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民主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实录》（Communism：A History）的小册子，作者是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译者是郭新民先生。
列宁比斯大林更凶狠
20世纪是共产主义兴起与衰亡的世纪。有关共产主义的论着可谓汗牛充栋。这本《共产主义实录》是一本祇有12万字的小册子，但毕竟出自大家之手，简明扼要，内涵丰富。其中既有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分析，又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叙述，还有若干生动有趣的细节，读起来不感觉枯燥。例如有一段讲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比较。我们通常都以为，斯大林自然是个大暴君，列宁大概要比斯大林温和一些。作者引用了莫洛托夫的评论。莫洛托夫长期身居高位，既在列宁身边工作过，又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有人问他，列宁和斯大林两人谁更凶狠？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实录》这本书追溯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作者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讲到莫尔的《乌托邦》，从摩莱里讲到圣西门、傅里叶，然后讲到马克思。作者没有提到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共产主义思想。根据我的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缺少共产主义的思想，《礼记。大同篇》里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其中并不包含明确的取缔私产、财产公有的思想，更像是个福利国家。
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好几十卷，光是那部《资本论》就有1400-1500页，内容庞杂，有很多专门术语，历来很少有人能读完这些晦涩难懂的文献，那为什么它的影响有如此巨大呢？回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教义可以归纳为几项简单的信条。”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另一个问题：既然凭着基本教义的几项简单信条就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又何必要写下那好几十卷的书呢？我的回答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下好几十卷大部头著作，有专门的术语，深奥晦涩，这就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马克思的那些基本教义基本信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的，因而就都是正确的，可信的。
在总结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时，派普斯教授指出有两点：第一，共产主义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原因。这样，共产主义所期望的国际主义（因特纳雄耐尔）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无法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声称他们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有部很著名的著作，书名就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如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遭到彻底失败，它所标榜的科学性也彻底破产。但仍然有一些人要继续坚持那套理念，他们承认他们的理念已经不再具有科学的基础而变成了空想，但他们坚持他们有空想的权利。所以现在有人干脆把恩格斯那句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当然了，人类应该保持想像的能力。所以他们那样说倒不为错。派普斯教授引用了前克格勃首脑、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的一段话，意味深长。安德罗波夫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受压迫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打开所有的闸门，人们会立即站出来诉说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和冤屈，那将如雪山崩泻而下，我们是没有法子挡得住的。”这段话表明，共产党领导人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压迫之上的，而控制言论则是维护这种压迫性统治的不二法门。这也就再次证明了，言论自由是共产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是我们终结共产暴政实现自由民主的突破口。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都要更自觉地把争取言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派普斯教授这本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讲到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严重衰退的危机。这种危机绝非武力所能解决而必须全面改革。这话说得很对。但接下来的话就有问题了。作者说，由于苏共领导人一再延误改革，等到了1985年，苏共统治集团觉得它确实面临列宁所说的爆发革命的时机，那就是统治集团不能照老样子统治下去，而人民也不能容忍在这种统治下生活下去了。这种说法很可怀疑。当年的苏联确实处于衰退状态，但未必到了爆发革命的时机。在当时，苏共内部既无分裂的迹象，社会上也没有发生过较具规模的公开反抗。凭着庞大的镇压机制和连续几十年镇压造成的恐惧效应，苏共统治并非不可能再继续一段时间。此其一。
其二，作者说，当戈尔巴乔夫把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时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它或者是继续压制一切舆论，使这个国家一片死寂，慢慢衰竭下去；或者开放舆论，那又会冒引起革命爆发的危险。这话也有问题。同是共产国家，中共一再压制舆论，何以没使中国一片死寂而衰竭下去呢？固然，从长远看，一个压制的国家是注定要衰竭下去的，但在短期内却未必，甚至还有可能强大起来。
再有，派普斯写道，当苏联开始走上民主的道路时，那些高干们原本是有力量扭转局势的，但是由于他们也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所以没做出什么反抗，而是趁机把国家财产大捞一把。联系到中共，我们就可以发现作者的解说不够周全。中共的强硬派们何尝还对共产主义有信心，但是他们要维护的是他们的一党专政，所以他们要镇压民主运动。实际上，共产国家的领导人们都早就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了，过去他们拒绝民主转型的真正理由仅仅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一党专政。
作者讲到邓小平时，祇讲邓的改革，没有提到邓的镇压，没有提到六四。在讲到共产政权为何祇在中、朝、古、越国等国撑持下来，作者也祇讲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向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而不提他们始终不放弃政治高压。然而我们都知道，没有政治高压，共产制度就一天也混不下去。因此，苏共的高干们放弃镇压，愿意接受和平的民主转型，总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说这些高干们趁经济改革之机大捞一把，但若和中共高干相比，前苏共高干又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毕竟，在中国，没有民主参与，没有独立媒体的监督，官员们化公为私要更容易得多。然而偏偏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俄国东欧都更快。那么造成这种高速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它和六四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包含着那些危险以及它将把中国引向和方？派普斯教授对邓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对六四后的中国的论述太简略。当然，派普斯教授是苏俄问题专家而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问题是如果你对中国的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你对共产国家的了解就是很不够的。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