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造访某公，他讲的一段见闻颇有趣。遂记录于下。
外省一位私企老板来京活动出口配额，估计他小子没什么门路，病急乱投医，居然找到两个退休老政客的门上。两个老政客一贯极左，对私企恨之入骨，并没有帮到半点忙，宰起人来却是毫不手软，专门拣最贵的菜点，居然吃了整整三万元。那老板也土的可以，居然不带信用卡，三万元都付现金，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舔着口水数了老半天。
两个老政客都很知名，有“中国的萨哈夫”之称，大雅之堂说谎放屁从来不脸红。其阴险老辣，此番饭局亦有充分展现，专门出题目挑逗别人，自己却并不表态；另一位也曾红极一时，但近年颇受冷落，所以满肚子怒气，根本经不起挑逗，一有话头就接过去。就这样演出了一出精彩的双簧。他们什么都看不顺眼，一概破口大骂。骂改革，骂新贵，骂老板，对当下的最高层，更是骂不绝口，毫不掩饰其失望乃至绝望之情。
某公讲到这里，不禁大发感慨，说那两个老政客真骂的莫名其妙。纵然已经边缘化，纵然已经是破落贵族，但他们仍有资格挥霍民脂民膏，仍出有车食有鱼，跟底层劳苦大众和逐渐贫困化的中等收入阶层相比，他们简直生活在天堂之中，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但某公哪里知道，丧失权力对那两个老政客的精神折磨，是再怎么优厚的物质待遇都无法补偿的。眼看着曾经天天追逐自己的聚光灯现在天天追逐着别人，自己已无人理会，他们怎么可能平息自己心中的深仇大恨呢！
“和谐社会”一词现在已是时尚。其实老百姓特别容易和谐，他们习惯了被压迫被剥夺，差不多已经麻木了，所以心理特别粗糙，特别经得起摔打，底线特别低，只要不被特别压迫和剥夺，他们就谢天谢地，决不敢有任何造次。最不和谐的，只是某些破落贵族，他们过惯了人上人的日子，他们只能过人上人的日子。特别娇嫩，特别敏感，特别自恋。突然有一天做不成人上人了，他们便特别无法适应，特别痛苦，特别愤怒，特别神经质。而他们的这种特别的心态，对建设“和谐社会”显然是大大不利的。
要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特别警惕的不和谐因素因此不是老百姓，而只应该是某些破落贵族。
下面这篇文章是应《名牌》杂志之请写的，成于半个多月之前。某公讲的那段趣闻，应是对这篇文章的部分印证。
同是纪念日冷热各不同的幕后玄机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十周年，按照逢十大祭的惯例，官方应有隆重纪念活动。今年4月1日，香港著名演员张国荣去世三周年；今年6月30日，香港著名歌手黄家驹去世13周年，香港和内地的歌迷们都曾云集一起，为他们焚香祷祝。倒是9月9日那天出奇的宁静，据新华社报道，不过是纪念堂延长了一点点开放时间，不过是瞻仰仪容的队伍排长了一点点。
这种宁静，大概不能说是常态。出于各种复杂的目的，不少人对这个日子抱着很高预期。譬如中国老年旅游联合体7月1日即已宣称，“终于”获得民政部、公安部、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批准，9月12日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大型晚会，载歌载舞祭奠毛。据说除北京主会场外，外省、市还将设立9个分会场，参与人数约10万人次。不仅要收取高达每人260元的门票费，且严厉警告所属会员单位：“该活动列入联合体年终考核，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此活动视为自动退出联合体。”但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并没有在那一天为他们敞开。他们不过是枉费心机。
官方的沉默是颇堪玩味的。联系到上半年的另一个动向，就更让人浮想联翩了。今年春北京发生所谓“新西山会议事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每年都要找一些专家，在北京两会前开个内部会议，对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做个大概的评估，以供向最高决策层进言之用。会上绝大多数专家讲的中规中矩。但毕竟是关门会议，事先宣布了绝对保密，可以畅所欲言，便不免有人忘乎所以，把其实并不新鲜，只是大家经常私下在饭桌上讲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话端出来又讲了一通。不知哪个好事者如获至宝，竟把会议记录全盘提供给一家明显左倾的网站。随即掀起持续数月的网络狂潮，对体改会及据说是体改会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展开地毯式轰炸，一次正常的工作例会，被贴上“新西山会议”即极右的标签；本来是给高层进言做准备的思想讨论，更被说成是“颠覆”国家的阴谋。既然是“颠覆”国家的阴谋，当然要严惩不贷。于是有人策划上书，吁请最高领导人对当事学者及整个体改会处以政治极刑。这个行动，无疑是典型的“递刀”行动。人为制造一个极端事件，造成巨大政治压力，迫使最高领导人不得不对被告痛下杀手，借最高领导人之手除掉自己的政敌。但令他们失望的是，所谓“新西山会议事件”最终不了了之，当事学者及体改会有惊无险，毫发无损。反而造成中国政治走向的扑朔迷离，引致国内和国际上很多人对中国能否将邓小平的改革遗产坚持下去颇生疑窦。最高决策层最后不能不通过在《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重申其“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决心，以回应国内外人士的追问。局势至此始归平静。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之前，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以及一些海外左倾网站上，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毛左及新左均不乏乐观预言，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彻底确立之时，即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掌乾坤之时，即中国全面左转之时。但后来的事态似乎没有朝他们预言的方向发展。于是他们便借“郎旋风”引爆的改革大讨论说事，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施加舆论压力，迫其在“左”“右”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得要领之后，不惜人为制造所谓“新西山会议”的极端事件，胁迫最高领导人站队表态。但欲速不达，反而适得其反。无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还是毛忌日的惊人沉默，在在都表明最高决策层仍将忠实于邓小平的改革遗产，而与全盘否定邓小平改革遗产的毛左新左拉开距离。毛左新左在当下中国的主流话语中注定了仍旧孤单。
被边缘的不只是毛左新左。今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反右发动五十周年，正常情况下，至少学术讨论还是可以做的，但最后连学术界竟然都是波澜不惊，以致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学者，不得不远渡重洋，到太平洋彼岸去参加文革研讨会。可见“宣传有纪律”的既定格局不仅没有松动，反而有加码的趋势。与此相映照的是，今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对外国记者宣布：现阶段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稍后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也公开断言：乡镇直选不符合宪法规定。至此，试点多年的乡镇直选在全国告停。把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的尝试，近期内似已无空间。
显然，“左”“右”都不是当下的选项。那么究竟什么是当下的选项呢？
“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之盛大，竟成今年各种纪念日的绝顶，出人意料。很多人过于看重这个纪念日原本的红色，预言形势即将“左”转，其实大谬。总书记履新之初选择先到西柏坡视察，很多人便已有过此类预言，但并未兑现。现在的此类预言，结局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同。当初视察西柏坡，何尝不可解释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一种象征呢？毕竟，西柏坡时期是中共历史上新民主主义的颠峰时期啊。而新民主主义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左”，八竿子打不着。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这个象征意义确实不容忽视。执政党已然宣称，要更多借鉴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治国方略。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一直以奉行“中间道路”即不左不右的“第三条道路”著称，既不与新自由主义同流，也坚决告别中央计划经济。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和谐共享，强调公平正义，强化社会政策。这种“中间道路”即不左不右的“第三条道路”，与建政初期所奉行的新民主主义，庶几近之。高调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并非从传统的政治斗争角度，而主要强调长征的万难，以及红军克服万难赢得最后胜利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淡泊传统政治斗争色彩，尽可能从中演绎出人类普世价值，对长征的这种诠释和纪念本身，就体现了兼蓄并收的“中间”风格，这样做既可最大限度地团结老干部，又可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据说是同样艰险的新的“长征”之旅，注入坚韧不拔的精神资源，宣示最高决策者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意志。实际上是把长征纪念日当成了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新的“长征”之旅的出发日、宣誓日。
坚决拒绝在“左”“右”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坚决防止一切极端化倾向，尽可能寻找“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多数人，以之缓解乃至最终克服种种已经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正是今年若干纪念日冷热各不同的景象所揭示的、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走向。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