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袁伟时教授谈民国时代经济发展——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坎坷过程和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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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老当益壮,今年又有《近代中国论衡》和《晚清大变局》(繁体版)两本书在海外出版。最近袁教授在一个研讨会上再次回顾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坎坷过程和巨大代价,言人之所未言,表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宽濶视野和渊博知识。本文是据记录整理。】

一,有自由、有稳定,经济就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光是清末平定义和团以后,当时民营工矿业数目以每年百分十五的速度增加,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成就。十八世纪末政府财政收入每年是八千万两;甲午战争前收支基本平衡,甲午战争后因赔了日本二亿三千万两,财政才垮了。但经清末新政十年的改革,到辛亥革命前的一八一O、一八一一年,经济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税收达到了三亿两。

国民政府时代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即抗日战争的前十年,经济每年也是以百分之八、九的速度增长,那时除了苏联搞五年计划靠强迫工业化和强迫农业集体化有所增长外,其他国家都处在世界性经济大衰退期,有的国家衰退达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在当时是一枝独秀。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也有长足进步。然而今天中国每年百分之八至十的经济增长,却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据。

过去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这要做具体分析: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是国耻,但《条约》中“日本国民得任便在中国各口岸设厂制造,货物进出口收税百分之五后不另征税”一条,却是有利中国经济发展的。因为日本人可以享受这条款的好处,大清国民也可以享受这条款的好处。以前政府剥夺国民的经济自由,如不许买轮船、修铁路等;现在有了那怕是不完全的自由,经济也可以得到很大发展。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的几年间,民企在数目和资本上均超过外企。从辛亥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十六年内发展速度是晚清甲午战争后十六年的两倍。以前说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实际不是这样。事实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前,中国私人经济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二,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国自己

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国自己:没有自由、没有稳定。经典马列主义也认为,内因是发展的主要原因;一百年来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都証明了这点。义和团之后,中国社会基本稳定;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七年,也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也相对稳定;原来“租界”就是最稳定的地方。太平天国叛乱时期,大量的有钱人带着资金和人才进入租界,上海因此得到第一次大发展而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当年上海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个黄金交易中心。

平定义和团后到三十年代,中国外贸增加了五倍,而日本只增三倍,印度几乎没有增长。这是中国的开放也就是自由程度比日本还要高的缘故,租界正是中国开放、自由的窗口。抗战前,外贸发展很快。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仍是金融中心,租界因为战争一下子多了四千多间工厂。租界社会虽属畸形,但还是有严格的法制。例如香港,过去没有民主但有法制,所以发展起来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东北的投资猛增,日本在华投资百分七十二在东北。不到六年,东北地区工业产值就增长了四点六倍;一九四三年比一九三七年又增长了二点二倍。一九三七年东北地区的铁、铜、钢产量均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九十,发电量、煤产量等则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中国首位。在东北的日本公司有六千余家,资本总额五十六亿美元。东北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是最大的产粮区,满洲首都新京比上海还富裕,东北地区GDP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王书林:《厌恶毛时代》)台湾地区的工农业、教育,都是在日治时代得到很大发展。(本段为笔者补充)

三,中国人多死于自相残杀

从死人情况看,同帝国主义打仗死得不多,主要是自相残杀。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四亿三千万;到一八七O年剩下三亿多,损失了一亿二千多万。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受害最严重,人口至二十世纪才大致恢复到鸦片战争前的样子。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了二千五百万;但三年大饥荒却死了三千八百万,这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到各省查了挡案,经反复核对统计出来的。再加上其他灾荒、内战、政治运动造成的死亡,中国二十世纪的不正常死亡超过一亿人。

四,“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研究军阀史、地方史发现:广东人最怀念的就是陈济棠时代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当时广东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军阀也讲民主,广东有省议会,政治很开明;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校园一万亩,全国第一;中山大学经费也是全国第一,因为陈济棠划出几个税收归中山大学作经费。山西老百姓对阎锡三评价就很高,西南联大办得很好,桂林成为战时文化中心,是得益于云南和广西地方势力的保护。

以前说湘军、淮军的强大为破坏统一、军阀混战埋下祸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国民是否幸福,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制度而与国土大小无关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这是过去的总结,又是将来中国社会改造的纲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托逐步扩大经济自由之福。今天所以存在那么多问题,还是自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很多部门还是政府垄断,金融部门、国防工业不能进去,如此等等。经济自由尚且没有彻底解决,其他领域更不用说了。以为可以靠民族主义,靠排斥西方文化,就可以使国家独立和强大,代价是国家一再受人侵略。

五,剷除民族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思潮

转型之所以艰难,根子在民族主义思潮、激进思潮、民粹主义思潮之泛滥。英国人栢宁说:“民族主义危害影响最大”;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但并不是真正的爱国,相反是害国。抗战中民族主义掩盖了民主自由,国民党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口号,就埋下了后来内战的根源。一九九O年几个靑年东拼西凑的《中国可以说不》,愤青替“九??一一”事件欢呼叫好等等,都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所以,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主义又以新的形式出现:自封“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狂妄地提出“我们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五十年代越南共产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志明作风为指导,很令中国人自豪。中共刚执政就在北京开了个“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亚澳工联。这个大会就是要推广中国革命成功的所谓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派中国人到东南亚去领导革命斗争,在马来西亚等地开展游击战,搞得这些地方一片战火。当年满心热情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一九四九年以后动员他们回原侨居地闹革命。有一个老干部就不回去,让他当该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也不干。

六,勇于跟现代文明接轨

激进思潮就是把斗争极端化。近代激进思潮起源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但打乱了清末宪政改革,还制造了经济危机。辛亥革命前每月军费不过三百多万元;辛亥革命后每月达九百万元;冒出几十万革命军,仅广东省就有十四万八千人;一下子把财政打乱了。当时全国只有九万两库银,结果要善后大借款。这是国民党投票赞成的,不是以前所说的什么袁世凯出卖主权借钱镇压革命等等。

孙中山和陈炯明在统一中国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陈炯明支持联省自治,赞同联邦制;孙中山却主张武力统一。一九一三年对“宋教仁案”的处理,国民党内部有很大争议。当时已经掌握了袁世凯集团的证据,上海市检察院也向赵秉钧发出了传讯,完全可以遁法律途径觧决的。但孙中山却一意孤行搞第二次革命,结果因兵力不足,导致全军覆没。民粹主义也是妨碍现代化的有害思潮。

在制度文化上,现代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中国得赶紧承认传统的制度文化是不行的,勇敢地抛弃过去哪一套,跟现代文明接轨。二OO一年决定参加WTO,等于承认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法制上、政治制度上的规则。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人权公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思想总结,签了字就意味着从理论上、道义上、原则上愿意和世界文明接轨。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执政党应该比大清皇帝更高明一点,不能再拖延改革而逼出革命来!

首发开放2006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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