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他的挚友于右任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他们的柔媚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今天，登临杭州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上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的历史记住了这一刻：1913年3月20日，三天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包括杀害他的、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留恋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度时代的人物，他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他富有个性的痕迹。
早在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的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对清廷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他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惨世界》，成为最早将翻译雨果作品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性格上的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无不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了，使他实在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他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他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的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了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曾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热血志士。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李泽厚的评价大体上是准确的：“苏作在情调凄凉、滋味苦涩中，传出了近现代人才具有的那种个体主义的人生孤独感与宇宙苍茫感。……它已不是中国传统的伦常感情（如悼亡），佛学观念（色空）或庄子逍遥。……这些似乎远离现实斗争的浪漫小诗和爱情故事，却正是那个新旧时代在开始纠缠交替的心态先声。感伤、忧郁、消沉、哀痛的故事却使人更钟情更怀春，更以个人达到体验去咀嚼人生、生活和爱情。它成了指向下一代五四知识群特征的前兆。”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曾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就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秋瑾、陶成章等许多著名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他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了五四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他常常手头窘迫，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他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怨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讨不申，天[]不[].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 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被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他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是“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三十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作者文集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