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香港的大新闻，必然是中共中央严厉批判港澳工作系统（包括港澳办和中联办）。首先是有军方背景的《成报》炮轰中联办及港澳系统，目标人物在香港地区的有张晓明、梁振英；在国务院系统的有前港澳办主任廖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层的有第三号人物张德江（人大委员长兼港澳协调小组组长）以及第五号人物刘云山（负责意识形态），而最终目标则隐隐然是前总书记江泽民及其得力助手曾庆红。炮火之重，目标之高级，都是前所未有的。
《成报》的炮火未熄，中纪委便发表“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关于巡视港澳办情况的汇报》，非常严厉地批判港澳办。虽然从时序看，是《成报》先行，中纪委跟随，但从本质上看，是中纪委准备有所行动时，借《成报》舆论先行。这也是过去中纪委的行事模式：每每在公布一只大老虎前，胡舒立的《财新网》就会提前公布相关人士的坏消息，这个规律屡试不爽。
中纪委与及《成报》为何要在这个时候重炮轰炸港澳工作系统？笔者在2016年9月15日本栏撰文《炮轰中联办、批判梁振英–习近平为港独冒起找替罪羊》指出，港独的出现：
“可以说是香港回归20年来中共对港政策的最大的失败，也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治国理政的最大的败笔。因为历史会记住，在他任内香港出现了以「港独」为要求的分离主义。这一败笔，对习近平来说是极不好受的，这对他推动的「中国梦」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而且他的政敌也会以此来向他发难，成为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的「软肋」。习近平当然不可能为此而「下诏罪己」，他唯有把责任往下推，把对港政策的失败归咎为中联办和梁振英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最近亲北京的传媒出现「炮轰中联办、批判梁振英」的罕见现象”。当时笔者就预测：“整顿中联办的日程大大提前”。
现在事实证明，《成报》这次发难，是配合中纪委对港澳办的巡视，从中纪委的巡查报告看，它对港澳办的巡查是7月4日至8月30日进行的。巡查刚结束，《成报》就在8月30日发表第一篇炮轰中联办的系列文章。
虽然巡查组这次的报告没有直接点中联办，但正如报告所说：“巡视发现的问题是「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这句话表明，他们肯定是先接触了中联办的问题，才顺藤摸瓜找到在上面的根子，从而作出这个结论。所以，在新闻公布当天（10月14日）有中联办人向记者表示，这次巡查组没有查中联办，但这句话只是“夜行人吹口哨”，自我壮胆而已，相信在处理了“上面的根子”后，就轮到处理中联办了。
仔细分析《成报》自从8月30日到10月16日的多篇文章后，笔者仍然认为习近平这次整顿港澳工作系统，是因为他要为自己任内出现“港独”这一败笔寻找替罪羔羊。而最方便的做法，就是把香港出现的乱局，归咎为前朝（江泽民、曾庆红）及其在本朝的余孽（张德江、刘云山）合谋“搞局”的结果。这其实是“法轮功”一贯的论述，而“汉江泄”的所有文章，基本上都是采纳了“法轮功”的这一论述。
笔者不同意“法轮功”这个分析，因为“法轮功”的论述，故意略去几个关键的问题：
一，远在习近平登基之前，他就已经出任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2007-2012）长达5年之久，比曾庆红出任该职（2003-2007）的时间还要长。如果曾庆红要为香港乱局负责，则习近平责任也不轻。例如，他早在2008年7月7日访港时，就提出“三权合作”的论调（注），严重威胁香港原有法制，而他这一思想，也形成了日后香港“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在2012年特首选举时，是习近平“一人一票”选出梁振英。他一个人决定了梁振英出任特首后，便派统战部长刘延东亲赴深圳诏见各选委，要求他们“把思想统一到以梁振英为特首”的立场上来，强行改变了选委们的投票意向，所以人们戏言这是如假包换的“一人一票选特首”（因为是凭习近平一个人一张票就决定了梁振英出任特首）。所以如果说今天梁振英催生了“港独”，则习近平是难辞其咎的。
正因为习近平“一人一票”选出梁振英，所以习近平实际上就被迫要为梁振英所有劣迹背书。笔者在2014年11月6日在《明报》撰文：《梁振英“绑架”了习近平》，指出中共随时要为此付出五大代价，其中包括“梁振英可以继续挑拨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疑虑，破坏一国两制”。所以，如果今天梁振英治下香港出现“港独”，习近平能够没有责任吗？
三，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高度集权于自己一身，改变过去政治局常委互相分工的做法。在他集大权的时候，在2014年推出了白皮书和人大“8.31”决议，这两个根本性改变香港“一国两制”运作模式的文件能够出台，不可能没有经过他首肯。而正是这两个文件，直接促使香港发生持续79天的“雨伞运动”。
基于这三点，笔者认为习近平也必须为香港出现乱局、出现“港独运动”而负责。他现在的做法是“先下手为强”，把责任先推给政治对手，以免其对手以他任内香港出现独立运动为由攻击他这一个“软肋”。
从中纪委的“巡视报告”和《成报》的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看，习近平将会藉“港澳办”和“中联办”出现的问题，来清洗江泽民、曾庆红、张德江、刘云山、廖晖及其在香港代理人张晓明等人的势力，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注：他在2008年7月7日会见港府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大法官及各界代表时，公开要求香港管治班子要「通情达理，团结高效」，「团队要精诚合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此言犹如炸弹，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震荡。香港社会把此番言论称为“三权合作”论。
来源：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