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见证后极权社会的恐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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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谎言是后极权社会赖以运转的两大支柱。认识后极权社会人们的恐惧生态,显然有助于解开后极权社会统治延续的诸多谜团,进而为结束后极权社会提供重要的参照。

任何一个在后极权社会生活过的人,都会对恐惧有着真切的记忆,虽然这种恐惧常常深化到人们行动的潜意识之中,成为影响人们作出某种行动决定的内在因素,但任何人都无可否认它的存在。诚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所描述的:“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是没有人可能向这个国家的权力挑战的最后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这些行为是为了在那些看不见的眼睛和耳朵之内的表现自己。他非常知道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因为那种‘蜘蛛’可以没有任何必然性而干涉某人的生活,将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被审讯、指控、投入监狱和判刑,因为一个人的上级也被陷害在同一张网里;在每一个级别上的人,其命运都是被决定的,这里有和国家警察合作者也有被迫合作的人。因此,十分突出的事实是,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一种没完没了的伪饰。”

可见后极权社会的人们是被一张无形的恐惧的大网笼罩着,要理解后极权社会人们的行止,就必须认识后极权社会人们的恐惧。在此我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陈述出来,以供关心中国命运人士参考。

1998年春节,我在家中接待一位来访的大学同学,席间谈及社会问题时,我激愤地指出当局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倒退的跛足式政策,已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并且必将深远阻碍中国向文明社会迈进。当时同学闻之愕然,赶忙善意提醒我不可轻言,尤其在外不可对人言。我追问为什么,问他是否因言说而受到侵害。他支吾着又说不出所以,只是感觉说这话让人听见有可能会引起麻烦,若在机关被同事告到上面,那保准提拔无望,并有可能闲置起来或走向下岗。应该说明的是该同学是在一政府部门工作,与我有十几年交情,以前生活上的事无所不谈,只是很少交流对时政的看法,而今一交流竟使他惶恐。我相信他在理念上与我不会有根本性分歧,事实上他也没反对我的观点,而是害怕这种观点的言说可能会招致麻烦。从他的回答中也说不出切身的经历来证实,无非是历史记忆的推导,但这个推导在今天中国时局下几乎无人可以证伪,相反只要正常人都会感知它的存在。

2000年春节我回到离别五年的家乡,当叔伯与我同吃年饭,共话五年来村中变化与社会沧桑时。我们在杯酒的浇灌下完全忘却了自身愁苦,都置身于一种对社会人生的超然审视与评点中。当谈到社会时局变幻时,我剩着酒性纵论古今、针砭时弊。当我直陈中国牺牲农村发展的畸形城市化之路与无端迫害信教民众的违法侵权行径时,热烈交谈的气氛渐渐变成了我的个人宣讲。起初我以为是叔伯他们在农村的视野与文化教育的局限,使他们无法更多更深考虑社会问题,然而叔伯在当地是算得上有文化的,又切身生活在农村,并且因他们子女在外经商而去过不少大城市,按理对这些话题是有体会的,尤其我叔是当地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成员,因此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多方骚扰,应当对此话题深有共鸣,然而他们却一致的沉默,由最初的热烈参与谈论,到后来埋头喝酒旁听,这看来不是无知或话不投机的原因。

果然在我意犹未尽而稍事停顿时,伯父不失时机地接过话茬去,语重心长地说:“润晶啊,你说的这一切不是别人不懂,也不是别人没体会没感受。我与你叔经历的世事可比你多得多,所谓祸从口出,话到嘴边留三分啊!按说你受的苦难也不少了,怎么就还如此口无遮拦?要小心隔墙有耳啊!要说这些年的不是,那明眼人一看是明白的,就说农村上学,八十年代初一家父母劳动送几个子女上学都不太难,你兄弟俩不是就靠你父亲在那几亩田地中劳动读出了大学吗?而今好了,说是经济发展了,反而一家几个人劳动(因为有的家是父母哥姐全劳动打工)送不起一个上学的了,城市化把农村给贫困化了。至于信教,农村生活单调,尤其近年年轻人都跑到外地务工,一大帮老弱之人留居农村,大家没有什么精神生活,甚至交流的机会都没有,更何况有个病痛的互相关照一下就更难了,有时连个人都找不着,大家平日没什么联系,临时有事时也不方便打扰别人,以致出现有老人在家去逝多日而无人知的情况,这样下去怎么是个事呢?于是有人来传教时,地方上一些热心人就借机把大家联系起来,这些信教的去教会除了学习教义,给人以精神寄托外,很现实的一个好处就是把这些滞留在家无所依靠的人相互联系起来,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安慰互相关照的机会,这是多好的事啊!但就不知政府哪根神经出了毛病,非得把这些人搞得鸡犬不宁,抓的抓,关的关,直逼得一些人家破人亡。这种祸国殃民的事也只有现时政权能做的出来,我想古今中外应该都找不出先例了―――― ”

我静静地听着,感动于伯父对时局的认识,他朴实的话语诠释着多少所谓理论家们争执不休的道理。同时我理解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与关怀担忧。他们毕竟是坐过牢,且亲历过半个多世纪的腥风血雨的。他们内心的恐惧化作了对后辈的声声警钟。可见就是边远如我家乡这样离县城都有几士里山路的农村,人们依然时时被一种恐惧所控制。

2003年深冬一天,我与一个理念相似、对我多方关照且令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在一个酒店用餐,席间谈及时局,我一激动脱口而出:“这个从上海来的瘪三,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完全是个被人性中的邪恶所左右的人,国家、民族、正义、理性概不是他考虑的范畴。”结果那老前辈一个劲地以手势制止我继续往下说,并紧张地环顾四座,在确信无人注意我们的谈话时,才轻舒一口气,并笑着告诫我千万别激动,说话要小声一些。我无奈地摇摇头,深深地叹口气。

更让人深思的是在我2001年回到北京时,竟听到朋友圈中有种说法:应该特别提防那些言词激烈抨击时局的人,他们很可能是国安收买的人或安插的特务。初闻此言,我久久沉默。应该说此论断不是全无可能,但概率有多大?难道那些连时局都不敢置评的人更不可能是国安,相反还是推动民主的力量?可见恐惧已经让人有种草木皆兵的紧张!

2005年元月17日上午,当赵紫阳先生去逝的噩耗传来,我赶紧给几位可能还不知道此不幸消息的朋友打电话,他们竟然非常担心电话中说这一消息可能被监听,我说这是新浪网发布的消息,他们才放心,但他们对此都不作任何评论。当月21日,我决定去富强胡同紫阳故居悼念。我于是给几个确信尚未被当局软禁的朋友打电话,想约他们同往,然而他们都以不同理由表示着同一个结论――不方便。在我独自赶往富强胡同时,我心中是悲哀的,要知道我通知的这些朋友都是从八九年那场屠杀中走过来的,且这十几年来都在当局的关照下而没有怎么平静过的人,但今天他们竟都因事不能来悼念紫阳――――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我独自找到富强胡同往里闯时,那些受命坚守在胡同口的便衣,在以身体阻住我前行时,其中一人竟压低着嗓音(而不是大声严厉的)问我去哪?我说过路。他依然小声说这不给过,我问他为什么,他无言以对。这时旁边上来个年纪大的便衣,客气地说着请我支持他们的工作,请理解他们的难处的话,并以要接待赵家亲友为名劝我离开。因当时时间较晚了,我就决定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当我在再约朋友同去失败后,下午又独自赶到了富强胡同。在胡同口的便衣已不是昨日的那些了,但阻拦我的便衣却以前一天同样的形式问着同样的话,当我直言是前来悼念紫阳时,那人竟愕然地不知怎么应对,只是木然地用身体挡着我的去路。在我愤怒地大声质问为什么不给悼念紫阳并要求他出示工作证时,对方明显感觉底气不足,于法于理找不到充分的说词,除了一再请求理解支持他的工作之外,就没有更好的话可说。后来因我说是紫阳孩子的朋友,他们大有找到台阶下式地松了口气,并马上让我进去了。

从这些阻拦我的便衣人员的神情中,我看出他们的无奈,看出他们在执行这种命令上的缺乏法理支撑,因此他们很有种心虚理亏的感觉,真所谓义正方可词严,理屈势必词穷。从他们低声的问话,到机械被动地阻拦,看出他们也心存顾虑,或者说心有恐惧。毕竟誰也无法抗拒内心良知的拷问,在良心与天理面前罪恶永远是被审判的!无论它在何时何地依恃着多大的权势,假借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当它侵害到人的基本天赋人权时,违背了日常人伦天理时,它都难逃最终被审判的命运!好在这些公安便衣们已经远离了我曾在书上读到的完全政治化专政的嘴脸,而显现出他们也是有灵有肉的鲜活的人,他们只是工作所迫而已,他们在理性上良心上也是知道是非的。这就是希望所在,这就是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大势所在。我高兴且乐于看到这种进步。

可见在一个后极权社会中,无论是警察还是平民,无论城市还是山乡,恐惧是一种普遍的生活常态。面对这种恐惧笼罩下的生灵,一种沉重、窒息弥漫在整个社会。这样一种社会不管物质多丰富,经济多发展,人们精神上依然是痛苦的,是被恐惧所驾驭的,因而是没什么幸福、快乐可言。如果一个社会以人们普遍的痛苦为维持的代价,以人们的恐惧为稳定的基础,那么这个社会究竟在为谁发展?

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我相信在人们普遍的恐惧中,肯定也会滋生出普遍逃离恐惧的愿望,这种愿望的汇聚早晚会将制造恐惧的现实砸烂,一个崭新的让人人免于恐惧的世界必将到来!让一切不愿生活在恐惧下的人们共同努力吧!

2006-12-11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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