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兴:关于文建刚灭门案的疑问与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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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富翁市长拿着一美圆的年薪为市民做事,市民似乎并不担心市长会在暗地里大捞特捞,而贵州兴仁的县长文建刚做县长之前就积攒了万贯家产,并且公开声称自己的钱早就够用了(意思是不需要贪污受贿),却不料在他死后许久,好官坏官的争论仍未停息。

对一个刚刚惨死者的人品提出疑问,似乎有违做人的宽厚之道,但文建刚案中的重重迷雾不能不刺激着人们的想象,以至于国内纸质媒体也打破了警方的重重阻挠,开始对案件的侦察结果以及文建刚本人的清廉问题提出疑问。

我们不知到警方对文建刚案的躲闪态度是出于什么具体原因:案件侦破的需要,还是别有隐情?但在文案的焦点效应之下,贵州警方对新闻记者的过分防范乃至千方百计限制记者人身自由,反而弄巧成拙,使本已降温的文建刚案重新升温。

透过这些报道,我们知道,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都对侦察结果提出了疑问。既然警察宣布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是抢劫财物,为什么不公布有关被抢财物的证据呢?目前所知,犯罪嫌疑人仅仅抢了文建刚的一部手机,可是,并不贫困的犯罪嫌疑人会为了一部手机而连杀六人吗,何况被杀者还是犯罪嫌疑人的熟人?

《南方都市报》的最新报道透露出本案的一些微妙信息,

“一位与嫌犯曹辉相熟的人士则表示,11月28日,他们和曹辉等人一起吃中饭时,大家谈到文建刚被灭门一事,曹辉曾说过一句:”文建刚那个贪官。‘“

很遗憾,中国的贪官实在太多,如果不是由于文建刚被灭门,无论他贪与不贪,老百姓都不会过分在意。尽管文建刚也曾有过一些廉洁从政的誓言,可是太多的贪官都很熟悉这套作秀的技巧,一个个大贪官被抓之前,冒充清官的水平实在太高,久而久之,真假难辨,无论表面上多么清廉的官员,人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了。假如要断言一个官员廉洁与否,与其把宝压在他的人品上,倒不如压在他的职位上,遗憾的是,文建刚所担任的县长(产媒大县)职务,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信任的职位。

在文建刚死亡之初,媒体的溢美之辞似乎有为文建刚盖棺论定的意思。但令人怀疑的侦破结果以及对记者的过度防范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案背后另有猫腻。

现在所了解到的信息显示,文建刚似乎并非他的同学家人所说的那个“能力强、年轻有为、政绩突出、刚正不阿的好县长”。以低廉补偿费强力推行拆迁的行为说明,他对于普通居民缺乏必要的同情,而让自己的小舅子在拆迁后的废墟上创办汽车城的计划则说明,这个县长很可能也有打算在治下捞上一把。如果这些报道中提及的问题确实存在,那么,一个好县长的形象也将就不存在了。

根据常识判断,我们很难说文建刚会是一个清官,在当下权力体系之下,就是把全国的县长们全部梳理一遍,又能找到几个真正的清官呢?如果说这些县长们有什么不同的话,恐怕也只是“不清廉程度”

的不同而已。

此前的报道中试图把文建刚描绘成一个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普通干部,但最新的报导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文建刚的几位兄姐,都是当地具有实力的干部,这种为了美化死者而有意掩盖事实的做法,已经破坏了人们对文建刚正面报导的信任。

联想到每每有公务员非正常死亡的事发生,总会有大张旗鼓的追悼会和事迹报告团,我们不禁要问,普通人死得,官员就死不得吗?对一个官员的非死亡,是否可以只谈论其死亡事件本身,而不去无限拔高死者呢?我觉得,《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旁敲侧击式的疑问,正是对前段时间舆论过分拔高文建刚的一种反弹──根据常识,一个产煤大县的县长很容易涉及经济问题,为什么文建刚却恰恰是这样一个好官、清官呢?如果奇迹般地竟有这样一个清官存在,而他的死又是如此血腥,如何能不吸引新闻记者的好奇与关注?

到现在为止,文建刚一案给我的感觉是:太多互相矛盾的说法,太多暧昧不明的巧合,太多吞吞吐吐的言辞,太多躲躲闪闪的表态。一个县长被谋杀了,从公安部到基层派出所都有民警参与破案,本是志在必得的一种姿态,却把大量精力用于防范乃至限制记者人身自由,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文建刚是一个贪官,严格的舆论管制会起到保护腐败的作用;如果文建刚是个清官,因舆论管制造成在猜疑和不信任,将会给文建刚第二次伤害。

我并非认定文建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贪官,到现在为止,关于文建刚的人品,我们不应胡乱猜疑,但作为一个县长,就算文建刚是个贪官,他能涉及的钱数也绝不会多到让人吃惊的地步,当贪官们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地捞钱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惊人的数字出乎人们意料。

如果要我猜测,我倒宁愿相信本案背后有十分复杂的经济纠纷关系,近来屡屡看到官员被打、被杀乃至全家被灭门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喧嚣一时,转眼就没了下文,是公众不具备追踪热点新闻的兴趣吗?

显然不是。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当一个腐败链条崩紧的时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对环环相扣的其它组成部分可能会构成巨大的损伤。警察的侦破工作当然要进入死者生前的真实生活,而这些真实生活中又会涉及多少不便为外人知的真实关系呢?那些环环相扣的链条的其它组成部分,就那么喜欢自己的真实一面被摊在阳光之下吗?

于是,对媒体的过度防范就成了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本来应该活在公众监督之下的官员们,有几个不是越来越注重行事低调,有几个不是越来越注重“个人隐私”?而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包括对待媒体的态度。

在一个腐败普遍存在的环境下,连对吹捧有时也会帮官员倒忙,甚至连累他周围的社会关系。正如为了获得文建刚死亡的真相,有些人与文建刚的关系只好被抽丝剥茧地揭开,但这种揭开只是对从事侦破工作的警察而言,相反,对于公众,有人试图使之成为永久的秘密。

当一个人处在县长这样一个职位上,他的本性如何事实上已不重要,中国各地的官员,在清廉与腐败问题上的表现,正如各地千篇一律的建筑,可能并无太大差别。但如果一个偶然死亡的县长被发现有太复杂的经济黑幕,那就一定要对这一黑幕的扩散加以控制,我倒不是说文建刚的背后一定有什么特别见不得人的地方,但目前那些掌控形势的人,他们必须考虑到侦破过程中发现的真相可能具有爆炸性力量,他必须考虑到仇富仇官心理已经不是单一的特例。

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被弄到如此神秘兮兮的程度,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但这种神秘兮兮的气氛,或许暴露了与谋杀真相同等重要的真实。至此,除了对犯罪事实的探求欲望,人们似乎也在关注本案将以什么样的最终说辞作为结束,但愿不要无疾而终地给我们留下一个难以释疑的尾巴,毕竟,信息时代的民众具有一种探求所有真相的欲望和本能。

民主论坛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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