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仁兄瞩我为他的《中国巴士底》一书作序，我义不容辞。
我和贵仁兄神交已逾四分之一世纪。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报刊上读到他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笔犀利，激情澎湃，充满批判精神，一望而知走的是别林斯基的那种路子。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呈现出一派奇特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一篇文章，一部小说，一首诗，就能造成全国性的轰动效应，作者也就一夜成名。在很多情况下，作者还被视为人民的良心，争取自由的勇士，不但是文学英雄，而且还是道德英雄。李贵仁就是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就是八九民运，贵仁兄人在西安，顺理成章地、当仁不让地成了古城知识界的民运领袖。六四枪响，李贵仁被捕入狱。几年后他走出监狱，依然受到当局的压制与封杀，贫病交加，在一个日趋浮华与势利的社会里渐渐被世人所遗忘。这些年来，我因为在海外主办《北京之春》和《人与人权》两份刊物，常常与李贵仁联系，读到他不少近作，了解到他的生存现状，更为他的威武不屈和贫贱不移而深深感动。贵仁这部文集收录了他从八十年代至今的重要文章。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读出一个时代和时代的变迁，可以读出作者的思想见解，读出作者的风骨与人品。
就像克尔凯戈尔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人浑浑噩噩地活着，直到某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死了。这该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多少人的命运——生前不曾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身后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痕迹。
李贵仁告诉我们，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曹丕的那段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是等到步入老年却怀疑起来了：古代文章能流传的不过沧海一粟；当代世界，文字垃圾更是泛滥成灾，写了文章出了书又怎么样呢？因此，他不再以文人自居，压制下写作的欲念，活一天算一天，甘心与草木同朽。这样又过了几年，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对人生无意义的恐惧。他发现曹丕那句话早已融入自己的灵魂，“我给自己规定的人生意义从来就是也从来只是给后世留一些好文章。我一生不求闻达，不求富贵，而惟求此愿得遂，否则，我就认为自己从根本上失去了人生意义……其他方面的人生意义我根本不在乎也不认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深信好文章具有塑造人生、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好文章塑造的，还有许多人的人生也是好文章塑造的，而所有人共同生活的整个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不断被好文章或隐或显、或快或慢、或强或弱、或曲或直地影响、推动和改造着。我坚持认为，前人以他们的好文章起了这种作用，后人理应薪火相传，一代接一代地以自己的好文章把这种作用延续下去。这种信念，从少年时代起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从未放弃或改变过，只是因时世之故而在无奈的悲愤中使之被压抑过一段时间罢了。如今，它又抬起了头，并向我敲起了警钟：疏离文章的时间已经太久，倘不赶快回归正道，必将堕入人生无意义的万劫不复之境！这使我几乎惊出一身冷汗。”于是，李贵仁一方面抓起笔来继续写作，一方面整理自己过去的作品，这样就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无独有偶，作家哈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文学与不朽》里也引用了曹丕在《论文》里的这段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瀚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哈金说：“据我所知，在世界文学史上这是关于不朽的最精辟的论述。”
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个写作者对自己的写作都有一杆秤。大名鼎鼎的的通俗作家王朔就讲过：有时候，深夜扪心，忍不住问自己，“能不能像古人那样，锥心泣血，拿自己炼丹，一生潦倒，活着受罪，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不能不能，”王朔说，“现在是什么社会？英雄辈出的社会，信息爆炸的社会，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啊！这个险冒不得。”
四年前，我的朋友贝岭当上了著名的纽约市图书馆的驻馆作家，为期一年，还有笔不错的资助。贝岭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一边向他祝贺，一边对他说：“有个美国作家讲过一句话：‘在图书馆里写作，好比在后宫当太监，满目美色，更加痛感自己的性无能。’”图书馆是写作者的天堂，也是写作者的地狱。对于写作者而言，没有比图书馆更令人神往的了，也没有比图书馆更令人沮丧的了。图书馆就是作家的凌烟阁。一个作家辛辛苦苦写作，不就是为了自己写的书能进入图书馆而长留后世吗？可是，图书馆里的图书浩如烟海，就算你的书有幸跻身其间，也无非是茫茫沙海中的一粒沙，那又怎么样呢？尤其是在地球村、信息爆炸、文满为患的当今世界，区区几本书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更何况你还未必有进入图书馆的那份幸运。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作？尤其是李贵仁的这种写作：那不仅是用才华，更是用心血；不仅是用知识，更是用苦难。李贵仁本来是为今天的中国而写，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他期待的读者，很可能要在明天才能读到他的作品。这是怎样的一种写作啊！
王朔说他不愿意冒险用生命赌明天，不愿意为了死后被人佩服而生前默默无闻穷愁潦倒。其实王朔的小说写得别具一格，在文学史上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此王朔自己也很明白。但尽管如此，王朔也知道他的写作不属于伟大的一类。他知道有一种崇高的文学传统，而他自己写的并不属于这一传统。
尼采曾说：在一切文字中，我尤钟爱用血写成者。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李贵仁已过耳顺之年，饱经忧患与挫折，早已没有了初生牛犊的不知天高地厚和想入非非，但是他不甘心放弃。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文章不是文字垃圾，他坚信自己的写作属于那个崇高伟大的传统。纵然我们自己的才具有限，能流传后世的文章不多，也不能传得多么久远，但它们毕竟是有价值的，它们能塑造人生，改变社会。是的，只要我们为人类的自由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就无愧于自己的一生。说到底，人类的自由难道不就是靠着这许许多多的一砖一瓦建成的吗？
首发人与人权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