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

要来的终归要来,要去的终归要去。

题目一出,即联想到自己所作的两则长短句。一则作于前不久,题目叫《抗议,我抗议!》,要结尾处是这么几个短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谁也没有永远的权力/这是铁律/即使你有一万个‘自信’/也休想抗拒”。

另一则是苏共垮台二十周年时所作《苏联解体二十年祭》,在结尾处说的是:“世间万物/从无中来/回到无中去/就连地球太阳/都逃脱不了/更别说有什么党派/还会例外”。

假共和半个多世纪,终于催生民国热,乃至民国颂。

最初引起本人关注的是知名画家陈丹青,其六年多前在接受《新周刊》访谈时,谈的就是“纠纠民国”,其中说道:“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1949年后,大陆直到拍《上甘岭》时,其中脍炙人口传唱至今的“一条大河”,里面“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到了今年,“民国热”在大陆民间特别是在网民中悄然兴起,许多手机网民不再“庆十一”,而是在手机上过起了“双十节”。从海外媒体看到报道,今年10月10日,在大陆武汉,数十位访民聚集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宣示理想。一位参加活动的访民当晚告诉媒体,当天有近五十位访民参加了聚餐和纪念活动。10月11日,有访民继续到首义广场举行纪念活动,当地公安未曾干预。一位武汉居民对记者说:“……我们希望三民主义到大陆。”另一位聚会者对记者表示,他对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未能延续民主体制的历史感到遗憾。

而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双十节这天下午:纽约侨界更是在华埠隆重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5周年大游行。屈打成招报道,本次活动吸引了约两千人参加,人员既有1949年以前就到美国的“老侨”,也有1949年后台湾来的“老中”,也还有1979年以降赴美的大陆“新侨”。这些青年都是旅居纽约的大陆“民国派”人士,他们以此表达对中华民国的热忱支持,以及对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重光的无限向往和美好期待。游行队伍中甚至还有数名大陆青年组成的队列。只见他们高举中华民国国旗,手持“中华民国,光复大陆;自由民主,统一中国”与“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代表”的标语,昂首阔步,抬头挺胸,引得许多围观游行的民众和游客拍照合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相比异国他乡,在曾经存在过民国的这块土地上,却反而别说搞什么大游行上街庆祝了,就是在网站上公开发几句感慨,都会犯忌。双十节这天,本人仅仅将五年前在一家网站上就已发表过的一篇诗作《辛亥革命百年有感》(也叫《辛亥革命颂》)重发一遍,结果挂出不久,即被屏蔽,也不知是网站编辑所为还是监管网站的什么人越俎代庖。后来想想,给那篇文字惹来“杀身之祸”的很可能就是诗句前面放的那首《中华民国颂》,而最让有些人心里不能过的大概就是歌词中这么几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的水不断;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其实这首歌儿在台湾一直在传唱,从歌唱家邓丽君一直唱到著名主持人、歌唱家费玉清。我们有些人总在报纸电视上或者讲话中强调这个政权如何如何自信,可连一首歌儿,连几句歌词都忌讳得要命,害怕得要死,你那“自信”又从何体现呢?

说起来,本人在近两年前的一篇短文中就说过这么几句:一个人认为民国时代比他生活的时代要好,这个人能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后会怎么样。别人当然有批评讽刺嘲笑的自由,但我想绝没有不允许别人说出来的权力。而人们对已经过去的某个时代是否会留恋,往往取决于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过去的那个时代确实好得不得了,非常值得人们留恋;另一种是对比的结果,即过去的那个时代并不怎样好,人们之所以留恋,是因为他生活的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更不好,也还是值得留恋。

可是有人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害怕早已是“新中国”的国民“喜旧厌新”,怀念民国——说是怀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真正在民国生活过的人已经不多了,仍存世者,也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些人怀不怀念,这个政权已经不害怕了,他们害怕的是一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受到影响,也都向往起民国来。那样,岂不等于要了有些人的命!

可人们会对比。比如大半个世纪前,人们是自由的,认为国民党好,就去加入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好,就去投奔共产党,而很多投奔中共者其实正是为了追求自由。然而,投奔不久,特别是到了1949年后,他们明白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更重要的是,正如陈丹青所说:“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就像李慎之先生,“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

类似情形甚多。近日读蔡楚先生《一位抗战时期儿童保育者的悲惨遭遇——纪念贺婆婆》,文中贺婆婆有个细节同样很能说明这一点:由于贺婆婆当年一直在自贡市从事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她多次为保护有共产党党籍的员工向当局陈情,或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她的员工,一般都会得到尊重,而那些员工也会被教育释放,贺婆婆本人也因此受到自贡市教育界的普遍赞赏。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贺婆婆还是“旧思想”,没能“与时俱进”,当真认为共产党会更民主更自由,因此,仍习惯性地为被新政权逮捕的、并被称为“国民党特务”的人向当局陈情。但这回没有了效果。贺婆婆不死心,还以为可以像民国一样,继而又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然而,这次无情的事实告诉他:“新中国”已不同民国,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贺婆婆不仅被逮捕入狱,而且还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二十五年后悲惨离世”。也不知道经此一劫,贺婆婆是否彻底觉悟了。

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政权是不许说民国好的,更不可能还允许搞什么民国热民国颂。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只要某人家中被搜出民国的东西,不死也要褪层皮。有很多就因为是“民国人物”,遭至羞辱,乃至殴打。

而直接导致傅雷夫妇选择自杀的原因,在傅雷留下的遗书中也可以看到,这就是在他们家中搜出了民国的东西即“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尽管这面小镜子和褪色的旧画报并不是傅雷家的,而是别人寄存在他们家中箱内的物品,傅雷夫妇并不知情。

对此,傅雷夫妇的小儿子傅敏在为遗书所作的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子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然而,就凭着这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画报,当时就诬蔑傅雷“反党”,并说他有“变天思想”,这让傅雷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并在遗书中说:“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遗书中还说自己尽管相信不会因此被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几年前,当《新周刊》采访陈丹青时问道:“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陈丹青是这么回答的:“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此言一出,令人耳目一新。

2016年10月15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25/2016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