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建刚:仕途的悲凉对洪秀全的心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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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在政治观念上,都缺乏自由的判断精神,在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显现出底蕴不足的偏执性,并患有先天的政治软骨症,既无力量也无胆略,充分担当起国家和社会重建的使命。他们苦修学习、攫取和积累文化资源的,大多情况下,是为了报答父母和家族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并在这种意义上进京赶考,进入官场,希冀通过这个途径来光宗耀祖和报答父母的最大恩情。

但是,一朝这一目的没有达到,仕途的前程化为乌有,这些知识分子便将所有的怨气化为仇恨,伺机向社会报复。如果在偶然的机遇中,获取了相应的权力,这时,他们对社会和民众实施的报复就是最为偏执和狭隘的治理和奴役。这是一种负罪感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狂暴。

知识分子的自傲表现在自视为国家的栋梁和社会的精英的自恋中,在政治层面上,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但是,由于先天的政治文化和自由精神以及自由思想底蕴的不足,他们要实现这一目标,往往要依附于君王的权力,由此便造成了历代知识分子的忠君和报效国家的特征。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社会的格局发生了崩溃和重组。在外国资本、官方资本和民族资本日趋主导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时,这些知识分子便慢慢地出现了被边缘化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知识分子还是没有卸下忠君报国的精神负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堂。吉柯德似的政治使命,自命不凡地充当着社会民众的精神导师,极力地以科举考试的成功充当专制暴政官僚预备队的填充人员。

这种双重性角色,就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偏执狭隘的性格支配下,在忠君报国孝敬父母的负罪感的表现中,陷入了越来越封闭的精神自恋的情形,和受虐幻想的忠君报国殉难者的状态。

于是,在中国历史中所出现的忠君报国孝敬父母的爱国主义英雄们(事实上,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都是国家主义的受害者),他们以一种受虐狂似的自恋,表现着殉难者的英雄豪气,使自己成为一个受世人注目的“革命者”。

这些群氓革命者们嘴上嚎叫着爱国主义的口号,实质上却是一只只披着羊皮的狼。当他们率领着由流氓无产者集结所组成的革命队伍,取得了统治国家和社会的绝对权力时,爱国主义的口号依然存在,但是,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却退回到前一个朝代的政治模式中,依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残暴统治。

二、

中国19世纪中叶的一次恢弘的大革命,就是太平天国革命。这次大革命的起因,仍然是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失利中、所酝酿出的反抗朝廷的举动。

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暴动的前夕,群氓革命者的领袖洪秀全;是一个潜心学习中国儒家经典的好学生。他自幼生活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家境贫寒的客家农户中,七岁入村中的一家书塾读书,记忆力很强,成绩非常优异。他能在三至六年的学习中,熟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以及各种诗词古文,并自学了诸多的历史典籍,在乡里堪称奇才,并因成绩优异而得到了乡绅们的助学馈赠。

洪秀全幼年时,自视清高、自尊自大,性格非常暴躁,易于发怒,动辄挥拳打人。在书塾中,同学们对他见而远之、怒而畏怯。不难看出,从此人的性格所显露出的所有特征,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热中于功名利禄的人。并且,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一种用身体强力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的价值存在,和用施虐狂的手段在征服他人的同时,表现出道德的信念和人伦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他展示自己对权力的渴求和对他人的奴役,即所有的权力都是由暴虐的力量支撑而体现其不可转让的权威。因此,洪秀全从小就形成了踌躇满志以征服他人为乐趣的具有开拓和反叛的强力精神。

但是,儿童并不知道在实施强力行为时,他的行为与思维之间所存在的界限,而往往将错误的施暴行为认为是展示自己英勇的存在,并在这一英勇行为的存在中体现出自己能征服一切的狂妄。这些都出自于儿童无意识的心理中具有多数对罪恶感的恐惧,即将自己的同龄人看成了以后进入仕途的障碍;非得用征服的暴力将其清除而后快,并在施虐行为中体验着爱与恨、光荣与耻辱、胜利与失败的复杂情感。

这就是人在幼年时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同时对人格价值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甚至给人在一生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因此,在洪秀全童年的所作所为中,上述的情形也就注定他将在统治太平天国时,所施用的各种错误的政治手段促使这个国家的彻底覆灭。

三、

渴望获取功名利禄,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生的发展中所具有的一大心理情结。洪秀全也不例外。他童年刻苦学习,和家庭贫寒给他带来的伤感心理,都可以证明他只有获取了功名利禄,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之恩。反之,就是被人耻笑的不肖之子。因此,带着这负罪感的心理,他从16岁起便赴广州赶考,企图通过科举考试的路径获得功名利禄而光宗耀祖。

可是,现实却不能如其所愿。在顺利地通过县试后,他那踌躇满志的心态,确实使他高估了中国的封建官场。虽然在广州的第一次应考,他名落孙山,但是他忍辱的精神确实使人感叹。他前后进行了四次的科举考试,其结果都是带着耻辱的心情品尝着每一次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苦果。于是在他的心理上便产生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极度不满,但却苦于找不到一条改变其腐朽制度的路数。其仕途进取的心态与报恩于父母和族人的负罪感使他蒙羞。

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一种虚伪的报恩报德的道德主义者,其道德的文化资源也就是来自统治中国思想界数千年的孔孟之道。他们的心理历程在孔孟学说的熏陶下,向往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和“治国平天下”的伟大自恋及其仕途梦想。这类知识分子的个人品格是自信与自卑的相连,以及极度的自我膨胀为其道德的核心力量。他们相信真正的善与美是用谦卑的形式和忠君报国以及孝敬父母的养育之恩,并在这之上,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利禄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理,在自信和自我私欲膨胀的心理与现实的作为中体现出超越的辉煌。

不难看出,洪秀全早期的心路历程便是按着这条孔孟学说所指引的方向;去寻求自我膨胀以及自信的超越而企图达到光宗耀祖的“修身”

与“齐家”,并在此之上走向一条忠君报国的“治国平天下”的官宦仕途之路。然而,人们在寻求有意识的成功心态之时,往往会被无意识所酿成的现实所打乱。

这种在人的意识之外的、不为主体所自觉的心理活动或是行为的动机,常常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处于茫然和尴尬的境地。形成无意识的来源是出自于人的先天本能的冲动,这种本能冲动的产生因素与存在,既不受主体的自觉控制(实际上根本就无法控制,例如人的性欲冲动,如果对其进行强制性的控制,后果将会使人处于疯癫和意淫的病态状况),这种本能冲动又能直接或经过转化而间接地影响人的行为,并成为人的行为之动机。

不能排除那些“革命领袖”(包括洪秀全在内)早期的本能冲动;除了性欲之外,基本上是建立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观臆断上。但是这种主观臆断常常被来自意识之外的本能冲动所代替。于是,主体判断的功能在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转化中,便出现了偏执的报恩心态和狭隘的忠君报国的自我膨胀。

人只要进入了这种自我私欲膨胀的自傲心态时,后天所经历的或者是出现在思维中令人感到羞耻和痛苦的情形,由于得不到申诉而受到各种因素的压抑,便逐渐地排斥出记忆和主观意识之外。这是一种故意的令人迷惑的心理状态,虽然这些羞耻和痛苦的情形被排斥出记忆和主观意识之外,但是却时常在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中时隐时现。这就会导致人在人生的发展中很多偶然的意识和记忆会张冠李戴的被转移或者被增强和减少。由于这种痛苦的羞辱感时常地随着本能冲动;折磨着人的心态,这样久而久之,人的偏执狂热和狭隘的情感冲动,便会伴着自我私欲的膨胀,随时随地的攻击他人,并将原有的自由以及良善的心态永远封闭在意识和记忆的最深处。

所以,当那些“革命领袖”从童年的顽劣不驯和征服同龄人时所感到的乐趣,并在成长为成年人时,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而名落孙山时的这种巨大差别中,他们痛苦的羞辱感顿时在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中,象火山迸发一样无法控制。在这种偶然的情感崩溃下,他们会被丢进一个黑暗而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中。

洪秀全就是在这种主观臆断与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心理状态的唆使下,自以为能在科举考试中获取仕途发展的权利。于是,在屡试屡败的科考中败在命运之神的手下。因此,一场大病将他从生理的强力支撑到精神自信彻底地给予拉垮了。他终于病倒异乡,并由骄夫抬骄将他送回家乡。

到家后,洪秀全病情渐重,卧床不起。这就是从痛苦的的羞辱感到愤怒的负罪感使其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和重的负荷,从而极力地想将这些主观意识和生活现实的感觉,全部压抑到无意识深处所导致的病症。

但是这些被压抑到无意识深处的羞辱感和负罪感;一时间还不可能在主观意识中全然消失。它们虽然被强力地压抑在无意识的深处,但是仍然会在适当的时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影响着人的思想、精神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行为。

不可否认,“革命领袖”在童年时接受父母和教师的教诲,并耳闻目睹着后者的言谈举止,在后者耳提面命地对他们讲述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孔孟之道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促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对这些文化资源加以吸收和内化。在他们自身心理内部的结构中;形成了既定的社会道德的行为准则。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行为不当而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自己良心的责备。特别是在孔孟学说横行于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普及中,这种社会的谴责和自己良心的责备所凸显出的内疚感、负罪感,便使“革命领袖”在心灵的活动中痛苦不安。当这些由于行为不当所受到谴责和责备而产生的内疚感和负罪感,完全是一种出自于意识之外的不自觉的本能冲动。

但是,对于那些以“大任”而自居,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革命领袖”来说,这种内疚感和负罪感,永远都象幽灵一样纠缠在他们的心理和生理上而无法摆脱。这种罪恶的感觉,虽然在某种时候被强制压抑在意识和记忆的深处,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突然间侵袭着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使其的心态和情感变幻无常。

当自己在暴力革命中获取了绝对的统治权力时,他们那些变幻无常的心态和情感便唆使其走上独裁的霸道和专制的黑暗。

四、

洪秀全在广州应试名落孙山后、逗留广州的短暂期间,曾得到一部名叫《劝世良言》的宣传信仰基督教的宗教书籍。该书共分九册,虽然是一部宣传基督教的书,但是,并不是一部系统地论述基督教教义的神学著作,而是只言片语地引述《圣经》的一些经文,以通俗的文字向世人传播天堂的极乐、地狱的痛苦,并抨击偶像崇拜,极力地劝戒人们信仰上帝去恶从善。也就是这一部《劝世良言》奠定了洪秀全去孔孟而信仰上帝。这也是一种偶然的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激起了洪秀全在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痛苦记忆中,捞到了活命,而而成为了自己在仕途的另类发展中的一根稻草。

性格的变化是无意识本能冲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它对人的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则是不容否定的。洪秀全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于是,一场影响中国的革命的暴风骤雨已在孕育之中。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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