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前奏
2006年8月6日下午4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地从撒老乌赶回禄劝县城。老张不愧为模范基督徒，他兜了几圈，七探八问，才将我送到指定的一家旅馆。我当即付了几天的包车钱，共计400元人民币，并连连道谢。本来已相当便宜，老张却特别不好意思，就陪我进门，扯开喉咙喊了好一阵，直到惊动了一位衣着相当正统的妇女同志，她边打毛线边打量我们：“找哪个？”
“马鹿塘孙家的老辈子啰。”老张陪着笑，“这位作家专门来找他。”
“有单位证明吗？”妇女同志一脸警惕。
“我出过许多书，这张脸就是证明。”没办法，我只能自吹一把，以气势压人了。
妇女同志果然一捏就软。“孙如策在电话里也没讲清楚啰。”她干笑着解释罢，就领我们进了开着小窗的“旅客登记处”。里面乱糟糟的，桌椅、床铺和破沙发上都堆满棉絮、床单，我一时不知道该在哪儿落屁股。正左顾右盼，一个戴着鸭嘴帽和白框眼镜的老头出现了，小城退休干部的装束，一笑，满口假牙。我的开场白带着调侃：“你们可真是一个有地位的家庭。”
谁知老头的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从云南境内的孙姓祖宗哪儿来哪儿去哪儿落户起头，一直讲到如何垫家底，如何发达，如何名扬四海，乃至祭祖宗修家谱，将春秋时代的孙武孙膑、三国的孙权、民国的孙中山统统纳入了家门，颇有天下孙者一家亲的气象。我洗耳恭听了20来分钟，终于截断他的话头，问及土地改革。老头愕然，并抬手搭住长长的寿耳，冲向我的嘴：“啥子？”
“孙家在土改中的遭遇。”我提高声量道，“我已采访过好几位，你的辈分高，有文化，肯定比他们更讲得透。”
“都过去啰。”老头沉吟道，“现在提起来不合适啰。”
我抹了一把口鼻的尘土，清清喉咙，也打开话匣子。从为黄世仁、刘文彩翻案一直往下说，口沫四溅，还从包里掏出《土地改革运动史》作为佐证。老头眉间紧锁的愁云方才散去，他最后还疑虑地问一句：“真的可以说？”
我这个反革命如革命者一样坚定不移地逼视着企图隐瞒历史的老地主。访谈正式开始。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边少了点东西，转眼一瞅，老张不知何时消失了。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很乱。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真的很乱。
老威：老人家莫着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不催你。
孙大川：整个禄劝县境，孙姓的影响很大，光马鹿塘一个乡，就有300多户。其中又数我们这一支最著名。
老威：我这一路下来，听了不少有关你们孙家的故事。
孙大川：我们的祖籍是南京罗安，大约在明朝朱元璋手里，我们的祖先作为军人，被皇帝派来攻打云南。然后驻扎下来，镇守边陲，就再也回不了家乡。以后，又经历了许多变迁和繁衍，我们这一支孙姓在曲靖的秦寨沟小衡山落户，至今，小衡山还有我们的祖坟。大约过了6年，虫灾严重起来，搞得颗粒无收，加之兵荒马乱，所以老祖们只好再次拉家带口背井离乡。到底走了多少时间、多少个县市已无证可考。最后听一个姓杨的客商报信，称马鹿塘条件好，又山高皇帝远，开荒没人管。于是就全部过来了。
当时，马鹿塘还叫新火山，地势虽然高，可万山老林，土地肥得出油，开春刀耕火种，随便撒下一毡帽（相当于一升）荞子，秋天就能收获一石。我们孙姓，还有其他姓，就在这儿扎下根来，安身立命，繁衍后代。据家谱记载，率领孙姓在马鹿塘落脚的老祖叫孙准和孙浩，顺着下来的辈分，是兴、开、万、济、大，然后才是如。孙姓以农业为基础，以畜牧业求发展，经几辈人的辛劳，从彝族土司手里买了不少土地。在马鹿塘之外许多地方，也遍布孙家子弟了。开明老祖时期辉煌了一段，办了4个铜厂4个纸厂；接着是孙万昌老祖，抵达了顶峰。那时的交通不发达，马鹿塘产的铜，经常要用100匹以上的骡马驮到昆明，交割给国民政府。
老威：这么说，刀耕火种起家的孙姓，这时已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
孙大川：只限于孙万昌老祖这一脉。因为他脑子灵活，懂得就地取材，多种经营。比如造纸的竹子，就是山上砍下来的。国民政府还送了一个匾，派人来悬挂在堂屋正中，表彰他对社会的贡献。一解放，家里人就赶快取下来烧了。
老威：孙百万的名声在禄劝县境很大。
孙大川：他又叫“金铜官”，在云南省志上都有记载。
老威：据我了解，到了解放前夕，你们孙家已经衰败了。
孙大川：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土改时划阶级，在整个撒营盘区内的孙姓，成分高低各占一半吧。
老威：请讲讲你自己在土改中的经历。
孙大川：我家是孙百万的直系后裔，所以共产党一来，大部分被镇压了。我父亲有6弟兄，都不在了。我三大爹是减租退押阶段被杀的，罚款交不出，命就保不住。三大爹的大儿子也叫杀了。我是四弟兄里的老小，当时还在昆明做生意，没料到一回马鹿塘探亲，就没走得脱。
老威；为什么？
孙大川：家里已相当紧张了。大哥曾做过保长，一解放就不在了；二哥孙大尧，才26岁，也被当成反革命镇压掉；二大妈家的五哥孙大恩，是马鹿塘的乡长，大概40多岁吧，自然该杀；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孙维汉，在国民党部队里任过排长，也叫杀了。
老威：人命关天，总该公布罪状吧。
孙大川：先把人集中关押，当时赊角、新槽、马鹿塘为一个乡，就把这几个地方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有四五十人。天天审天天打天天用刑，你熬不过去，一认罪，就符合枪毙条件了。唉，那年头，其实认罪不认罪都是走过场，如果有3个以上的贫雇农站出来揭发，你就死定了。
老威：不通过法律吗？
孙大川：有临时法庭。工作组在上面，有时候是南下干部，有时候是本地干部，最高的级别就是区长了。下面坐一排贫雇农主席团，胳膊上还绑着红布条，满脸杀气腾腾的。成百上千的人一呼口号，打倒、枪毙、铲除之类，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口水、石块、棍棒都朝阶级敌人飞过去。这时才由贫雇农主席团举拳头，往往都是一致同意杀，再将脸转向工作组。只要上面点点头或挥挥手，一个五花大绑的倒霉鬼就报销了。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孙大川：我都在场，不过没有挨斗。我1947年在皎西上中学时，就接触到地下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孙营长的部队。孙营长后来起义，倒向郑伯克的游击队，我也就跟着成了共产党的人。马鹿塘闹土改，本来我赖在昆明的单位，也许就没啥子事啰。可母亲带信来，责备我没回家尽孝，受旧教育的人，这罪名可大了，于是回家，亲身经历了家破人亡。
老威：你也算革命干部吧？对你的家属没有优待吗？
孙大川：连我都自身难保啰。
老威：能不能讲具体点？
孙大川：过去了就过去了，共产党提倡向前看嘛。
老威：可是，
孙大川：没得啥子可是，一辈子命运就这样了。
（我被呛住了，谈话陷入僵局。幸好这时陈秀英老婆婆进门，点着虾米腰接上了话茬）
陈秀英：小同志你不了解，老头子胆小，他1930生，今年76岁，还天天读报学文件，生怕一不留神犯错误，又挨整。我1933年生，嫁到马鹿塘孙家才14岁，没过几天好日子就撞上土改啰。夫家遭殃，娘家也遭殃，连个退路也绝了。
老威：你娘家在哪儿？
陈秀英：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跟孙家也算门当户对，土改划为地主。我妈妈在旧社会就去世了，家里剩我爹爹，还有我们子妹两个。一解放，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动员穷得没底的人站出来，在大会上揭发富人。草海子所有富庶一点的人家，都没跑得脱。我哥哥是在减租退押阶段判刑劳改的，那时22岁，结果54岁才放回来。
老威：什么罪名？
陈秀英：有两个贫雇农检举他杀人。
老威：杀了谁？
陈秀英：我大嫂的堂舅老公，姓田。我妈去世后，我哥18岁，正在乡里的小学教书。姓田的成天在外游手好闲，我哥看在亲戚的份上，就把他弄到学校来打杂工。没想到这家伙作风不太正，利用背柴的机会，动一个家门的姐姐的心思。我哥发现了，就批评他，因为身为教书先生，要给学生和家长一个严于律己的榜样。可能是言语重了点，姓田的想不通，就吊脖子自杀了。这事远乡近邻都晓得，解放前就结案了，可万万没料到解放后又被翻出来，作为地主阶级谋杀贫雇农的一个例子。我哥被公审公判，先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改成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满后强迫留在昆明市第一监狱，转为工人，54岁回家时已成光棍一条了。
老威：你大嫂死了吗？
陈秀英：改嫁了。她守了几年，有一回去探监，大哥就对她说，我可能这辈子回不来啰，你这么年轻，还是另找个人家好好过日子。
老威：你大哥是个好人啊。
陈秀英：死掉的好人多啰。
老威：判他这么重的罪，不经过调查取证吗？
陈秀英：小同志你今年30多岁吧？
老威：40好几了。
陈秀英：所以你不明白那是个啥子世道！划成地主富农了，就是案板上的肉，任砍任切。根红苗正的贫雇农检举你个臭地主，还敢狡辩？当场打死你！
我哥送劳改，民兵又来折磨我大嫂。吊几天几夜，还跪瓦碴，顶烧红的铁十字。田地、房子、财产全拿走，还不甘心，要挖浮财。交不出来了还要罚款。真是生不如死啰。我爹风闻我大嫂被整成那样，估计自己一把老骨头，熬不过去，就在半夜自杀了。
老威：什么？
陈秀英：也吊脖子了。当时，地主吊脖子很普遍，不值得大惊小怪。光草海子一个村，就有七、八个地主吊脖子。
老威：熬不到头了？
陈秀英：打、吊、用大杠子压腿，你嗷的一声昏死过去，又水泼，醒过来又整。还想方设法消遣人，逼你围着海子跑，或者从这面山跑到那面山，跑不动就用竹杆追着打，像赶牲口一样。旧时代的妇女，都缠裹脚，三寸金莲，平常出院子门都少，这时候却一跑几里十几里。大群年轻力壮的汉子一路跟着，摔了筋头，大家就哈哈笑，再抽你几杆子，爬起来跑几步，又摔了，大家又笑。你越鼻青脸肿，人家越高兴。我三婶就是被活活累死在半路的。
大形势摆着，你没处躲，有工作组撑腰，日子也看不到头。动不动就枪毙人，地主的胆子早骇破了。与其最后受尽折磨而死，不如吊脖子来得痛快。我六公公家，大妈和大哥吊在同一棵树上，大妈70多岁了，弓腰驼背的，大哥也有50多岁，母子俩就那样脸对脸、头抵头地去了阴间。草海子的晚上很冷，大清早人们发现他们，眼还睁着，脸上的泪冻成了冰槽槽。于是去拿锄头，嘿唑嘿唑地刨坑，十几个人忙了一上午，估摸着够躺两个死人了，才挥一刀，割断绳子，让母子俩扑通一声落下去。有人说他们在坑里竟然直挺挺地站住了，一个民兵用锄头一勾，才倒下，可脑袋还双双卡在坑沿，又一勾，才在坑底摆平了。
还有三对地主夫妻吊了脖子，有陈姓，也有外姓。都脸对脸、头抵头，吊在同一棵树上。
老威：这情景够震撼！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啊。
陈秀英：不是故事，是真的！男人熬不下去了，想死，又觉得自己死了，把婆娘丢在人间咋办啰？孤苦伶仃，挨了斗挨了整回来，连个擦身子的人也没有；痛得叫唤，连个递水的也没有。就哭，就把脑壳去撞墙，就喊：“婆娘啰婆娘！”女人一听就清楚了，男人你好自私，没活头就要先死！我成了地主婆，又改不了嫁，为啥不一块死了干净啰？于是抱着哭啊哭啊，又不敢大声，怕民兵听见，就你咬我的肩膀，我咬你的手杆，将牙齿印往肉里压。找一根长绳子，在树叉顶绕几圈，绳子这头挽一个套，那头挽一个套，再搬一条长板凳，一起站上面，一起把脑壳伸进套中。你盯我，我盯你，身子冻僵了，泪流干了，还看不够啰。再一起踢板凳，一起……埋人倒省事啰，脚底下刨个坑，人成双成对掉下来，也不用棺材也不用寿衣，甚至坟包都不用起，土弄平了就完事。
（话至此，陈秀英婆婆已泣不成声。孙大川老汉忙插断话头，连道“提不得”，并声明马鹿塘与草海子不属于一个乡，马鹿塘的土改就要温柔得多。我指出，马鹿塘已去过了，而且采访了谁谁谁，连贫雇农剥死人衣服的细节都了如指掌。老头神色愕然，随即也点头证明，这一切不是虚构）
孙大川：我二哥被镇压，不仅衣服，连鞋子、帽子都叫人脱了。光溜溜、血糊糊就入土了，家里不敢出面管啊。老母亲63岁，在减租退押时也关押了，因为她吃斋念佛，是乡里出了名的善人，所以工作组指示要专政，下面的群众明里打几下，暗地都不忍心出狠手。
老威：那时候还讲人情吗？
孙大川：山沟沟里的农民，没见世面，本来都淳良，可搞土改，把阶级斗争意识一灌输，就凶起来了。可老母亲，连叫化子饿死了，棺材板她都出，哪个能冲她凶啰？即使做个凶的样子给工作组看，转眼也就放她一马了。由于没吃大的苦头，她92岁才去世。我们也算尽了孝道。
你这辈人，已想象不出当时有多黑暗。城里许多像我这样参加过革命的人，一听说家里划地主，统统吓得不敢回去，就是在单位上，也得夹着尾巴做人。我回去了，心想总可以为家庭承担一点，但土改一划成分，我过去的革命经历都不认了。
老威：以后认了吗？
孙大川：也没认。因为孙旭原来是国民党的营长，虽然投奔了共产党郑伯克的游击队，但历史问题始终没交代清楚。在50年代的三反五反中，他就受到冲击；57年反右，他又成了反革命右派，直到邓小平上台才平了反。我参加的是由孙旭部队改编的游击中队，所以也跟着倒霉。后来他们上头有个说法了，我才把要求平反的申请递上去，云南省信访处批示：“应予平反。”从县上发回到乡里，被党委书记丁绍文给扣押了，所以我离休干部的待遇一直没享受到。
人与人权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