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著作犹如一面镜子，当一头蠢驴去照时，不可能在镜子里看见天使。
――叔本华
一 黑牌
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今天，好象对赐封的“现刑反革命”黑牌还讳莫如深，但在三十年前的毛时代，那是家喻户晓，人人必知必会的游戏规则巅峰。谁把这牌号用得最广泛最灵活，谁就很容易当官，而后越做越大，直到最后可以想给谁，谁就陷于求生难，求死更难的绝境。所以，那年头的“现刑反革命”牌多得来街头巷尾比比皆是。时时用“反革命分子”给人安套，比现在谈情说爱接吻发作发抖还快。那时候随便扯开纸箱踩平，杵上笔墨写上条目连名，再用铁丝穿过，往某某脖子一挂（包括张艺谋叫唱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哇”的少奇同志），就能荣升为万劫不复，千刀慢剐的黑五类。现在三十而立的孩子们听来好象是外星球机器人干的UFF 事。其实不然，在上世纪从中叶到晚期，是中国（大陆）人人谈虎色变，避而远之的头等大事。谁家有人“中奖”，比中世纪患黑死病还要恐怖。
那天，我脖子上的这块黑牌不轻不重，不痒不痛，照命定的习惯戴上就得低头，目光盯在胸前，不越足尖。只拘一格降姿态，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国粹世人皆知。我偷偷瞧了旁边的唐玉凡师傅，他也获得同等待遇戴上镣铐抵着头，想到曾经同工的工友，闹起矛盾过节纠纷，我深感内疚。那阵子，我还以为他是受到连累。想不到在举国风声鹤唳的抓捕皇后后党一伙时，他对我反戈一击，引起一群工友大怒，纷纷揭发他的“乱党乱军”煽动言行，万炮齐发之下，后来同归于尽。也不知他当初是见义勇为首起反书记，或是别有用心利用时局鱼跃龙门。文革中人鱼龙混杂，谁也说不清，乱世嘛。当然，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后来才知道抓捕在我厂由公司分配名额，按照百分比，需要两人倒霉，至于有罪无罪，大罪小罪，“伟光正”同志从来懒得多想。现在那些上京告状致死不休的，永远不明白这才是硬得比小平同志的老雀雀还硬的硬道理。那时候的唐师傅已经五十来岁，中等个子，头发硬朗，面额方形，微微突出的下颚，黑黝黝的肤色，给人以饱经风霜的感觉。当年，他是机修车间里的少数老工人之一，才由别的单位转来我厂年余，应该受到尊重，结果事与愿违。我们都着低头在工厂临时被征用的解放碑敞蓬货车上，双手合拢在腹前，腕上那不锈钢手铐分外耀眼，初偿专政滋味，觉得和电影里的镜头不怎么相同。
——《纵览中国》October 24，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