩子吃饭一样，是为父为母者的起码责任。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迷惑了很多人，仿佛祇有中共才搞经济。
原来，中共执政的前30年，对中国经济、环境、文化、道德等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全面破坏。“反右”，开创大规模清洗与迫害：“大跃进”，导致经济崩溃，引发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文革”，更使所有破坏登峰造极，文化、文物被毁灭殆尽。无数家庭遭受浩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整个民族道德沦丧，礼仪尽弃。无论在哪方面，中国与世界差距都空前拉大。
回观历史，历朝建政，都首先注重发展经济，奖励农耕。政府修文堰武，让民众修生养息。中共建政，反其道而行。和平时期，居然大规模屠杀民众，全面摧毁经济。创下的纪录，史无前例，空前绝后。
罪孽深重，人神共愤。在高喊了30年“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中共突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听起来完全多余而又极具欺骗性的口号。很显然，中共发展经济，祇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其高官厚禄等既得利益，继续愚弄人民。
“六四”屠杀前夕，武汉军区一名中共“老干部”曾直言不讳道：共产党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下台，如果现在下台，被载入历史的共产党，就祇能是乱臣贼子。我们一定要抓住权力，搞几十年经济建设。祇有那样，才能抵消过去的罪行。
这名“老干部”的“肺腑之言”，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普遍心态。然而，他很天真，殊不知，任何罪行都是无法抵消的，何况是杀人。在韩国，主导该国经济起飞的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因镇压民运和贪污腐化，下台后分别遭到清算，甚至被判处重刑，就是现成的例子。
10.怎样看待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30年的罪孽，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带领中共，从政治“大跃进”一步跨入经济“大跃进”，从政治狂热一步滑向经济狂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商，金钱至上。为了提前尝一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内外巨资搞了一个深圳“特区”，犹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十里洋场”上海。
之后，中共更是牺牲农村，装扮城市。中共高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对外“橱窗”，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绩工程”、“首长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中共官员们乐得利用手中权力，随意批发土地。低价批地，换取高额回扣。
大兴土木，大肆烧钱，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权钱交易，各方伸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制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桥垮路陷楼塌人亡，丑剧悲剧比比皆是。
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沉；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冲刷（2004年7月）。这已经证明，即便是表面光鲜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进出中国、感叹中国“惊人变化”的人们，看到的，不过就是这类华而不实的“橱窗”。
同时，官商黑勾结，急于牟利，动辄上演“鬼子进村”，实施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强行征地、暴力征地。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背后，血腥满目，哀鸿遍野，激起天怒人怨。拆迁户和失地农民抗争不断，成为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
首发北京之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