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到了道光年间，由于上百年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对中国社会及其民众的凶残肆虐，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加之老态龙钟的封建社会制度此时已呈现出一派末世之光，特别是近代的中国，在清王朝无度的压迫、奴役、侵占和掠夺中，民众已不堪重负。于是，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暴动，遂对清廷所实施的专制暴政进行强烈的反抗。但是，由于起义暴动的规模很小，在起义暴动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的农民领袖其心理呈现出的狭隘和偏执的妄想，还有私欲的膨胀与无度的扩张，使整个起义暴动的队伍在稍稍取得了一丁点胜利后，便出现了全军崩溃的迹象。在这种情形下，经不住官府对其镇压时，所实行的政治与军事的强大压力，在强弱对比的巨大差距下，历来的农民起义暴动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被官府迅速地镇压下去。
在这种极其动荡的社会背景中，仕途落魄的洪秀全，虽然胸怀一腔报国报民的政治热血，但是，却无法找到一个能切入社会问题冲突的根本点。从这一点上，说明了信息传播被专制暴政封锁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恒常地处于人为的原始与落后的状态。不能说19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由于国情的使然而不能接受新型的信息传播。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如果没有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基督教是不可能随着外国资本对中国投资的商业活动而传播进来。更不应该指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文化侵略”，因为不能否定，基督教的教义核心是自由、博爱与平等。如果将自由、博爱与平等视为“文化侵略”，那么，中国宁愿接受这种“文化侵略”，也要反抗凌驾于中国国民头上的那种专制暴政的帝王文化。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帝王暴政走向灭亡的象征。事实上，战争是对人类生存的极大危害。不管是所谓的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人类应该看到，只要是战争结束后，能给民众带来繁荣与发展的生活方式和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制度（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民众将会在这种正义的战争中，忍受煎熬耐心地等待着胜利给他们带来的福音。可是，也不能否认，鸦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众多的丧国辱权的条约的签定下战争虽然平息了。但是，它又能给中国民众带来什么福音呢？无非是维持着统治阶级对中国民众的凶残的压迫，帝王仍在进行着对民众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时至21世纪今日的中国，这种传承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在中共政治集团的治国方略中，依然是他们手中的一件统治国民的凶残而制胜的法宝。
洪秀全考试名落孙山这一短暂的人生经历，表象上看，虽然不能引起那些所谓“史学家”的关注，而这一短暂的人生经历，在他们的研究中也不可能使历史有什么样的重大变化，无非是一种个人一生中比较伤感的生活插曲。可是，就是这么一件使任何史家都不屑一顾的生活插曲，在一个平庸而没有胸怀大志的人的身上，也还就作罢了。而偏偏就是这一生活中使洪秀全伤感的人生经历，使19世纪中叶的中国酿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几乎使暴戾的清王朝倾巢覆灭。我们应该知道，酿成这场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当推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时，偶然获得的那本劝人为善并宣扬基督教信仰的书《劝世良言》。我们不应该相信辨证唯物决定论所推行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无聊说教，笔者宁愿以维护心理变化的精神分析，还有社会心理动态的冲突论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不可能掉进辨证唯物决定论所精心而阴险地设计的；越陷越深的；制人于死地并且掩盖着历史真相的政治泥潭。
《劝世良言》这部书，在一般信教的人的手中，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同时也不会酿成什么大不了的社会动荡，可是，坏就坏在这部书偏偏就落在洪秀全的手中。如果说，洪秀全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那么《劝世良言》也就会被他遗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人类从原始社会的进化到文明社会的发展，冥冥之中，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其生存和创造，都是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的驱使。无形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方向。于是，在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洪秀全走的不是仕宦之路，他被这双手生拉活扯地丢出了官场。在伤心痛楚之下，那位模糊的“上帝”给了他一个美丽的“梦托”。在这双“看不见的手”的一层层地推动下，洪秀全终于找出这本著作，并从中找出了自己应该从事什么大业的理论根据。
公正地说，《劝世良言》并不是一本煽动叛乱和颠覆政权的政治书籍。作者虽然向世人宣传着基督教的神学教义，以及诸如上帝如何“创世纪”的神迹。但是，作者毕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他向世人宣扬基督教神学教义的同时，也不时地穿插了一些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描述。而且，书中还弥漫着一层层浓烈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学说色彩。该书甚至认为，儒家所论述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伦道德学说中至精至善的极品。其儒家学说与救世的真理，即同基督教教中之奥义基本相同。这种论述几乎打破了使中国民众在皈依基督教时，所阻碍着自身文化心理的隔阂。既冲淡了在皈依基督教时对西方神学的无知，同时，在宗教殊途同归的意义上，增加了人们对基督教救世的兴趣。特别是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与平等，使中国人在受苦受难的生存折磨中，看到了一点点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对上帝天国所呈现出福音的梦想。
文化的匮乏，当然会使一个正在自强不息的民族，在精神上找不到突破关隘时候绝望而堕落下去。更要命的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对各种外来文化和本民族具有自由精神的文化，实施“焚书坑儒”似的破坏和封锁。使整个民族自强不息的自由精神在其奴役与压迫的凶残统治中转化为堕落和愚蠢的群氓。
倡导自由、博爱、平等、仁慈、良善、礼仪、智慧的宗教，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中国本土的各种教派和教义。只要以人为善，以人为平等，关注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那么，这些宗教都是拯救人类即将堕落的精神良药。每一个人都终究要皈依这类宗教，并在现实自我的修炼中得到自由、自信以及自我发展的人格价值及其尊严。这就是说，在博爱与平等、仁慈与良善的宗教奥义的指引下，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自我发展和自我的修炼中，并不受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奴役、压迫和制约。同时对这种奴役、压迫和制约的统治制度，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都可以自由地组成一个个反抗的正义群体，在维护自身人权、追求自身自由和倡导民主的诉求中，进行一次次抗击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伟大革命。在这样的革命运动中，可以提倡和平的非暴力革命。但是，在和平的非暴力革命中，为了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以及建立一个宪政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的非暴力革命者，也可以拿起武器，抗击前来镇压和屠戮和平的非暴力革命者的凶残势力。革命的意义就是在彻底的变革旧制度的残暴和祛除社会中对弱势民众不公正、不合理以及不平等的压迫和奴役。同时，在上述意义中，实施文明的教育和仁慈的法律体系以及法治的精神。使一个群氓的时代，逐渐走向文明道德的公民社会。
《劝世良言》在宣扬基督教的同时，也宣扬一种破除偶像崇拜。它把孔子、文昌、魁星等的牌位和塑像视为异端。这种论述与它将儒家人伦道德，视为至精至善的言论互相矛盾。每个人对偶像都不是那么敬重，特别是那些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更不把偶像当回事。其实，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自己。为了争一个至高无上的偶像地位，尼采直指上帝，宣称“上帝已经死亡”。其实质就是想将自己取代上帝的地位，并成为世人注目的偶像。可是，全世界信仰上帝的信徒们，对这一哲学上的诳语却嗤之以鼻。他们每天依然对着上帝的偶像膜拜祈祷，并倾听来自天国的福音。洪秀全读罢《劝世良言》后，也将孔子、文昌、魁星的牌位和塑像打得个稀烂。清除了中国圣人的偶像后，他决意皈依上帝并膜拜在上帝的脚下。这时的洪秀全，转眼又成了一个拜上帝偶像的崇拜者。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共政治集团凶残的迫害和教唆中，毛泽东成了全国人民所顶礼膜拜的偶像。三呼万岁的嚎叫声，扭扭捏捏丑态百出的“忠字舞”充斥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旮旯。在共产革命的运动中，唯有毛泽东才是共产革命者所崇拜的唯一偶像。
从打烂偶像到塑立偶像，这无非是社会处在一种狂燥中的喧嚣与骚动。偶像是永远也无法被清除和打烂的，特别是心中的偶像。虽然一个人真诚地对着偶像膜拜，但是这个人所有的精神与信念都会被注入到这一偶像的体内，并从中迸发出这个偶像膜拜者心灵中最深处的语汇，从而使自己在自我修炼和自我完善中得到拯救。如果说，硬要塑立一个暴君的偶像让他人进行膜拜。当然，这些被强迫膜拜暴君偶像的人们，在失去自我的修炼及其精神的完善中，都会逐渐地被转化为愚昧的白痴和凶残的群氓。但是，这个民族中的精英与天才另当别论。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政治集团能将自我修炼和自我完善的偶像，从任何人的心中打垮。每个偶像的崇拜者都有其崇拜偶像的谬误和真理。但是，用强力和权力强迫他人膜拜偶像的个人和政治集团，才是人类社会最邪恶的敌人。
洪秀全在决意皈依上帝的同时，将他膜拜了多年的儒家圣人孔子的偶像和牌位彻底打烂，这是他的自由。在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同时，他决心用布道的方式，向世人宣扬上帝和天国的福音。可是，在他的心中，更有一个上帝的偶像存在，这个偶像就是他自己。还有一种天国的福音，这种天国的福音便是他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唯一最强音，就是一个国家的构想：太平天国。
毋庸置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起因，是源于社会制度的腐朽所引起的冲突与动荡。而这些冲突与动荡，对洪秀全的心理冲击是极为强烈的。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社会制度的腐朽、冲突与动荡，对于每个中国民众心理与生存的冲击都是强烈和无情的。可是，历史命数中的那双“看不见的手”在所谓“上帝”的指引下，偏偏选择了洪秀全。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我们应该看到，再没有什么合适的人物能象洪秀全那样充当“上帝”的使者。命数已尽当革之。对旧制度的祛除和彻底变革，是历史的命运之神所赋予人类社会的革命使命。但是，还应该看到，领导和运作一场革命运动的领袖，其心理素质、政治道德和智慧、性格和处事的人伦思想，都会导致一场革命运动的大起大落，以及在革命胜利后，应当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说，当一场革命运动胜利后，“革命领袖”所构想的国家体制是联邦自治共和与宪政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那么，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以及对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彻底祛除的伟大革命。在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中，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革命以及南北革命及其战争，当数人类社会革命中的伟大楷模。以此相反，一场革命结束后，社会制度仍旧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传承与继续。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只能说是社会制度的腐朽所引起的一场暴动，并在这场暴动中打家劫舍。受涂炭生灵的依旧是柔弱的社会民众。而获得政治暴利和物质暴利的却是群氓革命者及其罪恶滔天的“革命领袖”。因为这场暴动，从根本上就没有起到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以及对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彻底祛除所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打倒皇帝做皇帝”的罪孽行径。从这个意义来阐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罪孽。他和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从根本上就没有起到对旧制度的彻底变革和对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彻底祛除。相反在对太平天国进行统治的那些年月里，洪秀全所实施的治国方略与大清帝国的残暴统治同出一辄。历史的命数，还有那个托梦给洪秀全的模糊“上帝”，都和中国的文明进程以及社会的发展，开了个天大的政治玩笑。
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文化传承的谱系，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的表象与实质，其命脉都掌控在专制暴政的帝王的手中。中国文化的统治权和解释权都由历代帝王以自己的统治意志一口钦定，便轻轻松松地进入了历史。于是中国的历史便成为了历代皇家的家谱；以及农民起义暴动领袖们的传记。中国文明进程中的自由精神以及民主正义的申诉，都被淹没和扼杀在统治阶级一手遮天的腐朽的文化垃圾之中。
那个“梦托”于洪秀全的模糊“上帝”，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起因，《劝世良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理论性作用。真是奇怪！纵观洪秀全前后的思想演化，从对孔子学说的崇拜到打倒孔子学说的思想和偶像，从决意皈依上帝到太平天国彻底的灭亡。无论如何，从这些思想的演化过程中，都没有看到基督教教义的思想核心：自由、博爱、平等在太平天国这个国体中得到充分的诠释与发展。这也说明了《劝世良言》从根本上就没有将基督教教义的精神阐述清楚。但是，也不要指责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与实质，无非就是一本对信仰基督教进行启蒙的基础书籍，它丝毫不具备基督教恢弘博大的救世精神。
可是，洪秀全在理解这本书的含义时，却错误地将它视为革命运动理论的圭臬，以及他在为太平天国布道而集结革命力量的时期里，一直都是按他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诠释去运作。可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已经走上了歧途。以后的革命道路是怎样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洪秀全的布道，并不是宣扬基督教信仰，而是打着宣扬基督教的旗号，宣扬自己所设想的理想王国。但是在布道初期之时，其收效甚微。只有他的好友冯云山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做书塾老师时，利用自己的身分向当地的民众宣传拜上帝去偶像，长时下来，信徒日趋增多，便形成了一个团体，名曰“拜上帝会”。随着日期增长，该会发展会员已有3，000余众。冯云山也是一个屡次应试名落孙山的士人，由于和洪秀全遭遇相同，在洪秀全的影响下志同道合。当洪秀全到广东一带布道之时，他在广西宣传拜上帝的信仰，他的工作效应在组织才能上说，要比洪秀全好的多。如果没有他创建“拜上帝会”，可能洪秀全的天国布道还了了无期。
广西地处中国南陲，素称多匪多盗之乡。这个地区真是山高皇帝远，在某种意义上，皇权的力量，几乎无法打击到这个多匪多盗的区域。
由于多匪多盗，当地的民众都有着我行我素的横蛮作风。但是，也由于民风的淳朴，所以冯云山能在此地很顺利地组建了太平天国的起事基地，并在短时期内，集结了众多的革命力量。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由于专制暴政及其官僚制度所造成的民不聊生，使当地的民众处于生存艰难的境地。加之匪盗众多，而且这些人生性残暴、杀人入麻，喜欢滋生事端并站地为王。由于私欲永远也填不满的心理，便各自为阵，犹如一盘散沙。所以急需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并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抗官府的武装集团。冯云山的到来，正契合了当地民情以及民众心理的根本点。所以“拜上帝会”能顺利出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群氓集聚的区域，纯属多匪多盗之地。在这些区域里，施虐和受虐的心理成群，已经形成了一个变态的社会心理问题。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个体先天的变态心理归咎于社会的压力。因为施虐与受虐的心态，几乎属于本能的冲动所呈现出的感性直觉。它无须理性的参与，便拒绝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它只是一种以寻求快感的方式而变成了犯罪。但是，我们也应该将社会的责任考虑进去。只有负责任的心态，才能将自身变态的心理控制起来。同时，将其转化为创造的原动力。
这种控制心态的力量，在每一种社会都是存在的，它与社会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如果一个人能控制自身变态的心理，并将其转化为创造性的原始动力，那么，他将给社会的变革带来一份充足的能量。
社会的变革是需要巨大能量的参与，如果说，在社会压力之下，当然也是为了生存，就不顾他人的身家性命而对他人进行抢劫、侵占和屠戮的匪盗行径，那么，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心态。久而久之，这种心态在长期的打家劫舍中，也就会转化为一种巨大的施虐和受虐的疯狂状态。这种疯狂的状态，不管是在专制暴政的社会里，还是处于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中，都是一种危害社会的恐怖行为。所以说，革命结束后，社会的政治制度及其经济形态对民众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起着一种最为关键的作用。
然而，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是处在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中。由于制度的恐怖所形成的暴政，使得所有的弱势民众都处在一个被压迫和被奴役的非人状况中。于是，为了生存挺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便形成了一个个反抗官府的群体。这一群体，主要的目标是杀富济贫。但是，他们的盲目性也会使众多的贫民感到心惊胆寒。由于这些四处游走的群氓集团，还有官府暴力的使然，这些恶势力为了某种目的也互相勾结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官匪一家欺压百姓的恐怖态势。这种恐怖的态势，就是当时社会极其动荡的主要因素。
洪秀全、冯云山等所组织起来的“拜上帝会”，其性质基本上就是以上述群氓为主要成分。他们打着宣扬上帝的信仰，以及捣毁偶像的旗号四处作乱，以打家劫舍和劫富济贫所得到的财帛来接济“拜上帝会”的成员而声名远扬。这伙群氓集团的所作所为，使那些贫苦而无温饱的大量苦民，在无路可走之时愤然加入“拜上帝会”。这样，“拜上帝会”的人数，就象滚雪球一样地成倍增长。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这样有利的环境中，洪秀全天国的梦想及其福音已成为了现实。
冯云山在广西创建的“拜上帝会”如火如荼，洪秀全在广东的布道却命人乏味。但是，他坚持不懈的布道精神，还是得到了在广州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认可。洪秀全被召到广州罗孝全的教堂，进行学习和培训。勤奋的洪秀全在教堂圣经班里成绩优秀，在短期内，便学习了新旧约的圣经全书，罗孝全对他的学习是满意的。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礼并加入教堂，在经过调查考核并接受入教口试后，正当教堂将要接纳他的时候，他对入教没有薪金表示了怀疑和犹豫，这使罗孝全大为不满，并宣布他入教洗礼将无限期地推迟。洪秀全入教不能圆满后，便决心到广西去寻找他的好友冯云山。是的，我们永远都要想到，在冥冥之中，就有那么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操纵着人类的各种命运。当洪秀全到广西见到了冯云山时，由于他的名声早被众所周知，毫无疑问，“拜上帝会”那教主的权威就非他莫属了。
当洪秀全接任了教主之位，他手中的权威并非一帆风顺，他正感到他的权威在受到挑战。“拜上帝会”的另两个主要成员杨秀清以上帝附身代天父发言；以及萧朝贵以耶酥附体代天兄发言。这一事件，使“拜上帝会”内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这是一种钳制洪秀全权力的无限膨胀。但是，由于私欲和功利的使然，这种限制权力膨胀的机制便成了以后太平天国走上穷途末路的祸根。
在形式发生极大的变化中，洪秀全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心态；并以教主的权威承认了杨、萧代天父上帝、天兄耶酥发言的地位。自此，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和钳制。杨秀清、萧朝贵都是紫荆山人，他们出生贫寒，但富于社会阅历和具有组织的才能。还有金田村的韦昌辉，此人是地主兼典当商人。曾用钱捐了个监生做过，因门上挂有“登士郎”匾额，被官府以僭越罪关押，经交出数百两白银而获释。自此，对清廷恨之如骨，遂参加了“拜上帝会”。他的这一行径，肯定是复仇的心理在作祟。这种心态如果汇成了一股巨大的能量，将会给革命运动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以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核心的起义暴动的集团，在洪秀全数年的布道中终于形成。一个天国在起义暴动的革命运动中将成为现实。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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