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因在做评委时将“仁者乐山”之“乐”读做“le”，结果引得十万条短信挑刺。有人正音，此“乐”须发“yao”之去声。而此后，余抛出数种说法为自己辩解，类似汉语读音的简化、类似自己不喜欢成语成语破坏写作创造力之云云。先不论余的态度的可疑之处，其正音万众与开脱一己，实在也是五十步与百步同愚。
中国语文的最大弊病就在于音、形、义的不统一，而中国语文的最大好处也在于根本不管这种不统一。举例说吧，“语文”二字，全国各地加上其他用汉字的区域国家，其发音便有天差地别的异样，但书写就一种（这个先抛去繁简不谈），就是所谓“书同文”。确立汉字的法定地位的统治者，早就下了死律，即不管你读什么，写出来一样就是我中华一家。
那读音有无王法呢？难道可以一派胡言吗？读音也是有王法的。方言可以按民间的意思来，官话就要雅正。但这个政权正一遍，下个政权又正一次。台湾有台湾的语音王法，人民共和国有人民共和国的语音王法，甚至连东京和汉城还有他们在汉字下面的注音标准。那你说，究竟该怎么念？是不是当朝王法不到之处，便可沿用前朝甚至前前前朝王法？或我朝王法疏漏之隙，也可比照他国甚至敌伪分裂政权的王法？类似“乐”在论语里的读音？
说老实话，我就基本从来没按北京话或普通话读对过所有的汉字，因为我的母语是上海话。我学你们这个“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所谓“普通话”比他妈学英语还难！好在有这些个统一的方块字，使我这个外乡人终究没有沦落为外国鬼子。我非常理解一个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前是怎样说一套写一套的，我们以吴方言为思维出发的人基本也在受这种奴役。
但这个事情未必就是坏事。对我们外乡人来说，既然书面语的地位在中国语文中是绝对的，那我们学好书面的文字表达，成本还是要比学一种音义一体的语言要低。因为，汉字掌握它五百就可以阅读，一、二千就可以应付常规的写作，而四、五千基本就是学问家了。而学习以音为主的语言，先别说舌头伸屈的生理困难，就是搞清楚音义的一一对应也要付出你的小命一生。
古人读“乐”为“yao”或“yue”，与今人读“乐”为“le”，对我这个外乡人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这些生来南腔北调的人，唯一的意义是，分清楚此“乐”不是彼“乐”就可以了。反正，我写出来是给你念的，我难倒的是你，而不是我自己。至于，我当一个戏剧导演和编剧，那就更轻便了，我的词始终是交给演员去发声的，他读对读错，关我屁事！曾经有个演员底下窃窃私语，说：“这个导演口音那么重，如何纠正我们的台词？！”是啊，我如何纠正他的台词？
前些天《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我，要我谈鲁迅，我就怕了。我说这样吧，你传问题过来，我书面回答，咱们笔谈，原因就是我说话你听不分明的，我口音重，往往产生令人诧异的歧义，这样对刊物的读者是不负责任的。可是，人家不相信我，以为我在骂人，骂人家文化水平低，听不懂我的前卫术语。这个真是很冤枉，实在是常常我说“民族主义”被记录成“民主主义”、说“优伶”被写成“幽灵”而带来的尴尬。诸位北方地面上的阿姨、叔叔、兄弟姐妹，请高抬贵手，今后放兄弟一马，实在是我的普通话太烂，造成大家忠实记录的误传误达，以至于把一个心肠很软的人弄出了愤世嫉俗、三头六臂的恶相，搞得大家三更半夜里也惊魂不定。多有不是，请周全包涵！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