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年多前的旧文,应朋友之请而谈。朋友读后说,原来更严重的是大陆文化人的青春期漫长而不堪。今闻李敖有退隐之念,想起旧文,愿敖兄身心无恙,日子快活!)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在大陆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应。几千万网友在网上一睹李敖的北大、清华、复旦演说,无数的文学、文化、新闻界人士对李敖表态,欲发掘出李敖的大陆意义,做出只有自己是其知己的“盖棺定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人相轻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不屑,即李没什么成就,戏子,大俗人一个;言必己出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否定,即李不会对大陆的社会转型起什么作用,对大陆的听众不会有什么正面作用,没有什么真知灼见,虽然会说一些正确的废话,但属于二丑,帮闲,拍马一类。

我觉得这种同行间的反应是相当有问题的。观众们看李敖,意见分歧,各有好恶,各取所需。就像发誓不入我国大陆的港台歌手,仍在市场的诱惑下,没事人儿地踏入了大陆的土地。观众要么仍能审美,要么实施审丑,都无关紧要。李敖的意义类似,却决不低于此,想想精神的魅力、思想的威力、知识的权力,李敖作为一个在华人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学者,他的大陆之行自然有着更高一些的意义。那就是,他的公众活动,必然能够鼓舞他的读者;他的演说,必然会当作微言大义,被进行不同的解读,给识与不识的听众以影响。

但看看李敖的同行,他们那种近乎一致的蔑视,实在有些大惊小怪。仿佛大陆歌手指责进入内地的港台明星不“正确”似的,李敖因为这种不正确被他们蔑视,被他们断然划入另类,被他们用他们的行话进行贬损。或者因为李敖神州之行占据讲台的手段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在讲台上的说辞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在知识者的眼里本身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人品就不“正确”。而就在四五年前,李敖在大陆学人眼里,还是一个正面形象,一个有本事自己谋生的文化人,一个斗士,一个顽童。在台湾知识人作品很少进入大陆的年代,李敖是少数几个惠泽大陆数代青年的作者。不少大陆有抱负的作家,如余杰、潘多拉等人,都曾一度被称为大陆的李敖。如果没有后来的李敖,没有跟凤凰电视台合作的李敖,没有踏上大陆土地的李敖,那么,李敖在大陆的形象会完美得多。这用得上白居易的诗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历史是何等的吊诡。不过,白居易说的是人性的变异,李敖的经历立场却有着一脉相承地完整。

从大陆民众的反应来看,李敖仍在发挥作用。他在北大的演说足以抵偿他的卧薪尝胆,他在复旦、清华的演说含污忍垢也好,媚俗弄巧也好,仍展示了一种旺盛澎湃的生命力,一种个性,一种理想主义。这是数代中国知识人在大学讲台上难以灿烂展开的内容。只有李敖,华人之中,也只有李敖,这样举手投足之间,可以养人眼、可以开人心、可以启智启蒙。他是游戏的,他是青春的,他又是阳光的。

比起金庸、杨振宁等人来,李敖并没有不堪;比起季羡林等人来,李敖也没有无耻。甚至可以说,在李敖面前,这些用于人格之类的词语失去了意义。李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患得患失的儒家人格,他追求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自由。不幸的是,他一旦跟我国大陆发生了联系,他就仍会被传统的清议所追踪。他自污也好,蒙污含垢不忍白也好,一旦他要跟大陆打交道,他必然要接受大陆文化人最严苛的批评。

实际上,在这种外来的学人中,大概只有李敖经历了来自同行如此有默契的批评。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对戏子明星进入大陆市场表态,也很少对海外华人科学家、学者们到大陆来的表现进行表态,却以各种方式对李敖进行了表态。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或少看别人,但他们看了(至少听了)李敖本人或李敖来大陆的事。他们因此要集体痛打李敖。这是很安全的,无伤大雅的,至少是反对媚俗的。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这是因为李敖抢夺了他们的地盘,不是因为李敖比他们更出色,更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派头;他们可能会说,李敖就是一垃圾,有什么意义。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对任何已成公共现象的人物事件保持某种自由开放的心态,他们忘记了自己可能自称过是自由派学者或自由知识分子。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自己没本事结束寄食,不会说自己的本事只在于做大陆的教授、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说,李敖来不关知识的事、精神的事、思想的事,李敖只是势利、讨巧,只是属于市场而不属于思想。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李敖的演讲都涉及了自由、思想和个人精神,而且比他们的“行话”讲得更通俗,更为听众接受。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自己的怯懦,他们自以为是的想象在想象曼德拉、索尔仁尼琴、哈威尔等人的存在奇观,一人现身而天下景从,一人立世而社会改观。他们会说,李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说得更透的。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李敖如能如他们之意,是否还会有神州文化之旅。更不用说,他们忘记了,曼德拉、索尔仁尼琴等人,是在何种程度上起步。他们同时忘记了,中国是否需要哈威尔。他们更忘记了,中国的哈威尔出现之时是什么样子的。

经过90年代以来十多年的研究思考,我国文化人对苏东地区革命、南非种族革命的先导者们停留在想象中或一厢情愿的阶段,他们总以为先导者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们忘记了,在完成社会转型的关键之前,每个人的自觉努力都会成为先导者。他们忘记了,先行者是有担当、有忍让、有问题意识和行为意志的。先行者决不会争论谁更正确,更不会批评同行者是否纯洁得百分之百。清洗队伍,是流血的革命党的做法。但文人显然不应是革命者。

李敖当然不是哈威尔。但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同样是在阐明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李敖是以中国的方式讲述的。说实话,李敖用北京土话讲的中国人对抗专制的几种方式,梗了、颠了、翻了,等等之类,我国当代的知识人大多还只能归入其最不堪的菘了一类。

用我的一位朋友的话说:“他是老了,可是谁比他年轻呢?他可能在媚俗,媚雅者在哪里呢?他在瓦釜般胡言乱语,可在哪里能听到黄钟大吕之声呢?五十六年来,谁见个这样的老头,在北大,在清华,在复旦凭他胡说八道,纵横捭阖,让一些人紧张,让一些人快乐,让一些人愤怒,让一些人肉麻,让一些人心痛,让一些人气闷,让道学家听到淫,让愤青听到喜乐,让革命家听到妥协,让当权者听到不知所云?”

看看李敖的文化人,我们固知李敖有问题,但也明白,我们大陆的文化人太没有眼界和识见。它说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健全的社会角色意识,缺乏一种文化自觉,更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立身处世的“安全感”。文化人一度跟随其他的社会阶层厚诬我国民众的素质低,或在这一指控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看看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说素质一词的出现对他们才有某种意义。

李敖的文学成就不是很高,这是不用讳言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学生式的文学审美能够从李敖的创作中受益,因为李敖自己一直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年轻时有过如同大陆撒娇派内容的名文,老年人和棒子,等等,控诉、反抗过老大专制的中华文化。不幸的是,他的心智一直停留在这种孩童状态,即我所谓的类人孩阶段。他的创作和他的生活很少进入理性的可以交流沟通的成年层面,他停留在自我中心水平,而无自我和他人意识,朴实地自处并平等地跟他者共处。他甚至不曾走过我国文化人的必经之路,为官学接纳,做政教合一式的学问,做官民通吃的清流,或者功名成就后,开门立派,做大人状,着宗师相,装德高望重貌。他仍像一个对知识有无限渴求的孩子一样,津津乐道于自己学海泛舟的发现。

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一回事,他对社会的作用是又一回事。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抵非凡的言行,总是出自一些不为庸众所能理解的怪才、疯子、特立独行之士。这些异行,从一种个体的立场上丰富了社会和人性的经验。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二三流的知识、创作对于个体甚至阶层的启蒙导引力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在于人们身处的不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社会并没有进入良性发展的状态。我们已经说过,李敖大陆之行的效果,说明这个沉闷的社会仍需要一种新锐的声音。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文化人今天所学得习到的“温柔敦厚”,对社会的转型并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在相当的程度上,类同于传统王朝的“是何心肝”、“彼曷人哉”。人类文明的长足进展,需要的是革命性的人物事件为之催生,哪怕那些人物有极为古怪的个性。

李敖不是对此没有意识,但他的选择是个人性的。他不需要社会的现实认同,他是以个人的努力或见识在向历史、文化、政治致意。因此,知识界、新闻界、政界对他的讽刺,在他那里不会有什么意义。说到底,知识界也好,新闻界、政界也好,并没有占有社会名利之上的更高的道义资源。说到底,当代汉语世界的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其独立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是可疑的。我们的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对年青人个性的压制有目共睹,年青人的驯服只是一种港片台词“算你狠”式的心理,他们最终要长大,接管前人的事业,他们最终报复社会和大家。李敖没有借重任何个人以外的力量:知识谱系的、政治的、资本的,他不是表达真理的声音,他表达的是自己的声音。有人说,他是超前几十年的木子美,是当今的超级女生,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对李敖最高的赞誉。我们甚至可以预言,木子美也好,超级女生也好,最终回归平常,做一个众人眼里合格的中国人,但李敖保持了他的生命理想。木子美、超级女生等人,之所以成为不了李敖,欠缺的不是公共关怀,任何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很快能够学会公共关怀,但他们欠缺的是李敖那种一生身心以赴的热情和执着。

可以说,李敖最大的创作成就,是创作了自己。“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是李敖的拿手好戏。这是多少中国文人学者梦想不得,或有心无胆的事业:一个活得自在、潇洒、阳光的人。我们的文化哺育下的文人学士,不是没有追求,只是这种追求总只是“小人”(乖巧的类人孩)式的英雄一时一地,只有真正的英雄(成年人)才会英雄一生一世,只有李敖这样偏执型的类人孩,才会“英雄”两岸三地。想想看,一度反抗专制极权的“80年代新一辈”给过人们巨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当年表现了非凡的个性,而今安在?已经完全在大陆社会如鱼得水了;新的千年世纪里,我国年青人只能借助于网络或影视表达个性,但去年的超级女生,而今安在?已经被市场、社会收拾得中规中矩了。

的确,我们社会里,才惊海内的文章之士、学究天人的通儒大师、挑战专制的仁人志士,代不乏人;只是几乎全部如流星般划过天空。我们社会的悲剧闹剧依然,似乎其本质永远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甚至在其中表态的精英才智之士,也是风光一时而已。网络关站、民众抗争、学校改革,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贤达们明快的立场,他们的表态是那样知识正确、政治正确而又市场正确。但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够得上“社会表达”的“持续性的呼应”(樊百华语),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能够一以贯之。大抵不外是,那是敲门砖,名利敲开,应该爱惜羽毛、保持低调了;或者有了成就,已堪自慰:我说过了,我的良心安宁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自以为精英者流,他们辩解自己的正当性时,常常会说到自己有过什么成就,甚至一个小报的记者,也会朗声诵出某年某月他的一个报道获得什么奖,他是对社会、文化等等有过贡献或责任的人啊);或者被人警告,不得不退为旁观了。在这样的聪明人看来,李敖实在是个有点讨厌的人,难得平常交流的人。

因此,李敖的潇洒其实也只具有个人意义。年轻人可以羡慕,但最终会消溶于中国社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庸人或成熟了的“心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需要的是一生的努力。虽然对李敖来说,做到这一点不难,但他活得并不容易,他是独狐求败,汉语世界少有他的朋友。就是说,李敖的存在也只对有着相同追求的人有意义,李敖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立德立功立言等太上不朽的人。我们当代的文化人也梦想这种种不朽,但他们忘了,那种靠自己的机巧权变成就大德,是缘木求鱼;那种不及物、不近情理、不事实践,以为言说三分天下、思促社会转型、小有所动即成时代事件的立功,属于痴人说梦;那种自以为横空出世,闭门造车,精心巧构,即能一言为万世法的立言,属于有自我认知障碍的一类人。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有太多这样的文化人。李敖是否属于这样的人,他内心是否也这样想过,我们无从得知,只是从李敖一生的“行状”言,他不属于这类人,他拚杀了一生,完全在于立人,他成就了他个人。

李敖自承晚年变成了一个演员,因为更适合他生存的台湾专制时代已成过往,台湾地区、大陆港澳等地,对他都不成为战场。一旦他生存的土壤已经完成民主转型,他就再没有战场,其他的专制地区也不是他的战场,而是他的市场。在这一点上,他跟索罗斯等人是有本质区别,也是我们的文化人容易忘记的。在索罗斯眼里,专制社会既是他的市场,也是他的战场。索罗斯的战斗也会诉诸勾兑、行贿,那么李敖在演说、小说的帮闲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说到底,专制社会的变革需要其内部上下人士的努力。我们唯一对李敖表示不满的是,他的演戏意识太强了,以至于真的会成为假的,而假的会成为真的了。

李敖不再是反专制的斗士,反而是市场上的推销人员。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向民治社会的民众和精英推销人生的才学经验,已经“伊于胡底”了,甚至可以说非李敖所长。因为他的长项就是夹缝中的灿烂,米粒之珠大放光华,他成于夹缝。他的市场或说战场也就在夹缝之中。因此,他虽然只具有学生式、类人孩般的学问,也有着战士不老不死的智慧,他敢于到大陆港澳来大言炎炎。这一点言行,已经足够该地区的听众们“学习领会”的了。

就是说,李敖虽然自称家人,但他仍属于外来的僧人,他的言行仍对转型的社会有意义。倒是我们的不少学者和记者们毫不见外,从自己人的角度指责李敖,在李身上寄托自己不能一以贯之的勇敢、正义、学问、思想,希望李敖能担待这种种好梦。不幸,李敖从不如人意。

最后一说,文人学者的反应有点像历史上的“濮议”事件和大礼议事件,这当然不能类比。更可以说明的李敖大陆之行反应的,可能还是大陆的顺口溜中的一句话,工作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像是跟老婆睡觉,自己人老搞自己人。”或者,我们的文人学者已经不把李敖当自己人,就像一群猴子,被主人豢养或被管制,一只外来的猴子到主人脚边走了一圈,这群猴子就对其喧哗狰狞,如中风狂走之士,如仗节死义之徒,因为清理门户,纯洁队伍,因为那只猴子可能是一个奸细。

作者文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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