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我从滇黔桂交界的大山里跨入大学校园，转眼间在治学之路上已走过20多年了。
20年来我不敢说取得了多少成就，但却自知是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索之路：一是涉猎面广，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论文。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制度、社会、文化等“新史学”领域，但也搞过人物、事件、军政进程这类传统史学题目。我用文言写过“乾嘉式”的考据文章，也写过充满数字、公式、表格与曲线图的技术化论文，还卷入过引经据典的理论争鸣。而在史学（通常认为的）领域之外我还就变革中的中国面临的若干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问题发表过意见，包括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与杂感随笔等。
二是“逆潮流而动”：19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之时，知识界思潮迭起，西学东渐，是个盛行谈“主义”的时代。而我在那时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做着“死学问”，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到90年代伊始气氛大变，“保守”成为美德，“第二思潮”兴起，知识界似乎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我反而在这时“激进”起来，越来越多地由历史走向现实，由“问题”走向“主义”。这是为什么呢？
我自知才智平常，以“博学鸿儒”的姿态到处发言非我所能为。我更清楚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已不再是“百科全书派”的时代，不“由博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我当然更知道由80至90年代的学风、士风的变化，正如这一时期世风、政风的变化一样，有其明显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许多人力求适应于乃至“领先于”这种潮流也是有理由的。但我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我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我设计好的“奋斗目标”：1980年代初正陶醉于从《嘉兴藏》到稀见方志、钞本遗碑的古文献中，为考究隐秘的史事而追寻吉光、穷搜片羽的我不会想到十多年后自己会去搞社会调查，并对诸如社会公正这类论题投入如此大的关注。
但另一方面，我这条路更不是追风逐潮的趋时之举。20多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我不知道后人将视我为成功者或是失败者，更不想在这篇文字中摆出一副金针度人、启迪后学的架势，只想把一个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公之于众，为后人留下一份“民间叙事”，使他们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足矣。
从“农战史”走入学林
我于1978年作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入西北最大的综合性重点高校兰州大学，在此之前在壮族山寨里做了九年多的农民（知青）。我下乡时年仅15岁，三年“初中”都是在“文革”大停课期间度过（我所在的南宁市“文革”中内战之激烈闻名全国，“复课闹革命”也晚于其他地区）。因此我的课堂生活实际上是小学之后就是研究生，中间的12年（1966—1978），即从12到24岁的求学黄金时代都是在社会上，头3年在“革命”中，后9年在大山里。我的中学与大学知识都是自学的。当年在那个边远小县只有我这个“农民”一人考上研究生，而同考的大学毕业者们均未遂愿，这曾成为当地一桩新闻。但就全国而言，由于正规高等教育中断了十年，我们这届在北京常被戏称“黄埔一期”的研究生中相当一批人都来自没有本科文凭的“同等学力者”。这也是改革初起时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这样的背景使我的学习带有两个特点，一是社会关怀导向。有人说我后来选择农民学、农民史为专业是“情系黄土地”，其实倒不一定是“黄土地”。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社会人”，对我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进程我要知道“为什么”。二是专业畛域的淡化。我父母都是学史学的知识分子，虽然1949年以前便在大学里作为民盟活动家从事反蒋，1949年后又成为“干部”而脱离专业20余年，毕竟“家学”（包括家中藏书）对我走进史坛是很有影响的。然而在我的自学时代的确没什么“专业前途”方面的考虑。我因此形成了多方面的求知欲。今人常引为“文革中异端思潮之源”的“灰皮书”，我是在插队后才读的。由于缺乏理、化实验条件我曾对数学发生极大兴趣，至今因此得益。在全无听说条件的大山里我仅为阅读而用汉语拼音来念英文，居然在进入兰大后的“英文”考试中连拔头筹，不是以专业而是以“英文”好而在校园小有名气，然而实际上我的“英语”既聋又哑。这种自学的习惯使我在大学任教后头几年总把学生当做为智求智者，热衷于抛开教材讲“问题”，而难以适应当时的教学常规。
但这一切在我读硕士期间尚无反映。1978这个年份是国人兴奋的一年，我一家尤其如此。我考上研究生、妹妹考上大学和父母结束流放回城“落实政策”都在一月之间.一时真有否极泰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遂心之感，似乎风声雨声已过，只有读书声“声声入耳”了。有道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山中九年之后回到“世上”，面对如潮新知不免有烂柯之叹。我于是成了个不问世事的“书虫”，读研三年间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在那时太平盛世的气氛下我虽然从“三论”到萨特、汤因比接受了不少新知，却没有太大的理论冲击感，穷究史料而考证“问题”成了我用功的主要方向。我信奉陈垣先生“竭泽而渔”的史源学原则，无新史料不落笔，每文辄引书百数，列注数百，还专门写过批评某些人猎奇哗众，学风不谨的文章。这赢得了不少史坛前辈的赞许，但年轻同仁则往往对这种乾嘉式文章的“老气横秋”不以为然。
实际上，我这时的文风虽然“老”，“问题”却不属于传统史学。我读研读的不是传统的断代史，而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之重要成分的专史——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这一选择无疑与我的“农民情结”有关，而且影响到我的专业兴趣至今与“农”有缘。我的导师赵俪生教授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学科的开拓者。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外语系，参加过左联与“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山西抗战，随后转入文化领域，成为一名新锐的左派史学家。建国初期他曾非常活跃，但不久便耿直招祸，成了“右派”，经历了无数坎坷折磨，直到改革时代才又重新崛起。先生也非史学科班出身，他学贯中西，思想敏锐，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主义”信仰，视野开阔而不囿于专业畛域，这一切都对我有着极深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我显得像个考据派学者。对史料的搜寻、甄别、辨伪、整理极为入迷。明清不同于前代，其文献数量大增堪称浩如烟海；但又不同于近世，没有机印、传媒，多数文献流传甚罕。于是到处“访书”、泡大型图书馆尤其是善本特藏部，成为我的日常之功。以致一些前辈学者，包括我的导师在内，在肯定我重视实证的同时也提醒我要开阔眼界，不要局限于？？？？之学。
但实际上，这个时期我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人”的关怀。我一直记得赵俪生先生的两句话：“小问题要越做越大，大问题要越做越小。”我的考证也是有感而发的。在《营庄制初探》一文中我总结说：“从经济学角度讲，营庄制作为宗法式小农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是逆历史潮流的。……它实行的结果正是对它的经济原则的否定。大西军为实现宗法小农的‘公有制’而斗争，结果却是使云南的封建私有制朝着摆脱领主制残余与落后的宗法共同体天然羁绊而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段语言具有80年代上半期的色彩，但其中已包含了我后来学术转折的一些因素。
探索“古典经济”
在对明清农民史的研究中，我已对“租佃关系-土地兼并-农民战争”这种通行解释模式产生了很大疑问。明末租佃关系最发达、土地最集中的江南地区恰恰是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战争惟一没有涉及到的“偏安之地”，那时虽然也出现过“佃变”，可这种抗租不抗粮、反主子不反朝廷，往往通过向官府请愿讨公道的方式进行的事件明显与北方的“农民战争”性质截然有别。而北方的“庄佃”往往随庄主守“土”不“流”，在乱世中持“介于似贼似民之间”的立场，主佃关系反较南方缓和。作为农民战争主体的“流寇”则与主佃关系几不相干，基本上是因天灾及（更主要是）专制国家的横征暴敛而抛弃土地的破产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他们抗粮不抗租，矛头直指朝廷及官府，体现的是“官逼民反”、即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而非民间社会内部的贫富冲突。
过去把“官民冲突”说成是民间“阶级冲突”的体现，往往要强调地主与农民发生租佃或土地纠纷，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镇压农民。但史实却常常相反：是专制国家及权贵层压迫民间（包括贫富庶民）致乱，而在乱起时贫富民的态度可能有异：贫者穷则思变，富者厌乱思安，从而在民间内部生成次生矛盾。换言之，不是“阶级冲突”激化成农民抗官，而是官民冲突派生出贫富斗争。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分野是主要的，有产（或多产）者与无产（或少产）者的分野是次要的。只有在专制特权与权力—身份等级制消除后的近代公民社会里，资产（包括地产）的差别即“阶级”差别才会凸显起来。而直至改革前，我国历史从未走到过这一步。权贵欺民并不是以资产（包括地产）所有者的身份实现的，而是以“国家”，即大共同体的人格化身份，通过对臣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的统治实现的。亦即不是以一部分所有者与另一部分所有者的关系、而是以共同体压抑其依附者的个人权利及个性自由的方式实现的。
这一结论不仅仅得之于明清。1980年代中期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当时每年都有到各县搞函授辅导的任务。利用这一机会我对关中各县的十余个档案馆进行了查阅，搜集了土改、民国以至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的大量资料。那时我国尚无《档案法》，社会上对档案并不重视，基层档案馆多是设施简陋、门庭冷落、编目混乱，也没有向非政府的社会人士提供查阅服务的成规，而除了故宫明清档、南京民国档乃至曲阜孔府档以外，当时史学界也尚无利用基层档案的风气。？荨上接22版
但我通过多方“钻营”还是大有所获。这些收获不但把我在基层了解到的有关土地改革运动中“关中无地主”的说法实证化了，而且通过发现的明清地籍、税籍和方志资料证明了传统时代关中地区地权分散、租佃制不发达、自给自足背景下的“雇佣制”比租佃制更活跃、宗族组织不活跃而官府的基层控制较强、专制国家与“编户齐民”间缺少中介性的小共同体自治机制、传统小农缺乏“小资产阶级”性质而直接依附于传统权势，形成浓厚的权力经济氛围。而这一切并非只见于近代，至少明清已然。（我当时已隐约感到这些特征与秦统一时发达于关中的法家大共同体本位传统有关，但尚无把握。）后来我依据这些资料形成了“无地主而有封建”的“关中模式”理论。
这一时期我花在中、西“古典”时代即战国秦汉与希腊罗马的比较研究中的工夫很大。1986年我开设了《古代社会形态学》课程并以中、西古典经济比较为主线写了20万字的教材（打印稿），同时采用从微观入手的方式，开始发表《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西汉五铢钱流通数额问题》、《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比较研究》、《论古典借贷关系》、《关于古典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汉金新论》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受过去“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尤其受“魏晋封建论”的影响，但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是：我已把关注点从“生产关系”转向了资源配置方式，从“奴隶制、租佃制、雇佣制”的“阶段论”转向了古典商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或习俗—命令经济及近代市场经济的机制辨析。
我对古典经济的研究有我自己的“问题意识”，不仅不为“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所限，也没有追随当代西方流行的“原始主义”古典学，但我对“现代主义”的古典经济范式也有不满。长文《汉金新论》在对汉代与罗马黄金（金币）流通的分析中肯定了贵金属通货与古典商品经济的关系，但批评了套用现代概念认为那时存在着“金本位制”的说法，指出本位币与法偿制度在当时的经济机制下不能存在，汉金在魏晋、罗马金币在中世纪初期的“消失”也与格雷襄定律无关。不过相对而言，我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仍大于其他各派古典研究，这与我作为“社会人”持有的“现代化情结”不无关系。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工作在推翻陈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论（但又不走向那时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文化类型史观）方面是有意义的，许多具体考证与分析也能成立。但我对专制国家、尤其是以秦代法家理论为指南的极权国家的经济干预有所忽视。在这种干预下，汉代与其说像罗马，不如说更类似于拜占廷专制帝国（今天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也成型于拜占廷）。秦汉的“非宗法化”不是公民个人权利消解了家族权利，而是专制国家权力压垮了家族权利，当然就更压制了个人权利。这与拜占廷专制皇权对罗马父权制家族的解构是类似的，由此形成的拜占廷罗马法虽然消除了罗马时代、尤其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宗法色彩而显得十分“现代”化，但拜占廷社会反而比罗马社会更加远离了“公民社会”而向东方帝国发展。秦汉的非宗法化、非村社化体现的同样也是专制帝国本位而非个人本位进程，它与以公民社会为方向的宗法解体、村社解体进程是相反的。这些新认识构成了我后来的“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论。但这是后话了。
在“问题”与“主义”之间
作为学者，要说不想在专业上“出人头地”那是假话。但应当说我的治学方法对“专业前途”似不有利。这也是习性使然。我早年失学，自学的动力全在于“兴趣”，而“兴趣”又来源于“问题”。学问学问，学以解“问”。没有“问题”死背“知识”未免太没意思了。解“问题”是有趣的，背“知识”则可能是有用的。但在当时环境下“知识”之用不知何在，追索问题便成了主要动机。而一追索起来，往往是甲问题套着乙问题，乙又套着丙问题……这么一“追”往往就不知“专业”界限何在了。
说起来我的不少学识都是这样来的。例如我没在中学学过数学，后来在乡下对解方程来了兴趣，因而只学代数。但因摆弄小水电要看电学，结果被功率因素、正弦波、相位这些概念难住了，才去掉过头来学三角，又由此迷上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我的数学知识就这样七颠八倒地学了若干。又如我在乡下一度对中草药着迷。但草药书看了若干，却引发了对植物分类的兴趣。到后来那些药材的性、味、主治大都忘了，却对当地的草草木木几乎都能说得上来其纲、目、科、属及彼此间的亲缘谱系。
后来吃上了社会科学这碗饭，跟着“问题”走的恶习仍然未改。所不同者，关注社会的“问题”少不了在纯粹求智之外带点儿“正义感”或曰人文关怀，而这又必然带出“主义”。既想谋道，又想谋智，既想当“刺猬”，又想当“狐狸”，于是便徘徊于“问题”与“主义”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
我的研究难改“有感而发，有据而论”之习惯。有感而发，则文以载道，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则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自觉是个价值取向强烈的人，价值“偏见”是否会影响客观观察呢？不敢说绝不会，但起码应做到不去故意歪曲事实。
我往往在追索中从一个问题进入另一个问题，这就难免逾专业之界。我当然不可能对许多专业都有发言资格，但我希望在我关心的具体“问题”上不讲外行话。例如，我不是美国史专家，但我关心“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对这一问题提出以来至今的讨论经过及各家的得失有认真的了解，这我自觉能做到。
我治学20多年来经历了不少事变，其中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心路，也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主要苦恼于学科的危机，想的是在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史萧条的情况下农民史研究向何处去？而在此之后，我则苦恼于另一种危机，想的是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农民中国向何处去，我自己又向何处去。
于是在人们由“主义”转向“问题”之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主义”了。如今中国似乎又迎来了一个讲“主义”的时代，而且比1980年代更进一步，不需借谈“文化”来讲了。如今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都可以研讨了，这令人感到振奋。
但在“主义热”兴起之际，我却又想回到“问题”了！
“主义”具有自洽的逻辑完美性，可供把玩。但“主义”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供把玩，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是想用它来解决中国当代的问题，而不是中国古代或西方的问题。“主义”中包含着普世性的价值，每个“主义者”都应当弘扬这些普世价值。但“主义”的具体文本往往是针对特定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建构的。自由主义者把公民个人权利当作普世价值，但威胁此种权利的“问题”却各有不同。因此弘扬普世价值时恐怕要慎言普世问题，还是那句话，“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经济观察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