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就他的新书发表演讲（2016年10月，美国之音斯洋拍摄）。
中共十八大六中刚刚闭幕，“建设廉洁政府，坚决反对腐败”是会议公报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美国一名华裔学者出版新书说，由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反贪腐行动并没有触及“中国式”腐败的起源——产权不清导致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习近平的打贪行动只是暂时中断了一些腐败行动，并不能根治腐败，而腐败又终将导致中共的衰落。
根据十八大六中全会公报，“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同时，根据中共中纪委网站最近公布的消息，2013年至2016年9月，中共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8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由此看来，中共反腐的决心不可谓不太，力度不可谓不强，然而，根据美国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欣的看法，习近平的打贪腐的行动却没有触及到中共体制内贪污腐败的根本，也就是习近平经常所说的“贪腐的土壤”。
不完全的产权改革是贪腐的源头
裴敏欣现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大学政府学教授。他在自己刚刚出版的新书，《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China‘s Crony Capitalism—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中，剖析了中国全国性腐败的重要起源——1990年代开始的不完全的产权改革——即下放财产控制权（rights of control），但是却不明确财产所有权（rights of ownership）的做法。
裴敏欣的新书《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China‘s Crony Capitalism—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封面（2016年10月，美国之音斯洋拍摄）。
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通常指的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权贵资本主义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腐而提出的，指的是因血亲、婚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的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的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裴敏欣近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为他的新书举行的发布会上披露了新书创作的缘由。他说，他发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案件大多数呈现“窝案、串案”的形式，也就是一个腐败案很少是“单兵作战”，而是涉及多个人，这促使他去研究“官商勾结”发生的政治、经济和体制环境的改变。
他说，他发现1990年代开始的产权改革是腐败案出现，特别是“窝案”和“串案”出现的主要驱动力。他说，1980年代，因为政府严格控制着产权的两个方面——控制权和所有权，因此产权不可以被偷走。
但是，“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缓慢实施产权改革，这些改革具有一个非常的特色，那就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将资产私有化，他们用了另外一种委婉的说法——产权改革。这个改革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他们逐渐放松对产权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官员，下到县级官员，都有权处置产权，而中国政府却从来没有明确过所有权的问题。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资产没有主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有权接触这些资产。换句话说，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机会可以控制各种价格的国有资产。”
他解释说，一个产权不明的资产必定会引来众多人对其宣示拥有权。因此，需要各个官僚机构的合作，才能完全获得这份资产的所有权。因此，解释了产权获得过程中官员们互相勾结的原因。
他说，他通过对基层官员的贪腐案的研究发现，（他解释高层贪腐案的治疗因为不公开，比较难以研究），一个典型的贪腐案通常是由私营企业主通过贿赂一群官员或是一个官员，以帮助他贿赂一群官员来获得一片资产的所有权的过程。
干部管理体制变革使得“买官卖官”成为可能
他说，另外一个制度性的改革也促进了官商勾结，甚至导致“买官卖官”成为可能，那就是地方官员管理和任命制度的改变。
1984年，中共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将中共建制以来的下管两级的干部管理体制改为下管一级。下管两级的一个例子是，地级官员的任命只能有中央来管理，而县级官员的任命则有省级来完成。
裴敏欣说：“1984年前的中共干部管理体制让官员很难与其直接下属”勾结“，因为直属上级主管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力，而改革后的体制却为”买官卖官“提供了市场。这也让官场的‘庇护’体系成为可能。”
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产
裴敏欣说，1990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急剧变化也让权力和资本的合谋成为可能。
1990年，中国经济战略向投资促经济增长转移，而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心。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土地和批准，这为大规模的官商勾结提供了机会。
腐败导致中共的衰落
裴敏欣说，他的这本书研究了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260起“窝案”和“串案”。案件涉及各个官僚机构，盘根错节。勾结有“垂直”模式的，也就是上下联动，在一个机构内部的勾结。“平行勾结”则涉及跨机构内外勾结等。
他说，三大动因造成了中共的衰落。第一就是产权私有化导致腐败的广泛发生。第二，腐败网络的庇护体系，官员只对庇护者负责，并不对党负责。第三，好人被排挤，腐败渗透到各个官僚机构，最终占据官僚体系。
他说，习近平大规模的打击贪污腐败的做法显示，腐败已经渗透到中共官僚机构的各个层面。但是，他指出，习近平只是暂时中断腐败的市场，一旦打贪行动松懈，这个市场会马上回来。
他早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统治精英的普遍腐败是显示中共政权已经经历政权的衰落的重要证据。
文章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