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的人才忧郁，浅薄如我，居然也忧郁？上帝岂不笑掉大门牙！
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经常没心没肺、嘻嘻哈哈的我，还真的就在今年正儿八经地忧郁了一把。其状态是：时而失眠，夜半即起，整日愁眉，无精打采。什么事情也没兴趣做，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自我评价越来越低，自我感觉越来越坏。因忧郁之故，一向重然诺、不旋踵的我，如今即便是重要的承诺，也都无法兑现，只得失信违约。
譬如，去年我曾答应四川某剧团，在今年春节后免费给他们写一出喜剧，我本以为此剧酝酿已久，故事早已烂熟于心，人物更是呼之欲出，只需一个月时间便可轻松交稿。谁知春节之前，忧郁突然侵袭，心绪越来越糟，勉强写作此剧，进展极为缓慢，整整两个半月，始终在短短的序幕之中逡巡不前，怎么也拉不开正戏的大幕。可堪欣慰的，仅是想出了一个令剧团团长喜欢的剧名：《都是因为那个屁》。但孩子还没出生，就起好了名字，报上了户口，若是流产了，这不急死人吗？越着急，越忧郁；越忧郁，越写不出，终于不了了之，忧郁也因之加剧。这种状态使我十分惊讶和恐慌，况且时间长达半年，至今也还没有彻底消停。
好友闻知，前来探视，劝导于我。他说，有什么好忧郁的？难道你没学习？没看报？如今欣逢盛世，形势大好，继全党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又喜迎保持先进性高潮。从工农大众到中央领导，从港澳同胞到海外华侨，都说新中国50多年就以现在最好。红歌星的《好日子》唱得世界人民都知道：“今天都是好日子，千金的光阴不能等；明天又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安康；看吧，一年年国富民强。这么好的日子，杞国无事忧天倾，你忧郁什么？莫非对现实不满！嗯？
我诚惶诚恐，连忙解释，我说忧郁是一种疾病，至少是亚健康。如果对现实不满，那或是对国事忧虑，或是对社会愤懑。而我的忧郁不是对现实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失衡。
好友继续开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你，天下不忧你却忧，天下都乐你不乐。岂不是对现实不满？
我无语，半年多来，我深居简出，谨言慎行，看书习字，心性恬澹，如果说不满，我只对自己有所不满，何敢对现实不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好友提醒，说我今年有一剧被禁，肯定不满。
好友所说的此剧是《幸遇先生蔡》，本是1998年我应北京大学之请，为他们的百年校庆纪念蔡元培而写，后来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半途而废。三年后，香港著名的中英剧团得知此事，诚恳请我将此剧继续写完，由他们排演。当时我在美国，很是感动，也很感慨。感动的是，香港本是成龙、是周星驰、是张曼玉、是梁朝伟的艺术天下，如今蔡元培这个世纪伟人也将跻身其间，和这些演艺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这怎不令人感动？这至少说明香港的艺术也需要有点崇高，有点深刻，并非一味娱乐，一味搞笑。
感慨的是蔡元培艺术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应该出现的北京；就像蔡元培的墓地本应安置在北京大学宁静的燕园，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远坟场一样。
《幸遇先生蔡》于2001年夏秋之际竣稿，中英剧团团长和导演看了剧本即来电话，说他们感动得哭了。我问：真的？他们说：真的！我有点疑惑，这个剧本能感人，我有点自信；但感动得让人落泪，我想还不至于。当年11月该剧在香港葵青剧院公演，连满7场，没想到还真的让一些观众感动得哭了。
当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位著名导演正在香港，她看过剧本和排演，很是喜欢，说她一直就在寻觅这种感人的史诗剧，她说她要把此剧搬到上海舞台。我想这也仅仅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四年之后，2005年，适逢上海“话剧中心”成立10周年，她果真建议并获准排演此剧，作为“话剧中心”十年大庆的一次重要演出。于是，1月成立剧组，开始排演；2月上旬首次连排，即获成功。可又没想到的是，第二次连排就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停止排演！领导指示，坚决执行，剧组也随之解散，充分表现了强大的执政能力。
好在剧组成立之初，我便表示，我不参加剧组成立大会，不受记者采访，不上电视露面，不作报告阐释剧本，不出席首演仪式，也恕不奉陪领导看戏。这倒不是我对此剧的命运早有预感，也不是我目无领导，只是我乃一介书生，自惭形秽，自有非他族类的自知之明，因而对令人鼓舞的活动总是恐惧，对法相庄严的领导总是敬畏，统统避之唯恐不及。这样一来倒也好，此剧降生时我没去凑个热闹，并未欣喜若狂；夭折时我也没在葬身之地，也未如丧考妣。我既没兴奋过，也没痛苦过，当然也就没有向遗体告别时的哀伤，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的平静。这应归于我的忧郁之功，使得我早已不随心所欲，而是随心所不欲，心如止水了。
我非但无怨无恨，反倒劝慰剧组负责人，我说：“领导总是纵观全局，站的高，看的远，停排此剧，自有充足理由，兴许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下错误，才作此英明决定，这正是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还表示：“只是排了一个多月，浪费了此剧的投资，也浪费了剧组的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感到万分抱歉！”
好友听我介绍以上情况，甚是惊讶，问我：“果真如此？”
我说：“句句属实。”
好友又问：“你何以如此。”
我说：“全仗觉悟的提高。早在1978年，我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曾受到领导的关怀而停演。1989年和1991年，我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先后两次被德国邀请，分别参加汉堡的国际戏剧节和慕尼黑的中国艺术周，两次都被政府好心的劝阻。1994年，香港某电影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有关部门因担心投鼠忌器而釜底抽薪，致使该片安乐而死。2000年，我参与的上海版的《蝴蝶是自由的》，也因上级的呵护而一度被停。加上这次的《幸遇先生蔡》，20多年来，我有这以上诸多剧本以及不少文章一再地被关爱，这是何等的幸运！这是对我的锻炼和培养，大大地增强了我心理素质和的承受能力。有人说，上面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说并不违法，为何？因为根本没法，何来违法？就如对某些新闻的管制，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和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同样不违法，中国根本没有新闻法，违个什么法？有人总是不能正面地积极地去理解政府的好意，总要和政府过不去，总是找政府的茬儿，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好友甚是欣然，问我思想觉悟怎么提高如此之快。
我说：“我在新中国生活了数十年，如果没这点觉悟，怎么能对得起党和政府，那我不是白活了吗？那我还是人吗？”
好友连连点头，说：“对呀。这样还是人嘛！”
我让好友放心，我对他说：“我没啥，仅仅是忧郁。”
好友又追问：“真的不是忧国忧民？”
我说：“绝不是忧国忧民。即便国堪忧，民堪忧，我也不忧。举目中华，现在谁还这么傻呀？谁还有这样古老落后的情怀呀？我忧国忧民，谁忧我呀？我不忧，我只有点忧郁。”
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