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广阔、城乡隔绝，使得国人的个性（性格、气质、见识、开放度）呈南北、东西部的巨大差别，各地的人文环境亦显迥异。先入为主，固然有些望人生义，但是，不能否认，地域性格强化了先验的成见。从大的板块上说，东部人与西部人的差异要弱于北方人与南方人的差异。现代人员流动性增强，省籍归属成为人际认同的第一位。且不说这种认知所表达的个人褒扬、歧视的基本出发点，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或直观或间接的判识。何以会形成中国人如此明显的地域差异？
方言、服饰和饮食，恐怕是早先国人的名片，暗含着人文环境的符号，它们代表着种族、血统和地域风情归属。其次，相貌和身形，也能给予直观判别，今天也是如此，如广东、广西、海南人、东北人，尤为明显。长期接触或有在当地的生活记录，不用问话，一眼就看得出来，特别是粤、桂、琼一带的人。当代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同化力，很难单凭语言和服饰判断一个人的籍贯，饮食习惯倒是比较靠谱的，但长期异地生活，也是可以改变的。依据前两项，更多得到的信息恐怕是贫富或职业的直观印象。对于少数族群，除非进入他们的地盘，在老年人身上搜集到民族语言和服饰的信息，外面世界汉化的普通话和服装，让人流人海千面一律，难以分辨。
各地人的差异，稍有游历经验者，都不难形成经验。地域特色，根本上说就是由地理环境和经济人文环境构成。地理环境直接形成共同的人的性格；经济人文环境构成人的身份。这些本不该奇怪，中国一个省的地理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欧洲一些小国的面积，这些小国保留语言的不同。但是，毕竟自近代以来，中国大多归于广义的中原一个帝王统治，除北方几个较大民族游离于统治之外。地理、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不能解释中国人的差异。首先是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次是历朝历代严酷的户籍制度导致异质化存在。这两者长久形成的唯一结果是封闭和自卫。小农经济和户籍制度，迟至近十多年才得以颠覆，尽管远未彻底。
在共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因为封闭，各地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碰撞和交流，千百年来便形成奇怪的隔膜、个性。或开放或保守，或粗野或文明，或勤劳或懒惰，或富庶或贫瘠，或优越或自卑。当这样的印象抛向一个省份的所有人，用多样性解释，不足以服人。华夏5000年历史，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急速地流动、融合起来，但只可理解为身体的解放和自由。身体的自由，给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自信，这从娱乐和肉体市场的繁荣，可以得到答案。因此，今年年末以来，海内外一些学者鼓吹“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时代已经到来”，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
这些鼓吹的论调暗合了整个社会自我膨胀、自我陶醉的气息。就象自定义的中国版“中产阶级”概念一样荒唐可笑。中国人均GDP1000美元，排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的下游。国际通行的中产阶级内涵为：夫妻二人，均接受过良好教育，至少有一辆私家车、一栋全产权住房，两三个孩子，家庭年净收入在2.5—10万美元之间。这是硬指标。软指标包含切实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政治和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在中国内地达到硬指标的人，少说也有数百万人。但是软指标呢？片面移植西方概念，没有多少意义。就象急切地在世界面前证明“大国崛起”、“和谐社会”，首先需要打消自卑情结和底气不足。依靠口号动员社会、佐证实力，历史已经证明，往往走向了反面。
如同小农隔绝、封闭造成国人脾性的地域气质，文化和政治生态，呈现地主式的自负和井底蛙的短视特性。如同个人自觉消除地域羁绊，才能融合众长，成为开放、文明的个人，封闭、保守难以成为大国。地理意义上的大国，在现代世界，没有多少实质意义；政治文明和社会公正，方是和谐社会的底色。
作者文集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