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黄光裕事件和严介和事件,沉寂未久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一时舆情沸腾,唾沫横飞。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财富,来路往往不正,这是一个世界现象。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这点上不仅未能免俗,而且后来居上,资本来到当代中国,从头到脚,每个毛孔流淌的血和肮脏更浓,更让人触目惊心。因此当代中国之资本原罪,完全可称之为中国式之资本原罪。

中国式之资本原罪,最大特色,即与其他时代其他国家之资本原罪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关系,分赃关系。个中缘由,主要因为人家是先经济后政治,即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前提下,自然生长出与之完全协调的种种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资本无须也很少依附权力。中国不然。中国是先政治后经济,市场经济进程是在历史给定的、极其窄逼的空间中展开的,是在巨大的体制存量不可撼动、巨大的权力迷宫无法绕开的前提下展开的。而在传统信仰死掉之后,利益就成了权力新的信仰,我们便不能不面对世界上最没有节制、最为贪婪的权力。

众所周知,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迄今仍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主要原因,就在于权力对于市场经济进程的干预。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针头线脑的产业、附加值低的产业,市场化程度越高,真正的民营企业越多,民营企业家的发家史也相对比较清白。越是主导产业、附加值高的产业,市场化程度越低,要么干脆形成为垄断产业,民间根本没有资格问津;要么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但仅仅是下游和中游的市场化,产业上游尽归权力之手掌控,要素资源尽归权力之手调度。如此,则民营企业在相关产业中立足空间甚小,其所谓民营企业,不免相当多数是冒牌。细细点检,但凡属于主导产业、附加值高的产业,比较有影响的所谓民营企业家,或者不过是木偶,背后大有提线人在,而且提线人往往都是官场中的关键人物;要么寄身于官僚个人或者部门的庇护之下,向其缴纳数额巨大的“保护费”。总之是在这样的产业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民营企业和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其所谓民营企业,实质上程度不同地为官僚所主宰;那里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实质上都是屈居产业中下游,为高踞上游的官僚打工。民营只是他们的外在形式,背后起作用的都是权力。

这就是当今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真相。只有利益过于微薄、权力不屑于介入的针头线脑,和刚刚冒头、权力的哨兵尚未发现其寻租空间的新产业,譬如电动车产业,只是在权力的这些薄弱环节,市场化才有较大空间,民营企业才有比较健康地发展的可能。但凡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市场化都必然遭遇权力的扭曲乃至阻遏,市场化都不可能不部分甚且完全变形。

从这样的背景,来考察所谓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是是非非就不难一目了然了。但凡你要进军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就不能不向权力俯首称臣,以巨额租金和自身尊严为代价,置换准入证,置换要素资源。趋利之心,人皆有之;相关产业的席位永远有限,想进军相关产业的人则近乎无限。这就注定了寻租成本的居高不下;注定了高踞产业上游的权力之手,与奔走于产业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家之间绝对的不对等的地位,他们除了死心塌地地为权力之手充当苦力和打手,几乎就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光鲜的衣表和灿烂的笑容的背后,该有着怎样的辛酸和屈辱。

知名学者吴思近年在推销一个概念,叫做官家主义。所谓官家主义,说白了就是权力操纵一切的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中,权力是惟一的庄家。无论玩什么游戏,最终都只能庄家赢。所有的人在权力面前都是弱者,都是被盘剥的对象。

其实市场化在权力眼里也只是一种游戏,只有权力才能胜出的多种游戏中的一种游戏,相对来说最摩登最好听的游戏。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套用吴思的概念,这样的市场化,毋宁称之为官家市场化。官家市场化主导之下,中国只会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愈来愈南辕北辙。

可见,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孤立地考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本质上是权力的原罪问题,是官家市场化的原罪问题。民营企业家固然要为其原罪承担其自身的责任,但若将其原罪仅仅归咎于民营企业家,则未免是一种浅薄或者怯懦。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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