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访谈开始时，已是夜里9点过，按中国乡村的作息规律，这一家老小早该上床休息了。但却一个不少地聚在我的周围。我注意到陈义尧爷爷始终蹲在门边，不吃不喝，只抱着头呻吟。婆婆说，这个查不出的病根，自他劳改回来就落下了。
老威：我是四川过来的作家，想了解一些土地改革的情况。
陈义尧：我晓得，可是说不成了。
老威：讲一点算一点嘛。
陈义尧：真的说不成了。
老威：几句也行。
陈义尧：我一说，脑壳就疼得厉害……哎呀！说不成！
老威：老人家得的什么病？
陈义尧：说不成……
（难堪的沉默。蚊虫像微型轰炸机群，嗡嗡袭进门来。老人以双拳挤脑袋，痉挛的脸颊淌下两行热泪）
董存英：他是说不成了。他今年84，脑壳就疼了二十几年。他心头是清楚的，说不成着急啰。
老威：清楚的？不能说？
董存英：一件事情，他颠来倒去想好多遍，同睡一张床，我不睁眼睛，也晓得他的嘴皮子在咕哝咕哝地动，可就是说不成！脑壳一炸，啥也没有了。
老威：我不太明白。
董存英：他28岁判刑劳改，56岁才释放回家，虽然岁数大了些，可头脑、心眼都还好使。有一回，他上山砍刺笆，鬼推磨一般，刀口翻转，差点砸了自己的脑门。回来就不对头了，眼眶内白多黑少，一有响动就举胳膊，甚至吹风也举胳膊，好像上面有看不见的人，很凶的人，要敲他。晓不得是疼还是吓，他动不动就鬼叫、鬼叫。可怜啰。
老威：跟劳改有关系吗？
董存英：他劳改期间倒是规规矩矩，没犯病。
老威：他是哪年判的刑？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老威：什么罪？
董存英：晓不得。
老威：地主？
董存英：我们家田地很多，一解放就成了地主。他三天两头叫押去开斗争会，每次都鼻青脸肿，走着去，爬着回来。他说，农民协会堆了几大箩筐的罪，他都晓不得该认那一条。
老威：总有具体的名目吧？
董存英：他在旧社会当村长的时候，曾领着一伙男男女女去乡上开会。其中有个年轻人作风不正，沿途调笑妇女，他实在看不过，就骂了几句，言语比较重。后来这人想不通，竟吊脖子死了。这事过去就调查了，明明白白结了案，可土改时却被翻出来。人家硬说是他害的。
老威：这叫旧帐新算。
董存英：晓不得。那年头，只要有两三个贫农说你有罪，工作组立马拍板。
老威：就这一条？
董存英：我们的老家不在这下面，是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旧社会，他家里比较富裕，送他到禄劝县读了中学，然后，他自愿到马鹿塘附近的普福村教了两年书。因为有文化，他跟着又回草海子，被选为村长。
老威：按土改的标准，这也是一条。
董存英：四几年，共产党的游击队藏在万山老林里，经常溜出来偷袭乡公所。国民党派部队剿匪，强征当地农民“协办”，他也被弄去。枪不敢放，替“剿匪部队”煮了几个月饭。
老威：按阶级斗争的标准，爷爷他没掉脑袋算幸运了。
董存英：他读过古书，经常背着人念叨：上下几千年，每次改朝换代，都有人头要落地啰。所以我们一心想的就是逆来顺受。
（大儿子陈国良插话：我那时六、七岁，已经能记事。房子、田地、牲畜、财产，该交的都交了，大爹、爹爹两弟兄合计，共产党泰山压顶，既然保不住家业，还不如争取个主动态度，少受些罪。可减租退押还没结束呢，罚款又开始了。金银铜铁，锅碗瓢盆，只要值点钱的，都他妈的拿去啰。稍微像样点的衣裳都脱下，甚至带金边的包包、绣花鞋也没剩。
可结果呢，大爹和我爹都关起来，吊、打、跪刺笆、跪瓦碴子、顶石板、顶火塘里烧红的铁三角。还用枪筒子剁嘴，搞得大爹和我爹一会儿冒烟一会儿出水，牙齿一颗一颗掉光了。铁打的人也遭不住哦。可家里已叫挤干净了，一跤跌进门槛，连挡脚的砖头也没多余的。
唉，聪明点的富户，都晓得先偷偷挖地窖，藏些东西。因为共产党的运动，都是一环扣一环，步步升级的。清匪、反霸、逼交公粮、减租退押加罚款……你挤一点我交一点，最后搞急了，要拿命去了，再把肠肠肚肚全翻出来。这样，没伤筋动骨，人家也好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向工作组汇报成绩。我爹把古书倒背如流，却没想到老框框套不了新政策。你要争取主动，一下子全交，但下一回就没得交）
陈义尧：比李自成进北京还狠！
老威：老人家清醒了？可以讲了？
陈义尧：民国的时候，我家的银子用铜盆装。几辈人的辛苦……
老威：是嘛。
陈义尧：说不成了，说不成了。
老威：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陈义尧（猛敲天灵盖）：这里头，好多虫虫在爬在咬！我要说，说不成。
老威：你喝水吗？
陈义尧（啜泣）：我、我……
老威：你能写吗？我给你笔。
陈义尧：哎哟。
董存英：老头子，你咋个啰？我晓得你心头明白，你就坐在一边听嘛，不同意就摆手嘛。实在恼火就先睡啰。
老威：爷爷你莫难过，爷爷你四世同堂了，重孙子都这么有出息，还有啥子看不开？莫激动啊。
董存英：他现在好多了。同志你晓不得当年那个惨！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就拿女人开刀！娃儿他公公、奶奶也抓了……
（陈国良插话：民兵将奶奶五花大绑，吊在走廊的门柱上一天一夜，膀子都扯脱了。他们一直拷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朝死里弄。奶奶下身是光的，有些整法我说不出口哦。记得民兵回家吃饭的时候，我才敢从床底钻出来，搬一个小马扎垫在奶奶的脚下，让她稍微歇口气。我舀了碗水，要递给她喝，可人太矮，够不着。我哇的哭了，奶奶这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叫声“良娃子，奶奶活不了”。她那个样子比鬼还吓人，头发被拽掉了大半，天灵盖像个坑坑洼洼的核桃，脖子细得撑不起脑壳，抬一下，马上就耷下去，于是她鼓了几分钟的劲，再抬一下。我说：“奶奶，你不要死，我找妈妈来给你松绳子。”奶奶呻唤着说：“你妈给我松绳子，她也不得活，这是铁板钉钉的政策啰。还是叫你妈从她后家想想办法。”
老威：什么办法？
陈国良：妈妈和大妈的娘家都是大地主。我太小，晓不得大人们咋个设的法，在3天内端了一铜盆银子来，民兵才把奶奶放下地。家里人给她穿裤子，但是两腿已肿得套不进去。由于膀子从后面扎在一块好几天，一松绳，就瘫了，直到死，也是个残废）
老威：老人家，你娘家的情况怎样？
董存英：我后家在大松树村，19岁做了陈家的媳妇，带了许多陪嫁，来到草海子。我不愿回头，免得伤心。在土改中，舅老公、舅老太都死掉，只剩一个侄儿子，养了一个侄孙子。他妈的，说不成了，都“改”光了。
他和大哥一直关着没放，余下这一窝人接到工作组和贫雇农协会的通知，滚出草海子！七、八辈人变牛变马，才有了这点根基，那个料得准，共产党一来，就要连根拔。他这个呆子，又把古书读翻山了，株连九族，戴枷戍边，这是朝廷重犯才有的下场啊。马鹿塘离朝廷几万里远，出了这万山老林，我们连只小虾虾也算不上。
老威：真是覆巢之下无完卵。
董存英：本来堂屋中央，还供有“天地君亲师”，列祖列宗的牌位，过去是允许带走的，而新社会，都当成封建迷信，先就叫穷棒子砸了。临走的那天半夜，娃娃们都睡着了，我放下还在吃奶的三女儿，与他们的公公、奶奶、大妈、还有小大妈一块，跪在草窝棚里，悄悄对着那世代相传的陈家大院作了揖。我们都哗哗地掉泪，可捂住嘴巴，不敢出一点声——如果民兵发觉了，要罪加一等啰。
第二天大早，出动了30几个民兵，还有十几条枪，先将我们押到乡公所登记。除了穿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否则以“对抗土地改革”论处。被撵出草海子，我们歪歪倒倒，走了一天一夜，只能以随身揣的12个荞麦粑粑充饥。
老威：草海子海拔高，这撒戈铲已快到山谷底了，气候还是要好些吧。
董存英：我们在高处住习惯了。那儿有去撒营盘和禄劝的大路，民国的时候，就与外界通商。相比之下，这边是个坛子，叫四面山封住了，出一趟门很不方便。
老威：我们从马鹿塘绕下来，大概花了两个半小时。
董存英：你们是坐车一半走路一半啰。从撒戈铲去赶街，最近的场口是马鹿塘，爬坡下河，腿快的年轻人也要走小半天。所以，要去就得满天星出门。如我这种小脚老太婆，几十年上去不了几回。
老威：万一病了咋办？
董存英：村里的卫生员发几颗药。严重了用骡马驮，颠簸不得就抬滑竿啰。
老威：太危险了。
董存英：习惯了就不危险。不过时间久，从山路上马路，再等过路汽车到撒营盘或禄劝，七弄八弄，说不定半路就报销了。所以，还是草海子好，哪怕是几十年前，也比撒戈铲的现在好。
我们刚下来，这儿穷得叮当响，连地主、富农都住土坯房子。我们没住的，民兵把我们丢在露天坝就不管了，还说，看月亮吧，这儿的月亮比草海子的好看。我们只得忍着饿，在避风的岩边边搭了一个草棚子，从坡上兜了些乱草铺地下。一家人就垫着草挤一窝，没被子，就脱了衣裳当被子；没吃的，就在荒坡间四处寻，兔子似的掏洞，能入口的根块、树皮、野菜全找回来煮。
熬到土改过后，他劳改去，大哥却意外地回来了，一家人又有了顶梁柱。他领着我们，几天修了一座小土坯房子，就算正式安居了。共产党的天下，天地翻了个滚，该轮到我们为贫雇农做牛马了，砍柴、喂猪、背粪、耕田，啥子都抢着干，才勉强糊口。接着，我们家也分了边边角角的一点薄田，凑和着种吧，人总得活下去啰。
（陈国良插话：后来又是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还有三年自然灾害、四清和文革，我家是四类分子，公社、大队、生产队，每一级开批斗会也少不了。我家三子妹，因为受阶级成分限制，都没有念啥子书。老威同志你看，这是我二弟陈国聪，小我两岁，性格最像爹爹。认不了几个字，还喜欢翻报纸。如果环境正常，弄不好是个秀才。可在1958年，他才11岁，替集体放牛。天突然降暴雨，他急忙把牛往回牵。坡上太滑了，风又大，那牛有点老，眼睛昏花，一脚踩虚，就向岩子下栽。我二弟挽着牛鼻绳，抱住牛腿拼命顶。一个娃娃哪能顶住老牛啊，一个狗吃屎，牛就从他脑壳上压过去，翻了几个滚，落下岩子死了。
本来二弟也受了重伤，直到现在，他的脑壳都一下雨就痛。跟爹爹一个毛病，说不得话，记不得事。但地主子女摔死了集体的牛！这不反了天啰？这不是借牛进行阶级报复啰？生产队马上开全体社员大会，批斗我们全家。最后还决定，要二弟为牛披麻戴孝。
虽然是个娃娃，虽然二弟为了救牛，脑壳落下病根。可还是披麻衣，拖几丈长的孝帕跪在死牛旁边大半天，每隔半小时要磕三个响头）
老威：真够荒唐。
董存英：大山沟的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没个乐趣。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把阶级斗争当成乐趣。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就没药医啰。哪怕我儿子是个懵懂娃娃，大伙让他给牛当孝子，也觉得好耍。
我是个小脚老太婆，他们在土改时，硬逼着我在田埂上来来回回跑，一大伙人跟前跟后参观。跑不动，就用赶牛的竹竿抽。我栽进田里，满身泥水地爬起来，他们就拍着巴掌，跳着脚笑。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押着斗争了几百次的四类分子，都是些吊着半口气的焉巴老头老太，到毛主席像前请罪，跳忠字舞。嘴巴都不关风了，还要唱“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的脚小，一转圈就跌跤，可偏要叫我转圈，他们好找理由打人，好捂着嘴巴笑。我还偏着耳朵听他们发议论：“幸好有了毛主席，弄些地主、富农来斗，要不贫下中农的日子也不好打发。”
老威：你能熬到如今，不容易啊。
董存英：减租退押那年，他去劳改，我以为永远回不来。民兵又把我抓去，打得太凶，我受不得罪啰，就趁他们不注意，跳草海子自杀。可没两分钟，来了十几个人打捞。我喝了一肚皮水，还是叫人家从几米深的海子底，揪住头发提上岸。擀面杖在身上滚来滚去，我痛醒了，盯着上头明晃晃的太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死过了？却听见一个声音说：“狗日地主婆，还敢跳水，抗拒土地改革！”“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就是跑到阎王殿，也要把你弄回来！有种的又去跳。“接着就是打雷似地要打倒我的口号。
我被关押了一个星期，逼着交代自杀动机；我说没动机，就是不想活。他们就打，就说还没到死的时候。如果人民政府要你死，你想活也得死。而自杀是不允许的，你自杀，给整个草海子村的土改形象抹了黑。
我在大会上一次次认罪，死也死不起啰，要连累后代啰。所以只能活着，为共产党、毛主席活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着。嘿，想不到贱命这么长，85岁了。
老威：老人家的政策水平蛮高嘛。
董存英：1979年，地富分子揭帽，他又从监狱回来了。
老威：平反了吗？
董存英：听他说，早两年刑就服满了，又留场。后来中国跟越南打自卫反击战，边境不稳定，就把所有留场人员清理一遍，该放的就放。
老威：没有一个说法吗，爷爷？
陈义尧：哪儿来哪儿去……我我我……
董存英：你就说两句啰。
陈义尧：哎哟，说不成，说不成！
补记
访谈勉强结束，已近午夜12点。装了十几个人的堂屋闷如火药桶。这个历尽劫难的家庭，年龄最大的85，最小的已衔着妈妈的奶头睡着了。
我和老张被安排进孙儿媳妇房间，同床抵脚而眠。随着神经的松驰，便意袭来，于是我起身出门寻臭。不料那个曾为牛尽孝的迟钝的陈家老三竟闻风而动，举着电筒，顺院墙跟引路。山风呼啸，树影摇曳，我的衣裳下摆被刮翻起来。而脚下的石板嘎嘎响，如果不小心踏空，就会降落四、五米，躺在另一农户的房顶。
拐一直角，又上了10多梯土坎，陈三哥把我直送到屋后的茅坑前。一掀草帘就如厕了，可他还要手握电筒，电线杆一般立在外头充当警卫。这实在让人难堪，我强笑着，一再谦让，可对方更加有礼，臊得我不禁怒吼一声，夺过电筒，对方才醒悟似地撤退。
粪坑之上，横着碗口粗的木棒二根，我探入左脚，被惊扰的蝇群爆炸一般升腾开来。我赶紧缩回，变成憋急的兔子，不问深浅地往上直窜了几丈。方下蹲撒野。
畅快了没几秒，从对面山谷嘘嘘来了一阵旋头风，如一把无形的铲子，将我整个端了起来。无奈，我挪了个窝，要继续畅快，可外露的肉馒头却触电般哆嗦，我蹦了个高，转身拿电筒当机枪扫射过去——一条蛇！天哪，矛头形状的脑壳已直竖起半尺高！我差点就坐在蛇窝里！
我后迈两大步，一转身来个勇士跳崖，刚巧在茅坑外跌了个狗吃屎。动静巨大，惹得一柱强光自下方刺来，由于裤子已在膝盖，我的私处暴露无遗。
无奈，只能从头收拾旧山河，让站岗多时的陈三哥接应回屋。掀帐上床，倒头贴着鼾声轰隆的老张侧卧一小会儿，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朦胧起来。其间，因奇痒，梦游似的直坐三回，狂抓头颈、肩背、肚脐周边、大腿两侧，致使伤痕累累。
而后便无梦。
鸡叫数遍，接着是狗叫，牛叫，及猪叫。天蒙蒙亮，老张先起床，出外洗了把冷水脸，折回叫我“威老师”。
风起如昨，我觉得不必擦脸了，就抓起背包，登上新的旅途。
首发人与人权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