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到《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电子版有段时日了，作者胡平先生不仅是我，大概也是国内的人们十分重视和关注的流亡精英。因为这个原因，书中部分文章原来拜读过，但绝大部分还是第一次见到。现在集中读胡平先生的选集，才感到以前的阅读，如同盲人摸象，眼中所见，只是胡平先生的局部，只有像现在这样比较系统的阅读，才算是比较全面地认识到了胡平先生。不过，因为视力下降厉害——六百度的近视镜，两米外还看不清电视屏幕上的字，在电脑上读这种大部头著作，非常吃力，只得零星地读。
如作者序言所说，这是一本内容庞杂，体例不一，时间跨度很大的作品选集。但这三个特征并不说明这个集子没有某种定位。首先，从体例上说，这是一本政论选集，虽然也有书评等，但其中占居主要部分的是时评。其次，作者面对的各种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主题：中国问题。读这本以政论为主的文集，感触最深的，就是作者思想时刻被这个“中国问题”纠缠着。其三，作者的思想存在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自由民主。把这个居中心位置的思想与居中心位置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基本上就可以把握这本书的主旨了：作者主张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其四，作者的每个批评，都是针对共产党的，几乎每一个主张，也都是对共产党的反动。其五，这本书虽然内容庞杂，但恰如作者给各辑所安的题头，可以归结到五个方面：知识分子和国民精神层面，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中国当代的意义，台湾与两岸关系向何处去，大陆如何实现民主转型，还有就是对大陆具体的政经问题作出独家评论。对这五个方面综合言之，可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这是一本典型的“策论”，一本专事研究如何去除生长在中国机体上的腐肉，如何把中国拉进世界最好国家之列的“策论”，一位政治家而非作家的文集。
当然，像这样解读，有流于大而化之之嫌。然而胡平先生所关注的众多问题中，有一些我根本没有研究过，还有一些偏离了我现在注意的焦点，但总体上讲，书中观点，几乎没有一处我想表示反对。当然，反对是从消极面讲，从积极的层面上说，这本书也有我特别喜欢的内容。我是一个对苦难有特殊感触的人，这本书我最喜欢的地方，一是作者评说康正果和廖亦武的篇章。康正果的回忆录我拜读过，深深地被打动过，这就使我对读胡平先生的这本书有了形成共鸣的前提，廖亦武则是那种不得不写，不为什么写也要写的无奈，说出了我们这些身在专制体制压迫之下的异议作家的某种精神状态。与亦武同样的无奈感常常侵袭我，想不共振也难。
本来，在开卷之前，不自觉中，我有一种期待：看看海外流亡精英在关注什么问题，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我想知道胡平先生等在提出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时所站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开始我以为一个流亡者的角度，站在海外看大陆的角度应该是特别新颖的，读时发现，并没有特殊之处。胡平先生与我们一样对超女感兴趣，一样在关注并参与着维权，作者对共产党如何压制和控制言论自由，对大陆知识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好象比我了解更加深透：“現在的意識形態主管只需要丁關根（盯關跟）的水平，說取締就取締，說封殺就封殺，說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說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達文件，打個電話就算完，其他各種手續統統免了。”“胡錦濤上台以來，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處境並未得到改善，甚至還有所惡化。其實，沒有改善本身就意味著在惡化，因為同樣一種壓迫，持續的時間越長就越惡劣，其后果也就越嚴重。”（《談公共知識分子》）在大陆我们身边近几年发生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能在这本流亡海外多年作家的书中找到其影像。一位在自由民主国家生活了十七年的流亡者，与我们这些身在大陆的人思考的问题，和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兴趣点，没有任何不同！我们这些身在大陆的人们所受到的压迫，身在海外的作者感同身受！流亡者，对于今天的大陆人而言，是一种另类的存在——这个“另类”，不是相对于未流亡的人们而言，而是相对于过去时的“流亡”而言的。用某些巴望用脚给共产国家“投票”而不得的人们的话说，特别是用那些讥讽我们这些国内异议人士目的只是为了谋得一张出国机票的人们来说，出国，能脱离这个糟糕透顶的的专制社会，到自由国家里生活，该是多么令人向往！那是外国政府的“赏赐”，是只有在幸运儿身上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可能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幸运的流亡者”们如胡平先生等，却并没有感到多少幸运，相反，他们仍然是过去时态的流亡者。在胡平先生的心中，流亡，到自由世界流亡，仍然是被流放！“因為我們本來就出生在、成長在我們所歸屬的社群之中，就像空氣，平時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故而也就感覺不到它存在的意義.離家才會想家；別鄉才會思鄉；和他人相處，你才會意識到自我；到了外國生活，你才會體會到自己是中國人；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流放西方是一種懲罰.因為異議人士追求的是在自己的國家實現自由民主，把他們流放國外，不僅僅是禁止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生活，而且也是禁止他們為追求自己理想而戰。”（《為理想而承受苦難》）胡平先生的这种故国情怀，不由让我联想起刚刚读到的，另一位同是流亡海外的前辈余英时先生的一个表达：“以至他无论怎样也不肯’去父母之邦’”（见于陈奎德《余英时素描》）今天的流亡者，起码如胡平先生辈，身体流亡异国他乡，精神上却拒绝成为一个流亡者，拒绝成为中国事务的“槛外人”。共产党喜欢宣传赤子之心，我看，胡平先生就是最有赤子之心的人了。只是可惜，这样的持不同政见的赤子，不为共产党所喜欢。相对于某些想出国而不得的人，胡平先生现在却是欲回国而不得！坦白地说，我也是“某些想出国而不得的人”中的一个。对于我，中国，自己的祖籍所在地，确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但我更刻骨的感受，深刻十倍百倍的感受却是，这个国家不属于我！我的祖国被某些人偷走了，抢走了（徐友渔先生语）。让人不可容忍的是，洗清盗窃犯和抢劫犯之讥，本来是一件并不十分困难的事怀，只需要开放政治，通过公正公开公平的自由选举，自我摆脱，但如今这些人却不思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一味地用虚文伪饰的办法企图获得国民认可，以为给自己加上“伟大、光荣、正确”的华冠，就真的能令人口服心服。尤其让我们这些靠笔吃饭的人们不能接受的是：这个国家，那些“盗窃犯”和“抢劫犯”，根本不能容许任何人指出他们偷盗和抢劫的真相，任何批判性的写作，在这个所谓的“我的祖国”，都没有立锥之地！流亡，被自己的祖国——如果还可以用祖国这个词来称呼的话——流放，对胡平先生是身体，对于我，则是精神，一种精神的流放。胡平先生的大作只能通过网络回国，而我们这些身在国内的作家，也只有通过网络来完成精神和思想的出国，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有了如何把它改良得更好的意愿和意见，有了在同胞们眼中实现自己抱负的期待，却遭到封锁。自己的作品，意见不能与国人见面，只能像躲藏在阴暗中的、像做某种见不得人的事的人那样活动（与此同时，盗窃犯抢劫犯们却“正大光明”着），当自己的作品在海外发表后，便得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审讯，似乎没有休止的审讯，签字，盖手印，再签字，再盖手印。红色的手印，每一个比辱骂还要尖锐，深深地扎在心坎上。这种痛苦，这种屈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有时候，真希望自己能变成完全的“个人主义者”，一个甩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只为纯粹个人之乐而乐的人，和光同尘，与盗窃犯抢劫犯们“和平共处”，可是，检查自己的良知后又发现，这样做更难。我们走不出祖先为自己布下的这个迷局，不自觉地，就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视角看待世界，看待这个国家，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不自觉地，就会忘记了自己处于受到周围眼睛和电子眼的严密监视。我们这些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又何尝不是“无论怎样也不肯’去父母之邦’”？
二
中国人写文章读文章，往往喜欢文采焕然，有些人片面迷信“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的命题。其实，“文采”固然有“文采”的长处，“平实”却也有“平实”的优点。语言富于文采，漂亮固然漂亮，然而，当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我们一般就会批评说：不要“飘”，不要光说漂亮话，实际一点好不好！对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其语言正是要实在，一语中的。惟其针对性强，才能对实际发挥作用，惟其平实，一般读者才看得懂，也才能发挥其最大的社会功用。政治评论类，可能也包括学术思想类著作，不同于文学作品，不是以清词丽句悦人耳目为旨意的，它的价值一般也不体现在审美上——政治思想类著作，不是“唯美”的，而是“唯用”的。评判政治思想类著作的标准，应当是有没有独到见解，深刻不深刻，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没有帮助。所以说，对这种特定的文体，语言质朴不是缺点，恰恰是优点！虚文伪饰才是缺点。应该说，在就中国问题发言时，胡平先生是睿智的——没有睿智如何能察觉到土改时对地主的不正义应予较正？也不失幽默感——“盯关跟”就让我会心失笑。在语言艺术上，《数人头胜过砍人头》以平实见长，平实而不乏生动，追求的是一种大巧若倔的境界。许多理论文章好用洋词，但是食洋不化，讲不清道理。胡平喜欢用十分生活化的语言，将复杂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少有的。比一般理论文章境界更高。然而，面对中国国内发言，胡平先生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想让中国一般读者读得懂，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务，避免流于文艺家式的空谈，避免流于文字游戏，另一方面，这种为解决中国现实政治问题量身定做的文章，由于是以为共产党所不容纳的批判现实的视角提出，因此受到封锁，轻易不能与本该是这些文章的受益者的国内读者见面。
出于对父母之邦的忠诚，哲学学者出身的胡平先生以政论为业，将对共时性的人类智慧的兴趣转移到中国的即时性问题上，以对中国问题的特称判断，取代可以更好地确立自身历史价值的对人类智慧的全称判断，其作品的价值本该在第一时间与读者见面中得到实现，通过参与事件进程达到改善大陆的政治生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用中国古代的话来说，胡平先生应该是“国士”。现在“国士”人不能回国，思想文章都不能回国，这，对国家是一大损失，对胡平先生，则是深深的无奈。这也是面对一个不能容纳不同政见的国家偏偏以批判现实为业的我们这一批人共有的无奈。不容异见在中国是一个与专制独裁传统同样久远的传统，一个与专制独裁相伴相随的传统。韩非子说，做臣子的不忠当死，说错了话也当死，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两代大兴文字狱，文革中人人战战兢兢担心祸从口出，直到今天，“胡温新政”成为全世界关押记者作家最多的政治，高智晟还在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秘密审判，而所谓的民运人士阵营中不容批评者也大有人在……
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共产党容不得不同政见？以及，为什么好象中国人普遍不能容忍批评？共产党把马克思尊为教宗，但封杀批判性言论、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圈养谄媚者的作法，却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完全相反。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非常明确的指出：“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马克思认为，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作法是反国家行为。共产党及其中宣部、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应该好好地学习学习自己祖师爷的这篇文章，然后才有可能认识到，那些不许胡平先生们人身和思想回国的行为，那些封锁网络的行为，那些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惩罚异议者的行为，其实是打着国家旗号反国家。自己才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马克思的很多理论与当代文明社会不合，但在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这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来看，批判者是正，镇压批判者是邪，批判者爱的是国家，歌颂者和镇压批判者爱的则是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批判者是正动，镇压批判者所代表的是标准的反动势力！
在这里特别有必要界说一下批判性写作与歌颂性写作的“正”“邪”问题。在官方人士中，也在相当一部分陷入思维惰性的群众中，流行着一个观点，认为说坏话的人对社会有害，说好话的人才是好人。这种观点是经不起分析的。在生活中，喜欢称赞人，确实不失为一个优点。动不动择人缺点，则容易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为周围人所排斥的人。一个内在世界强大的人，不会拒绝称赞他人优点。但是在公共事务中，随便大讲好话，就不是好事，而极可能是有所图者玩的欺骗伎俩。把公共批评一概视为坏的观点只是中国帝制的传统，与中华民间的优良传统和公序良俗却未必相符。前几年，CCTV隆重推出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片子和观众公认的好人是刘罗锅，和珅则是奸臣。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社会典型。剧中有这么一段话，和珅对皇帝说，在刘罗锅眼中，大清江山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毛病（大意如此，无法去核对台词），而在和珅看来，大清江山，康乾盛世，朗朗乾坤，一片光明。剧中的刘罗锅是专挑刺的，而和珅则是满嘴的甜言蜜语，不过在编剧、演员、以及观众们看来，和珅才是坏蛋，刘罗锅则是好人。这个片子是一部通俗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民间有认可批判性言论的善良风俗。除此以外，能证明中国存在这种传统和善良风俗的例子还有许多，《中庸》《伦语》中有关君子与小人之别的断言，史书中对唐时相国李林甫“口蜜腹剑”的恶评，“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古训，朝堂上的“庭议”、“死谏”，民间俗语中对喜欢乱讲好话者的某些讽刺称谓——湖北俗话“捧热卵子”即是，这些，从正面和侧面证明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其实对那些喜欢把好话说尽者是非常轻蔑的。也许，正是这些自发出现的保护批评意见的风俗习惯，以“不知其所以然”的底蕴的形式，在实际上起着维系中华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不自觉之中，纯粹从实际需要出发，中国社会中自发兹长出某种对批评家的事实上的救济途径。
三
汤因比先生是当代举世公认的一位权威历史学家，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深刻地分析了各种人类文明的发祥，成长，衰落的原因。当代主流政治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规律论，所以，我不说汤因比先生发现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真理，但这些分析即使不是真理，起码也是学术上了不起的创见。汤因比先生在考察非洲国家引进民主政体失败的原因之时认为，非洲国家引进西方民主之所以不成功，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官场的腐败，其任人唯亲的传统习俗，使当权者和民间都以为亲朋好友谋取官职为正当，二是“不习惯那种包含着古怪的’忠诚反对派’理念的政治结构，因此大多数国家独立后马上就废除了多党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造一个确实能够使政权的转移合法化的制度，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汤因比先生在此分析的对象是非洲国家，窃以为，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将中国的国无二主的帝制传统与英国的多党制传统作个对比可以发现，容纳与不容纳“忠诚的反对派”，是两者的一个鲜明的不同之处。也许，汤因比先生不经意间，道出了某种世界性的“政治学定律”。
我的理解，所谓“忠诚的反对派”，忠诚的对象是国家，反对的对象是执政者。一个“忠诚的反对派”，主观上不得有危害国家或出卖国家的故意。当代政治，实质上就是意见治国。这治国的意见，不是来自于政府，也不是来自于某个自命的“先进代表”，而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公共辩论。“忠诚的反对派”反对执政者，但不一定非得时时事事与执政者对着干，既要自由地发表不同意见，当充分辩论后，自己的意见被证明是错误或部分错误时，要能够尊重对方意见，达成共识。当形成统一的意见后，在这件事情上就不能再从行动上反对政府。言论上可以坚持不同意见，但行动上必须服从。一个国家，要形成容纳“忠诚的反对派”的政治结构，最为关键的是意见和利益相互冲突的各方必须尊重对手。怎么能够实现尊重对方呢？靠双方自觉吗？不！靠制度保障。从制度上规定，谁也不能消灭对方。对手不能消灭对手，明白政敌上台了，也不能拿自己怎么样。从制度上保障谁都必须接受对方存在这个事实。他意见跟你不统一，你也拿他没辙。既不能把对手关进牢房，也不能把对手赶到国外去，更不能让对手从眼前消失。这时，双方就会自动去思考采取一种免于冲突，或者免于冲突激化的对策。因为只有这样，自身利益才能尽可能少的受到损害，也才有可能得到尽可能好的实现。
读过《数人头胜过砍人头》后我认为，胡平先生的政治站位，应当是“忠诚的反对派”（也许这个定位在胡平先生看来贬低了自己）。这样的人长期被流放国外，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我在这里要规劝中共，正确地对待政治异己的存在。中共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不是单方面得意的和谐，而应该是各得其所才会有和谐。如果你踩在我脚趾上，却还不许我喊疼，会不会和谐？肯定不会，因为不许我喊，我就只有给你的一掌，把你推开，否则我的疼痛不能消除。允许喊出来，才会有和谐，才可避免推来一掌或打来一拳。言论自由是避免冲突激化为暴力解决的有效路径。容纳反对派，是整合反对意见，从而使目前趋于尖锐对立的共产党与民间的矛盾走向和平解决的很好的一条管道。共产党应该明白，短时期内，对现在民运阵营来说，反共与否是测验“忠诚”度的风向标之一，但从长久和根本来看，对共产党的态度不是表示对国家“忠诚”的根本原则。建构一个容纳“忠诚反对派”的政治结构，应该是中国推进自由民主的一件重要而必须做的工作，也是胡温政权在当前能够做到的事情。
中国需要拥有“忠诚的反对派”，期待海外“忠诚的反对派”胡平先生们早日回国，使他们的政治智慧能够为国所用。
人与人权2007.1
“明清两代大兴文字狱”？
明朝那里大兴文字狱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