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从旧书摊买到的《国人对于日军占领新岛后之感想及希望、新加坡陷落为大东亚建设之枢纽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一书。这本《论文集》由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于1942年5 月编辑出版。事情缘起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两个月，由英国人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的新加坡在是年2月即被日军攻陷。据主编者说：“……本会鉴于新加坡陷落，对于大东亚战事有特殊意义，故于三月五日开始登报征文。希望海内外人士对于新加坡陷落后这件事，发抒些感想与希望，并对于大东亚建设一方面，贡献些较深切的意见……”（王伯庸“序言”，《论文集》第1 页）这本论文集，便是由“数千余件”应征稿中“精选”而出，共19篇，近20万字。这本《论文集》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思想史研究应突破“文本”，应探讨“文本”之后的意义。
不用说，这19篇应征文章篇篇都对“皇军”从奇袭珍珠港到攻陷新加坡的赫赫武功大唱赞歌，“在这一场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日本实力之坚强，也指出了东亚民族之不可侮；反之，却暴露出英美战斗力之薄弱，不堪一击，已由新加坡之后，完全戳穿其纸老虎了。”（孙天骥文，《论文集》第49页）同时，这些文章还不忘“自责”，“此时国人不必怀疑日本”，“人们只有以汪精卫先生的‘罪己精神’来责备自己……因为国人对于各种事业，假定不想努力或者不肯努力，那么日本只有来带你努力；假定努力得不足，那么日本只有来指导你，督促你；假定努力而不得其当，那么日本只有反对你，纠正你”。（赵如衍文，《论文集》第6 页）“目前的军事工作，日军当仁不让，肩负全责，可是我们国人，亦应该在其领导之下，努力从事后方的工作，譬如男子出外奋斗，女子在内理家，如此男勤女俭，家庭始达美满，今中国亦就是处于妻子的地位，保卫后方，与日本协力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的使命。”（朱祖畴文，《论文集》第77页）此类文字通篇皆是，不胜枚举。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明知会遭国人深恶痛绝的汉奸文字却又能如此“理直气壮”呢？原来，所有这些论文都是以“大东亚战争”是黄种人反对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这一冠冕堂皇的“反对殖民主义”口号为其“理论基础”的。
他们写道，“这一次的大东亚战争，不单是日本对于英美的战争，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解放战，是亚细亚各民族，对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总动员战争；解放我黄色人种受英美帝国的压迫，挣脱我亚洲民族受欧美民族统治的桎梏；亚细亚洲是黄色人种的亚细亚洲，应该由我们亚细亚人，相互合作与提携的”。（孙励生文，《论文集》第39页）这次战争是“弱小民族解放”的先声，代表了民族解放的洪流。这些文章篇篇都历数了英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白种强势文明几百年来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半殖民、次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强调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形之下，东亚民族，显然已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友邦日本，为了挽救当前的颓势，便毅然发难了这一次的战争，担负起保卫东亚的重任”。（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00 页）而且，这还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反对英美“金磅集团”“金权主义”“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经织经济”的战斗。于是，除去人种、民族上的“正义性”外还有经济上的“正义性”。这次“大东亚圣战”的威力，证明“西洋人所流行的，只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天之骄子，而其他民族则是命定的奴隶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此后白色人种的优越感，将成为没落的观念，而‘殖民地制度’也失掉了合理的解释。”（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相反，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则是英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像“焦土抗战”、“抗战建国”、“长期抗争”、“游击战争”等都是由于“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而提出的“误国口号，害民名词”。（程守箴文，《论文集》第17页）
许多文章还对英美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大加鞭挞，认为“国人又炫于英美自由主义文化，酷慕其皮毛，不惜将数十年固有道德，弃之如敝屣，遂使人欲横流，伦常失纪，戾气所积，国势日替”。“我国数千年文化，以王道为特具之精神……及清季英美文化侵略潜入之后，国人震于物质文明之新异，群相傲效其皮毛，将传统之王道文化，视若糟糠”，这次要藉日军攻占新岛之机，“将以前深痼之英美功利主义文化，洗濯清楚”，要“以王道文化矫正其宿疾”，沟通中日文化，“建设共存共荣之新东亚”。（陶谋道文，《论文集》第43-45页）现在“西洋人尚以为西洋文化是人类最高级的文化，而我们由于东方文化的不注意与不统一，只有在西方文化之前低首下心，但今后，在日本清算了追随欧美的思想和政策，中国转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路线，东方文化，将由此战争为契机，而在世界文化上放射新的异彩。”（李景凡文，《论文集》第128页）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东方文明才是“文明”，而所谓西方文明只是物质文明，其实质是野蛮的，因此要以中国/东方文明来救世界、救人类、“为万世开太平”。没想到“东方文化优越论”或“东方文化复兴论”这类看来“很民族”的说词，却也可以“很害族”。
其实，这套“理论”并非他们的独创，只是鹦鹉学舌般复述日本军国主义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在这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也在其对外扩张的道路上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作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也难以对外“言说”，因而战争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
概括地说，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都被白人误导，反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这种理论还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遣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洋经济”。“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同时，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谓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确实，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文化殖民及“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因此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这种理论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作一种“纯文本”阐释，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是“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的结论！值得认真思考的是，现在学界已经开始流行“纯文本”阐释，如有学者以时下的“后现代”对现代性进行解构的文本来阐释近代中国的顽固派思想，得出“顽固派”是“后现代”前驱的结论；以“后殖民”对近代中国改革者进行“文本”解读，得出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提倡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先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思想都被西方“后殖民”的结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文本如“文化霸权”论阐释中国的“文革”理论，得出“文革”是“真正的民主”的结论……
所以，如果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纯文本”分析疏理，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甚至危险的结论。因为人类的各种罪恶，都需要并也真可以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甚至非常“雄辩”的“理由”。而理论，甚至非常正确的理论本身，也确可被滥用。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透过文本”看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原题：在“文本”之后）
经济观察报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