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七日深夜，我将《林老与三份历史性文件》定稿并发出之后，心绪仍因林牧先生猝然辞世信息的冲击而久久不能平复。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翻检出了八年前西安之行珍贵的老照片。当我凝视大雁塔下与林老、马晓明和汤致平的合影时，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生经历极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八年前的初秋，我带着《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徵求意见稿）及丁子霖、蒋培坤老师给林老的亲笔信，专程前往古城西安，请林老和西安朋友对两个宣言的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意见。文本表达了我们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基本认知和对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一些基本思考。
林老和西安朋友见到文本后，自是十分欣喜，然而，他们又十分慎重。在林老地处西安南郊简朴的家中，我对文本形成过程作了简要介绍后，林老提出，他要先读一下丁、蒋老师给他的信和文本，然后再跟我交流。林老读毕，以浓重的陕西口音大声对我说：对《宣言》的基本理念、总的构思和提法表示赞同，对文本的辞章表示赞许。他说，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并会以书面形式写下他和其他西安朋友的意见，让我随身带回北京。接着，林老直言不讳地提到他对“组党”问题的忧虑和担心。他说，不能对江泽民抱有幻想，不能误判形势而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啊！我说，的确有人以为江泽民快开党禁了，所以要抓住时机发起冲击。但是，也有人是抱持宁可坐牢也要挑战党禁的决心才那么做的。林老说，那样做令人可敬，但那样做会立马换来重刑，不可取，还是暂不行使结社自由权为好。对林老的这一看法，我深以为是。中午林老留我吃饭，名副其实的便饭。林老饭量不小，吃得很香，我也是。
第二天上午我应约再去林老家。年过七十的林老提议上街走走，边走边聊。这一次走聊中，林老兴致勃勃地提到他和许良英先生通信往来之事。他十分珍视两个思想者之间的沟通切磋，并要我向许先生当面转达他的敬意和问候。林老说，一九九五年的《宽容呼吁书》出来后，影响很大，也很好。在这一次走聊中，林老还提到另一件使他倍感忧愤之事。性情率真、没有城府的他说，什么样的“事业”中，都会出现有人利用别人的牺牲去“推进运动”之事。可歎的是，在中国民主事业这一最不该出现“政客”的事业中，居然也有人喜好权谋，玩弄别人。有人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突破做人底线的地步。
中午时分，我们步入一家回民餐馆。一起落座的马晓明和汤致平早就熟知林老的胃口，而我眼瞅着林老把一大碗羊肉泡馍吃完后还要品尝甜点时，就忍不住说，您这手吃功是怎么练出来的呀？大家笑了，林老也笑着说：我没练，一直这样，福气好。
不久，我们来到古都西安著名的大雁塔下，并留下了合影，见证了我人生中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我忆林老，只是言说自己心中的真实感受。诚如国涌所言，林老一点不像那种官场上浮沉多年，历练得滴水不漏的人。他性格的优点和缺点都是藏不住的。恕我直言，正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林老生前绝笔》中，就有败笔在内：他的识人和对史实的把握都有可商榷之处。
在即将动身回京时，林老将写给丁、蒋老师的亲笔信交给我，上面仔细说明了西安朋友对《宣言》文本的意见和建议。富有激情的林老还给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送到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五号。信中有这两段话：别人把我们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安定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反对派”。其实，我们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普通公民，我们从事的仅仅是争取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的公民运动。
现在介绍江棋生先生登门拜访。请你耐心地看一看他带去的尚待反复讨论修改的文字材料，并提出你的意见。丁子霖和蒋培坤老师读了林老的亲笔信后，很快于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给林老写了回信。信中说：“我们收到了您托小江代转的信件，我们为您我之间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感到十分高兴。您和西安朋友对文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将予以充分考虑。”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正式发布的《宣言》，就是六易其稿的产物。丁蒋两位老师在给林老的信中，用明快到位的语言重申了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共识：公民运动，应立足于公民自身的个体存在，目的是让每一个公民意识到自身不移之权利，并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应有权利而努力。我们的责任仅仅在于让中国的公民意识到自身的生存状况，意识到是什么妨碍他们去获得应有的自由与权利，而不是代替他们去做本来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做的事情。
仙逝的林老和宝贵的共识，都将长存于世。
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