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直到从70岁的的放羊娃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我才贪婪地吞下两口唾沫，中止了录音。我将老头送出门，太阳更红了，犹如一颗橘子，被挤得更烂，山影笼罩下的马鹿塘街面，有一半浸透了太阳的汁水。司机老张在车里打瞌睡，此时探出头发零乱的脑袋问：“下一步？”
我也问：“下一步？”跟在身后的孙如策抬起腕表应道：“快6点了，可下一步还远。不如在马鹿塘先歇，明天一早走。”我脑子里打了个转，就追问到底有多远？小孙吞吞吐吐道：“车下不去，走路要花一个多钟头，我的腿……”
我正拍着他的肩膀表示安慰，司机老张却插话道：“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多钟头，抓紧点，我们还能赶到。”
小孙反问道：“你能找到么？”
老张满不在乎道：“这方圆几百里，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你就放心地给你家亲戚打个电话，让他们腾出床铺，准备晚饭，我和威老师要在那儿过夜了。”
小孙还在犹豫，一个10来岁的孩子却从斜刺里蹦了出来：“我愿带路！”
我和老张立马欢迎，于是两大一小在寒风习习中上车。小孙扒住车窗，挺遗憾地与我握手，连说“还没有办招待，还没有好好聊”。我晓得他的心思，就拍着他的手背许愿：“我会把你的悲情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车开动时，小孙还跛着腿往前跑了几步，我不忍心，就冲他大叫“明天见”。其实明天见了又咋样呢？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我这种自身难保的异类文人除了耍耍嘴皮子，能起到什么作用！
沿着盘山公路，车开得风驰电闪。这是盛夏，可在路两旁，不时飘过裹棉大衣的农民。斜阳在云里忽隐忽现，穿行得极快，令我蓦然回到早年在川藏高原驾驶卡车的时光：几十里不见人烟，除了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啥也没有。地球空寂得要命，雪坡平缓向上，似乎打一个盹，车就开进天幕了。有时风一起，太阳就变得脸色煞白，断线风筝一般哗哗晃动，眨眼就坠下雪峰。接着，星星或银鱼浮现在深蓝里，令人的心脏也为之窜动。
当年我20几岁，曾感叹“宇宙是个巨大的鱼缸”，可余音未散，我就40几岁了。而司机老张30几岁，已有两个孩子。眼下，跑了20来分钟的“好路”终结了，他一打方向盘，车就拐上了一条机耕土路。一边岩壁一边深沟，可车鼻子前的空间还越来越窄。我的身体和脑袋不由自主地晃悠开来，有那么两分钟，我死盯着老张，因为三条命都捏在他的手板心里。小孙的弟弟，那个自告奋勇带路的孩子，本来横躺在后座睡大觉，此时也被颠醒，把住车门东张西望。老张笑骂道：“小狗日的，眼睛放亮点。”
一直是下坡，老张的刹车踩得嘎嘎响，有两次，车轮忽地定死在悬崖上，老张伸长脖子，边看边退，而后继续往下放车。我抹了一把冷汗道：“早知这么险，今晚就歇在马鹿塘了。”
老张吐了口气：“险的还在后头啰。但愿上帝保佑夜里别下雨，要不明天车就上不来了。”
小孩在耳朵后插话道：“上不来就多玩几天啰，反正学校放暑假。”
我有点冒火了，可转念一想，风云变幻，谁能左右呢？只好闭眼3分钟，向我姐姐的在天之灵祷告，愿归途顺利。
高度降了几百米，机耕泥路换成了碎石路，车在眨眼间变为淘气的小鬼，蹦着高下行。拐过一个直角山嘴，我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望见一个红彤彤的十字架，精神不由一振。尽管时间非常紧迫，我还是在车过教堂顶时，让老张停住，下去拍照。真是天随人意，一抹阳光刚好从乌云缝隙中透出来，我手指微颤，以陡峭如天门的绝壁为背景，拍下了那交叉着的永远的火炬；还拉拢镜头，拍下距离教堂十几米远的一位安详的驼背老太太。她戴着紫红圆帽，将手作遮阳帽沿，正转眼凝视我。
后来这两张照片成为我这个摄影盲的“经典之作”，被一些朋友吹捧，认为那背景令人忆起劳动党统治时期的阿尔巴尼亚，那个几乎被当代社会遗忘了的“山鹰之国”。可惜还没听说上帝的荣光笼罩过它。
老张还以为我是基督徒，就说这教堂里的人他熟悉，可以进去参观的。甚至住下也行。我却断然说：“上车吧。”
面包车又跳了一刻钟的舞，把个老张搞得咬牙切齿，犹如在驾驶坦克。小孩觉得好玩，故意上下颠屁股，我急忙制止。突然，车不跳了，老张换了个挡，却更加小心翼翼，眼珠子死瞪着右前轮。原来路在眨眼间收拢了三分之一，只够骡马车通行。老张没有退路，就照着绵软的旧辙印，一尺一尺向前挪动。为了配合驾驶，我将脑袋伸出窗外，千仞绝壁自车门齐刷刷地切下去，令人一阵眩晕。我急忙摘下眼镜，狠掐鼻梁。幸好我在现实里没有恐高症，可在梦中，我却一再经历目前的场景，车轮滚动在悬崖上，滚动在塌陷的路面上，我连人带车坠下云端，沉入河床，可还落不到实处；河床也是漏洞，车都嘣嘣摔散架了，还从漏洞里往下掉。我拼命大叫，脑袋挂在一边，看着身子在几十米的低处翻筋斗……
当年我在川藏线开卡车，我们车队里就有一个翻车冠军，5年中翻了13次，每次都从解放牌的车头奇迹般地露出血肉模糊的脑壳来。不知为什么，20多年后，我又在采访途中望见他躺在脚底，躺在夕光笼罩的山谷中。
还有我的保护神姐姐，也于1988年逝于车祸。
但是，现实、记忆、梦魇的界限还是在20分钟后清晰了，车安全抵达了位于山腰的列朵涅村，贴着岩壁，停靠在一户农家的院墙外。不及喘气，老张就跃上陡峭的台阶敲门。指着车与门内妇女交涉了两分钟后，才甩了甩有些麻木的膀子说：“妥当了。”
我们急行军一般穿越这岩石上的村庄。经过一牛马充盈的破落院子，我举起相机拍照。步履稍慢，老张就转过身，不由分说地从我肩上抓过背包，赶在前头。向导小孩此时方显出山地人本色，羚羊般跳跃的同时，还不忘与狭道旁的其他孩子打招呼。我们屁股后照旧跟了一长溜黑黝黝的人和狗，直到将我们送出村尾才刹步。
有一股山泉哗哗淌过村子，在拦腰部位，人们建了一公共水池。一个老人蹲在水池边刮洗洋芋，我拍了照，习惯性地要与他交谈几句。不料刚听清“我今年80啰”，老张和小孩竟齐声冲我吆喝。骇得我也模仿羚羊连蹦几个高。
出了村尾，箭一般射过一片梯级包谷地，夕阳就已稳稳嵌在对面山头了。裸露的山体，犹如几个互相撕扯的疯子，在苍穹的病院里痉挛起伏。我们在疯子连绵的肩头上暴走，鞋底嗤嗤摩擦着尖利的石块，溅起一阵阵粉尘和火星星。又过20多分钟，山体的颜色由黄褐转为铁青，山道也越来越龇牙咧嘴。我挥了若干把汗，又跌了两跤，险些就栽下深渊；可前面那一大一小两混蛋，竟头也不回，反而还连走带跳。我蓦然记起老张说过，他那彝族老家，陡得洋芋也没法种，如果遇上天降暴雨，山头的土就哗哗往山脚倒。
“难怪狗日的越奔越欢，”我想，“刮风的速度，衬衣不脱，连汗也不抹。”
就这样吭哧吭哧了近一小时，我们进入一个长长的斜坡。沿坡一排树林，细细的枝干相互缠绕，密得像铁丝网，而网的里面，是粉白的碎石床。我刚拍了一张照片，那两个又窜出数丈之远，逼得我不得不大叫。他们才如梦方醒，自顶端回首，二目已中蛊一般恍惚。
我们在山腰缓行了几分钟，老张有点抱歉地与我搭话，将刚才出发的地点指给我看。脚下是探不到底的天井，原来我们围着井口，绕了大半个圆。暮霭自底部渐渐升腾，随风在两边拉起一座莫须有的虹桥，令人觉得转眼就可以飘回蚂蚁般蠕动着的彼岸村庄。
下坡的道太陡，犹如一条顺着井壁弯曲滑行的蟒蛇。我跟在两个“羚羊人”的后面，连滚带爬，出尽了洋相。最惊险的一次，我忽地溜出五、六米远，骑在了一棵树桩上。终于，在海拔又降了千把米之际，我们也降入又一个汉彝杂居的村落。接着的村间小道要平缓些，我举相机拍下一面肉红色的土坡，还有背着小山似的柴草归来的村民，他被压得满面愁容，却努力对我挤出纯良的微笑。
天色已混沌了，但能见度不算最差。我抓紧时间，又将一个准备进门的老富农摄入了相框。他已81岁，还目光如炬。他说，几乎全村子都晓得我们要来。
“真的？”我感到惊讶。
“山沟沟，外面来个人就算个大事啰。”
几乎随着最后一线天光的飞逝，我们钻入位于一面缓坡的撒戈铲村之陈家。院墙内，猪狗鸡已归圈，可一见生人，就汪汪嗯嗯咯咯地表示立场和态度。我们上了台阶，一个十分整洁的蓝衣婆婆连胳膊逮住我的手，然后才转过头，听老张和小孩介绍情况。
蓝衣婆婆叫董存英，今年85岁，裹着很精致的三寸金莲；跟在她旁边的反应迟钝的爷爷叫陈义尧，今年84岁。老两口正是我此行的主要采访对象。
我们被请进堂屋，饭菜已经摆上矮桌，有腊肉、鲜肉以及两三样菜蔬，这在山区已十分丰盛了。共进晚餐的有老两口的大儿子陈国良，1945年生；二儿子陈国聪，1947年生；三女儿陈国芬，1950年生。还有五、六口，属媳妇及孙子辈，因与土改相去甚远，暂不记载。
（待续）
首发人与人权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