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按：杨本富大哥作为翻身农民，六十年代就对共产党的欺骗手段能有认识，当时我很吃惊。他不反对共产党，但对社会不公非常不满，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他坚持不被共产党利用，就是一种抵抗，就是坚持作人的底线，而不沦为党的驯服工具。
杨本富大哥离开人世已三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宛若在我眼前。特别是1971年初冬，他借一件棉衣给我过冬的情景，至今仍深藏在我的心中。
1971年冬蔡楚身穿杨大哥的棉衣于望江公园
当时，我刚调到成都轴承厂做临时工不久，由于我的旧棉衣，在石油筑路处把我开除临时工队伍时已上交。而我又大而化之，认为自己年轻，可以不用棉衣过冬。一次，在望江公园茶铺外，晒太阳喝茶时，杨大哥见我只穿了一件破绒衣，问我冷不冷，我硬撑着说不冷。但一阵凛冽的江风吹来，我不禁微微颤抖。杨大哥见状，立即脱下身上穿的一件新军用棉衣，给我披上，说借给我过冬。我问他穿旧了怎么办？他笑答：没得事，可以找老战友换新的。我也不辨真伪，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还给他，而且还把棉衣上烧了一个洞。杨大哥仍然说：没得事。
杨大哥性情豪爽大方，黝黑的面孔，高瘦而强健的身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看得出有几分功夫。我认识杨大哥在1964年。那时，我是待业青年，他家住在我家后面，临江路15号大院内。一天早上，我照例在锦江边练嗓子，他正好在一旁打拳，便招呼我跟他回家坐坐。久而久之，我知道他当时在成都铁路局做铁路公安，妻子姓曹，在新南门成都翻胎厂工作，有两个小女儿。
一天午后，杨大哥把我叫到他家喝茶，我见曹大姐和他女儿都不在家，就问他有什么事。他说，铁路公安调他到成都至资阳一带铁路上值班，因此他不能经常在家，特地委托我随时到他家看看，若曹大姐需要帮忙，就请我搭把手。我一口应下，也没有多想。
后来，我俩几次在新南门清和茶楼上喝茶吹牛，才知道他的经历。杨大哥，什邡县人，贫农出身。1951年参加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打美国鬼子。按他的说法，当时他家刚刚翻身分到土地，突然听说美国鬼子要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夺回他家的土地，就义愤填膺、义不容辞地参军上了朝鲜前线。1954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回国时，他已在某师当师长的警卫员。后来，他1958年回国转业时，他家的土地，已先后被农村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公有化”了。他说，农民视土地为生命，他感到受了欺骗，被利用。而且，杨大哥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是扯白（瞎说），过去也从未听说四川饿死过这么多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些过去的“最可爱的人”，现在不仅一钱不值，还落得周身都是病。
杨大哥虽然转业到成都，并结婚得女，但他并不感到幸福。他说，因为他常年在铁路上值班，不能照顾家庭，因而家庭不太和睦，使他心烦意乱。而且，他在火车上听到的多是官员搞特殊化，甚至乱搞男女关系的消息，（如，成都军区原司令员黄新廷强占女歌舞演员的故事。）使他看透了这社会的不公。这就是他随时担心家庭，委托我随时到他家看看的原因。我不相信他讲的热情好客的曹大姐会看不起他，认为他有大男子气，但不便过问他的家务，只好劝他看在女儿面上，维持家庭的完整。之后他家搬到翻胎厂宿舍住，我还是常去坐坐。由于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话题，气味相投，所以成为好友。
1965年8月，我调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做临时工，修建资阳器材库。行前，因我没有一条耐用的长裤，杨大哥就帮我把我家的一张雕有中华民国国徽的小床抬出去卖了12元，买了些日用品，才动身去资阳县。后来想起，杨大哥无意中救了我家。文革初期，我大妹和小弟所在学校的红卫兵，都要求他俩主动申请抄家。而且，12中的红卫兵还到我家看过，若他们发现了这张小床，岂肯善罢甘休。
六六年文革开始，我的早期诗歌，被同在一起做临时工的朋友，用大字报检举揭发，我被工作组勒令写坦白交代。这个消息传到成都后，突然一天，杨大哥带着两个女儿来资阳工地看我。当时，经过追查，我的两本手抄诗集和读书笔记等，在运动初期，我大妹为防本校红卫兵抄家，已提前烧毁。所以，朋友的检举揭发只能凭记忆提供只言片语，我的坦白交待，已侥幸过关。我与杨大哥和两个女儿，即步行到资阳县城去聚餐。我给他讲了，我与那位在一起做临时工的朋友，被工作组挑拨、利用而互相揭发的过程。分手时，杨大哥说，作朋友就要讲义气，要互相搊起（支持），不要互相扯皮（争论或揭短）。他还是经常去新南门口子上，修自行车的李大爷和我的老同学周国昌家坐坐，与一批成都新南门周围的朋友在“操扁挂”。（练武），要我回成都时去他家耍。
六六年秋天，修建资阳器材库的成都临时工经过整编，解雇了几百人。剩下一百来人，被调到四川石油大会战的前线，荣县、威远县一带修公路、平井场，缩编成为筑路处土建队（又称成都中队）。由于会战前线离成都较远，我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但每次回家，去看望杨大哥也是不可或缺的事。一次，杨大哥告诉我，那位与我互相揭发的朋友，委托新南门的罗某找一群人收拾（殴打）我。罗来找他问是否了解此事，他告诉罗，我与那位朋友被利用，互相揭发的过程，叫罗不要过问此事，罗才从此不提这件事。他还告诉我，不要去介入文革，以免再被利用，抽时间练好自己的身体才是头等大事。六七年夏天，我从红村石油会战指挥部和处机关所在地红旗村的“抓革命”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筑路部队”，回到工地上“促生产”，也有听杨大哥劝告，不再被利用的原因。
七零年一月初，我突然被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揪出来批斗，军管会和群专队命我交待与反革命组织“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关系，说成都已寄来资料，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掌握了此反革命组织，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我不知所措，只能避重就轻革自己的命。六月下旬，我被开除临时工队伍，八月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回成都后，我与杨大哥之间的来往自然增多。此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休息或习武。他动员我也同他一样“散”（不上班），我说，你不上班有工资，我不上班吃什么？同时，他告诉我，他已调离铁路公安，被安排去守铁路上的交通要道的路口。那时，铁路上的路口是否通行，由人工拉动竹子做的标志杆来指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时间拉动标志杆。即使这样，杨大哥还是常“散”（不上班），他坚持“看透这社会”的观点，不愿意为它多出一分力。但他帮助朋友却尽心尽力，充分表现出社会“边缘人”的一冷一热。
七十年代中期，杨大哥把他的小女儿送去学川戏，最终考进川剧学校，成了专业演员。他因胃痛常年病休在家，除“操扁挂”（练武）外，还学习中医的按摩术，义务为他人服务。一次，我骑自行车摔倒，伤了手指。由于临时工没有公费医疗，也是请杨大哥用他自泡的药酒给我疗伤。当时，他还津津乐道的说，找到了一种祖传秘方，今后要开一家按摩诊所。可惜他一直没有钱开办，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后来，我在新南门修自行车的李大爷家下象棋，见过杨大哥几次。他说与李大爷（管制份子）摆得拢，所以常来此聊天。由于修自行车的店铺处于路口，人来人往较多，故成为当时小道消息传播的场地。比如，成都当时流传很广的“号票歌”，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人们常聚在一起发泄对“文革”的不满，是“文革”后期的特征之一。杨大哥是小道消息的积极传播者，他作为翻身农民，对共产党没有仇恨，但对社会不公，缺吃少穿非常不满。
79年，我获平反，在轴承厂转正当了采购员。常年驻在长城钢厂催货，与杨大哥的来往就渐渐减少。
1985年春天，我听说杨大哥病了，而且是胃癌，住在成都第二工人医院治疗。当时我常年出差，晚了几天才去看他。一天傍晚，在病房里见到他时，他已不能言语。他身边无人照顾，一人直躺在病床上，口大张开喘着粗气。我凑近他耳边大声说，杨大哥，我看你来了。他毫无反应，只有脸上淌满汗珠。我握住他的手，在病床边站了约十分钟，把买好的水果放在病房里，即去问护士为什么他身边无人。护士说家属轮流守护，刚才还在，现在可能回家吃饭了。
我没有去杨大哥家，只听说没有几天他就去世了。杨本富大哥作为翻身农民，六十年代就对共产党的欺骗手段能有认识，当时我很吃惊。他不反对共产党，但对社会不公非常不满，可见，公道自在人心。他坚持不被共产党利用，就是一种抵抗，就是坚持作人的底线，而不沦为党的驯服工具。
今天，我搜索杨本富（成都），第一项显示出成都金沙陵园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我欲去网上献花、点烛，但不能登录。
安息吧，杨大哥。我会回成都看你。
2016年6月5日初稿
2016年11月6日定稿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