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虽然躺在病榻之上,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的关注。这次,他的一本新书刚一上市,媒体就闻风而动,炒作的热点是季先生要给自己“摘帽”,摘去三项戴了多年的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与“国宝”。这些桂冠他虽然已享用多年,但都不是他自封的,现在他毅然决然要在病榻上撇清与这些桂冠的关系,还他“自由自在身”,显示出他毫不含糊的自知之明,无比的清醒和理智。虽然可以说,以他今日的地位,他也确乎不需要任何桂冠的装饰。但是,一个读书人要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毕竟世上最难过的是名利关。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了不起的。

这位96岁的老人,他的一生穿越了晚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几个截然不同的大时代,可谓历经沧桑,饱受忧患,晚年能安享如此的盛名、鲜花和荣誉,对他来说,也是来之不易。他对世界、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大约也不会不受到影响。十几年前,他就提出过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只有‘天人合一’才能拯救全人类”、“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足以大增民族自尊心的观点,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一直以来争论不断。2006年5月14日,在他95岁生日时,报纸上又传出他的一些言论。他说,当前中国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的腾飞阶段,“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和谐社会。”这和他长期以来倡导的上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长期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然而西方文明对他的影响甚微,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痕迹。自始至终,他都对东方文化、对东方的伦理道德充满了自信。这已成了他观察世事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对季先生的专业我只能隔山相望,不能置一词。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印度学无疑是深不可测的,我因此对他的专业建树怀抱敬意。但对于他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也就是他专业以外的所思所言,老实说,我常常不能心生敬意。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名声,他的思想言论对世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本来可以对社会上发生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提出一点批评,换言之,不要做一只时代的喜鹊,而在这方面他确实乏善可陈,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无须讳言的。我读过他的许多非专业文字,他的散文成就恐怕也是受上述三大桂冠的影响,被有些人包括出版界、新闻界在内大大拔高了。顶着“国学大师”、“学术泰斗”的桂冠,多少年来,我们看有多少大大小小的丛书、辞典、杂志,将“季羡林”三个字奉若神明,或“名誉主编”、或“顾问”,谁都清楚,他哪有时间过问那么多事,不过挂名罢了。

季先生在垂暮之年,不愿继续担负那些不合乎实际的虚名,能主动舍弃三大桂冠,在他是美德,在公众也是一次小小的震撼,那毕竟是舍弃荣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许多年来,有关季先生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只有这一次,让我对这位老人产生了“同情之理解”。对季先生晚年被世俗红尘困扰,被虚幻盛名牵累,或许我们都应该抱着“历史的温情”,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现在的问题是,新闻媒体也好,出版界也好,真的能放过这位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文化老人,尊重他自己病榻上的意愿,不再把“国学大师”等头衔加在他头上吗?无论如何,世人应该尊重这位老人的意愿。

南方都市报2007.1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