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傅国涌笔耕甚勤，收获颇丰。据我所知，他从90年代末开始写作，短短几年就有四本书问世，加上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已经超过200万字。
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记得前年春节刚过，我们那本对话集——《思想操练》正在酝酿的时候，他来太原探亲，顺便看看朋友，我俩才初次见面。当时人多，没有机会深谈，只知道他在一家私人公司打工。这让我十分惭愧。心想：我是搞专业的“专业户”，却远远不如人家“个体户”——不知是天赋太差，还是努力不够？
惭愧之余，也让我对他的经历产生好奇。今年夏天，我收到他的新书《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才从作者简介中知道，他“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这本书还没有读完，又收到他的新著《叶公超传》。我心里暗自吃惊：这家伙真厉害，写得比我看得还快！有了这种诧异，再加上对叶公超的兴趣，便想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感受。
为此，我给他发了个“伊妹儿”，想勾引他介绍一下个人经历和成功经验。但他没有“上当”，只是在回信中说：“十年中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不过从来没有放弃读书，然后为了生存，误打误撞拿起了笔……”。看来，除了“读书”之外，我几乎一无所获。
说罢作者，该介绍一下作品了。叶公超出生于书香世家，因早年丧父，从小在叔叔抚养下长大。他的叔叔叶恭绰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还创办了交通大学。因此他从9岁到22岁，曾两度出国留学。在美国，他是著名诗人弗罗斯特最器重的学生之一，被认为若能致力于诗歌创作，成就不在泰戈尔之下；在英国，他与艾略特亦师亦友，多年后艾略特遇到一位中国朋友，首先打听的就是他。
叶公超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废名、梁遇春、杨联升、钱锺书、常风、卞之琳、赵萝蕤、吴世昌、季羡林、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杨振宁等一代精英，都是他的学生。教书之余，他还主编过《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些刊物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是他培养学生的最好园地。
1940年，叶公超为了保护国宝毛公鼎，从昆明到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39天。他虽然受尽折磨，却始终没有说出毛公鼎藏在何处。顾毓秀说：“公超在沪被日寇拘捕，严刑拷打，不屈不挠。……誓死不屈，大义凛然。”所幸在家人营救下，他才携带宝物逃出虎口。
经过这场劫难，叶公超改变不问政治的倾向，开始弃学从政。抗日战争中，他在海外从事反侵略宣传工作。新加坡沦陷后，他组织华侨义勇军继续抵抗。这与他“手拿烟斗、一付西方绅士派头”的形象判若两人。
抗战后期，叶公超被派到英国，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国际友人的尊敬。据说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高傲，对中国的印象也不大好；但是与他交谈后，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到英国度假，约他到伦敦郊外的一个小镇看电影。正式影片上映之前，电影院特意播放艾森豪威尔前来度假的新闻，以表达对这位英雄的欢迎。第二天，伦敦各大报刊登照片，坐在英雄旁边的居然是叶公超，这使当地的华侨华人非常兴奋，非常骄傲。
书中说，叶公超生性旷达，鄙视流俗，豪爽坦荡，不失书生本色。这本来是做人的优点，却在官场上成了“缺陷”，这是他晚年成为悲剧人物的主要原因。当然，叶公超毕竟不是“超人”，他有脾气、有缺点、有错误，他后半生的政治选择，也成了被人遗忘的主要原因。我注意到，傅国涌很欣赏叶公超对鲁迅的态度：鲁迅与“新月派”势不两立，但鲁迅去世后，叶公超却连续写文章肯定他的贡献。我觉得，对于叶公超，也应该抱这种态度。
在发给傅国涌的“伊妹儿”中，我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说：“这本小册子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叶公超小传，我更关心的是叶公超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概是基于这一考虑，他把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篇写传主经历，下篇写传主交游，其中有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吴宓、浦江清、周作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梁实秋、张大千、陈香梅等人。傅国涌希望，经过长期沉寂之后，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人文素养以及深入其骨髓的现代文明因子，能够重新回来。我想，这也是他把《百年寻梦》中写叶公超的那篇文章，命名为“一道已逝的风景线”的原因吧。为此，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电话中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文章写得浅些、再浅些呢？”
读书也是读人。傅国涌说：“我全部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如果说这也是西湖边上一个“景点”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这类景点也能连接起来，成为遍及全国的一道风景线呢？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