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良知都是很内在的，柔弱而无声。可是我的良知似乎不然，它不仅有声，而且跋扈，而且咆哮，桀骜不逊。记得网上浏览过王怡的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在我看来，良知也一样，不说出的良知就不是良知，或者不说出的良知就是不良（之）知。而且说出良知不能细声细气，若小媳妇然，要气壮如牛，胆大如虎，咆哮说出。恶，常常表现得很霸道，故有恶霸之说。相反，善倒常常是一副人人得而欺之的受气包模样。这是不对的。善更应比恶更霸气，善霸理应比恶霸更霸。我的文章之所以敢写得看上去呵佛骂祖，谁都不论（读作吝。北京有“浑不吝”一语，即全不论，意思是谁的面子都不看，或什么都不怕的意思），甚至连黄帝陵都咆哮着要去刨掉，底气正是来自于这种跋扈的良知。
收入这部言论集的文章，时间跨度较长。有些篇什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写成之时报刊不敢发，之后几次出书，出版社的编辑都是翻过来翻过去，最终还是割爱，不敢收。所以自打写成，它们就没见过天日。收入这里的文章，体裁也比较多样。记得有一次写言论、杂文的朋友在东北长白山开会，谈到余秋雨的大散文，都认为我们也应该写大言论、大杂文，而不应仅限于豆腐块文章。我说：“我已经尝试着写了几篇大言论、大杂文，异日发给大家学习学习。”本书即收录有这样的大言论、大杂文，如《联合国：恶棍的平均数还是恶棍》、《为四妻制而战》、《论兼听权》等。
这部书稿编成于2003年，原定于2004年在大陆出版（当然要经过出版社的阉割）。可是由于2004年春天爆发讨伐中宣部事件，我在大陆的一切发表和出版均被扼杀和堵死。本来这一年我要出版四本书，其中包括这部书稿，结果却一本也没有出来。
现在该书稿在澳大利亚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基金会帮助下得以在香港完整出版，实在是一件可以浮一大白的事。大陆九百六十万公里土地上出版不了我的书，珠子大的香港却出得了。为什么？因为有一国两制。如果是两国两制呢？就更可以出了。由此推开去，如果把九百六十万公里土地分成一千个国，中宣部只是中南海前半截中共中央的中宣部，辖区以北京为界，我的书只在中宣部管辖下的北京王国里出不来，出了北京王国，别的地方，比如在石家庄王国、保定王国、天津王国就不受中宣部节制，可以出了，在遥远的昆明王国、乌鲁木齐王国、齐齐哈尔王国，当然出书就更不在话下，那有多爽啊。
别笑我在如此大的事竟也打如此小的算盘，我就是这么微观地判断究竟是国家大了好还是国家小了好的。国大，如果独裁专制，只意味着监狱大，被残害的人多；国小，如果不那么独裁专制，事实上小国也没那么大的力量去实行独裁专制，我也欢呼。在我的价值坐标系里，自由民主排在第一位的，国家大小与否，统一或是分裂，排在孙山之后。因而为出版自由的范围扩大计，我们，起码我自己，应该高唱：“中国分裂好！中国分裂好！分裂掉的中国自由多不少。中宣部，被缩小，出版审查夹着皮包逃跑了。”
那位客官要问了：如果大中国民主化了，你还这么唱吗？不唱了。民主大中国好，光小伙子找媳妇这一项就占绝大便宜，全世界的闺女随便挑，就跟现在美国小伙儿的行情似的。中国，又大，又民主，来这里做媳妇多体面，谁不愿嫁到咱这儿来呀。现在，又穷又野蛮的国家，谁愿意嫁你呀。所以在我儿子该找媳妇之前，一定要把中国整民主，争取我家第三代出个混血的。
客官儿要笑我舍近取远、去易就难了：“把儿子弄美国不比把中国整民主容易多了？”是的。可是别家的儿子呢？我是在想咱儿子这一代中国孩子找媳妇的问题。我的志向大了，可不是只会打小算盘。我没有女儿。女儿找女婿时也一样，身价涨的不止十个八个百分点，是五十六十地往上窜升。所以只有闺女的也别误认为中国民主不民主与你没有关系。一样有关系！不民主闺女只能嫁给潘长江，民主了就是费翔也想倒插门。
2006年9月19日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