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对媒体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本人是民建会员，对其观点不敢苟同，现提出商榷：
（成思危先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中央主席，是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近年频频在媒体曝光，相当显眼。）
（一）橄榄球赛和政党制度
成主席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注一）。
我认为“球赛”的制度和文化（包括橄榄球赛），在很多方面，能为我们建立政党制度提供借鉴与启示。例如球赛的竞争性，把球场视做竞争场，球队之间完全平等、独立，每个球队都有取胜的机会，都有被淘汰的危险。在球场上绝对不能规定哪个球队是领导者，谁是终生的冠军，人们欢迎对冠军的挑战。球场上双方要在体力、智力、技巧、谋略上进行竞争。竞争的双方必须遵守规则，球员犯规要受警告、吃黄牌、吃红牌要下场，有的还要判停赛几年。这种建立在平等竞争基础上的球赛制度，值得我们在制定政党制度时学习。
（二）世界杯与球赛文化
今年看世界杯足球赛，我脑海中闪现一个想法：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为什么这么难，这么慢？是不是与中国的大型球赛活动开展比较晚，不够普及有关？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球类运动，《水浒传》介绍在宋朝就有人踢球，但那种踢球好象只是一种表演的杂耍，没有进门得分，撞人犯规等严格的制度，不像西方的球赛有严密的制度，所以不久就淡出历史了。
中国古代文化宝藏很多，但缺少竞争文化和球赛文化，这可能是中国民主化、法制化进展慢的一个原因。环顾现代民主社会，一些发达国家，大型球类竞赛都很活跃、普及。如英、法、意、德的足球运动，美国的蓝球和橄榄球，这些球类活动，不但参赛人众多，而且观众更多，当代重要球赛通过电视，有几亿人观看。这样天长日久，崇尚平等竞争，尊重游戏规则的球赛文化会影响国民素质、影响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中国家，像南美洲，盛行足球运动，出了很多球星，在那里民主化的进程也较之亚洲进展更快。
成主席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这说明他对西方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橄榄球都存在着偏见。美国的橄榄球比赛，规则很明细，而且还有很多保护措施，比赛紧张刺激，受到众多美国人喜爱。对这项运动，各人喜好与否，会有差别，正所谓：“罗卜白菜各有所好”。但做为政治人物，如果厌恶竞争文化却绝不是件好事。成主席如果没参加过球类运动，也建议他多看看球赛。
（三）西方政党制度不是压倒对方
不能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一定要把对方压倒”。在西方民主国家通过竞选一党上台，另一方成了在野，这是正常更迭，在野党仍有很大活动空间，可以代表民意监督、反对执政党，促使执政党听取民间呼声，保持清廉，也可以揭发执政党的贪腐，可以准备下次选举，在中央失去政权后还可以参加地方和议会的竞选。政党轮替并没有一定压倒谁的意思。
最近美国中期议会选举，反对派民主党获胜，执政的共和党总统布什立刻请反对党众议院的议会领袖佩洛西吃饭，共商大计。外国媒体报道，美国两个冤家对头在白宫共进午餐，经过一个小时密谈，会见了记者，强调寻找共同立场，回避细节问题。他们完全友好相待，没有把谁压倒。
西方的政党制度，可能不是最完善的制度，但这个制度，较一党专政却不知先进了多少倍，文明了多少倍。西方政党制度应该是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好榜样。成主席对其如此鄙视没有道理。
（四）大合唱不应是中国的政党制度
成主席说（注1）：“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
我认为“大合唱”不应该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大合唱是少数人的表演活动，参加者是出于某种爱好，别人无权反对，大合唱不能强迫别人去听去看去遵守。
但政党制度，一旦成为法律，全民都要遵守，谁都不能违犯。过去中国实行一党专政制度，谁反对都要遭惩罚，包括打“右派”、打“反党”、打“反革命”、打“颠覆政府”，轻则开除公职，剥夺子女升学权，重则判刑，甚至杀头。
大合唱作为演艺形式，表演的好，可以娱乐大众，即使不受大众欢迎，但至少可以使一些参加者陶醉。大合唱要聘请有专业技能的指挥者。而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必须保证执政党要有全体国民的多数认可，要经过选举产生。成主席认为中国大合唱的指挥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任，换了他谁也不能担当，这是一种政党崇拜，是一党专政的思想基础。而现代的政党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尊崇、自由、平等和公平竞争，由选民决定谁执政。
大合唱要有主旋律，在大合唱中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但是作为国家的政党制度却必须要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与大合唱完全不同。一个政党制度只准唱一个调子，只准有一个终身的指挥者，那就是一党专政。
中国不应该推行一党专政的政党制度。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涉及公民的根本利益，政党制度应该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
（五）从宪法和“党派”章程看民主党派
在中国的宪法中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章程中都确定了“民主党派”的身份。早期的中共宪法中，还没有提及“多党”的问题。1989年六四之后，原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逆转，为了加强中共对“党派”的领导，在1993年修改宪法时特地加上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后来在各“民主党派”的章程中都重点突出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民建的章程加入了：
“本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的内容。
现在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北朝鲜几个共产极权国家的宪法中，还保留了“共产党领导”的内容。全世界有还哪个政党，在自己的章程中规定，必须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除了中国的“民主党派”，可能很难找到其他的政党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国所有“民主党派”都承认了自己的被领导地位，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反对声音。这是极不正常的。政党本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产物，各个政党之间，在法律上应是平等的关系，它们之间要互相监督，互相竞争，代表不同的群体，通过正常的竞争使国家的行政司法能够保持公正，中立，廉洁，避免专制，贪腐。而在中国，通过强权统治，以宪法形式，确立一党独尊的绝对领导地位，并强迫其他“党派”就范，俯首称臣，这种一党专政下的政党制度，不可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可能建设民主和谐社会。
（六）修改公务员法，端掉政党铁饭碗
按照现在中国的公务员法，政党中的党务工作者，可以享受公务员待遇，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可以按月从国库领工资，享受公费医疗，退休后享受养老金待遇。这是极端不合理的制度。这种公务员制度，使得国库成了执政党的党库，强化了一党专政，扶持了一批“花瓶政党”。
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党，能否存在，能否兴盛壮大，仰仗于它是否能够代表民意，是否能在竞选之中胜出。国家不能给某几个政党，提供终身的保障，政党中的党务工作者不应该享受公务员待遇。
成主席在今年8月接受香港《凤凰周刊》采访时说，中共不久前公布五号文件，“是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他说：“我觉得强调了”民主党派“参政和履行职能的重要性，并且给予了制度化的保证……，例如在《公务员法》中将”民主党派“机关人员也列为公务员，和中共一样，这实际上落实了五号文件的精神。像这样将党派机关人员定位为公务员在世界上是不多的。”
成主席明明知道在世界上把党派工作人员定位为公务员是不多的，中国的执政党打破了世界的惯例，利用自己的特权，让自己的党员享受公务员待遇，现在分一杯羹给“民主党派”，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缺少自尊的表现，在全国大众面前树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一个执政党，把国库变成了党库，从中自肥，这应该爱到国人的遣责。做为“民建”的主席本应与其划清界限，现在只因为自己得到了好处，而喜不胜收，夸之为“里程碑”。这种心态，这种举止，怎能叫人不称之为“花瓶党”呢？这不但污辱了自己，也污辱了广大的“民建”会员。希望成思危先生自重。
中国应该建立科学的现代化的政党制度，为此必须制定政党法，修改宪法，修改公务员法。防止执政党享受特权，也防止执政党利用公务员法来腐蚀其他政党。
2006年11月19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注一：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9月20日第4版，《报刊文摘》9月25日第二版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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