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管锥编》
一
批评钱钟书先生，殊非易事；义勇之上，尚需公正；讥诮之外，尤需学识。对他的批评，既关人格，亦关学术。严格说来，这种评价尚未开始。
无识者对钱钟书膜拜哄抬，于学术有害无益。三十年来，谀为“泰斗”，封为“钱学”，不识其学问之弊、识见之窄，不见其博中之狭、杂中之偏、学中之小。盲信和迷狂，皆属心智大弊。公正的学术评价，首先须破除盲信和迷狂。
说些浅薄俏皮话、轻飘讥刺语，无力深思、论述，试图以二两拨千斤，这种轻薄态度亦属无识，于修身、学术、智慧同样有害无益。
七十年来，中国学界恶习成风，极缺埋首书斋、勤奋读书、博学求实的书生精神，奇缺跨越中西、学问深厚、不求名利的学者素质。
眼下对钱钟书先生这样知识精博、眼光精敏、学风精审的学者及其著作腾起轻薄嘲笑，完全不识其智力、学风过人之处，只能助长当代学界学人劣质性格、轻薄心态、恶劣学风和低能素质。
二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迄今七十年，中国学术直线坠落、惨不忍睹，学者行品鸡鸣狗盗、丒不堪闻；或卑微乖顺、以苟活也，或趾高气扬、如江洋大盗；知识者群体既无国学根底亦无外文能力，文化、历史、哲学、理论等各科知识残缺、浮薄，道义修身、人格操守、精神价值一无所有，狭隘功利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取而代之，恭奉教条、依附权杖、追赶时髦成为学界生存之道。以某家理论取代各文化领域的系统知识和学术研究，政治挂帅、以论代史成为风气，没有读书功夫和扎实研究却佯装理论家、批评家，危言耸听、煌煌大言，动辄大批判，摇笔即判罪，对他人肆意讥骂、谤毁，成为那些崭露头角小文人的恶劣性格习气。
“文革”结束四十年来出现的新一代知识群体，秉承上代人的文化缺失，青少年时代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那个黑暗荒原时代铸成，生长在极权时代两个时期——毛氏闭关锁国、窝里混斗和邓氏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改革开放”——夹缝和夹板中的这代人，总体文化教育更是先天贫弱、后天不足，成为新一代知识贫困、性格孱弱之辈。中国经典文化、西方思想文化、外文能力、哲学根基、历史思维之赤贫，构成这代知识群体的整体缺陷。
这代人，知识浅薄却功利心切，读书甚少而胆量甚大，无深思灼见却夸夸其谈，动辄建立体系，拼凑他人牙慧，讥笑大地、藐视森林，不知孤陋而写文着书，万言不值一杯水。读了一本黑格尔《小逻辑》（《哲学全书》中的“逻辑学”）或康德“三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挂靠于某教条轭下，以为天下学问尽在此彀中，读书寡少、知识浅薄、才情贫弱而立论乖张、文字铺张、气势扬厉，新一代无知汉皆成“专家”，浮夸之风甚嚣尘上。
三
钱钟书生于民国前一年，长于民国初期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文化开放环境，受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双重培育。那个时代，经典得到尊重、世道风气向善、文化思想宽容、读书治学成风，古典文化和西方思想兼容并蓄，为他青少年时代读书求知、心智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前代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文化界著名学者开路，有东西文化兼通的吴宓等教授为师，辅以家学有方、资质聪颖，大学毕业旋即留学欧洲，受到英国式科班重读书、重实证的严格学术训练，与中国乾嘉学术重考据、重事实的优良学风东西合璧，构成日后读书、笔记、写作的朴学风格、严谨态度和通儒基质。就这种时代氛围和良好条件而论，在知识成长上，后来三代人皆无钱氏这代人幸运。严寒冰冻、万物肃杀的荒原秃岭，除了野草荒蒿，极难长出饱满稻穀.
四
治学殊非易事，需要天份良质，需要性格力量、人格正气，需要思想睿智、非凡意志。换言之，治学需要良知、智慧，亦需勤奋、耐久，需要高度智力，亦需非凡体力。治学的道路，是精神向广、向深、向高、向远的无限挺进，是体力向青春、强健、持久的蓬勃发展，是追求精神境界的超越性、思想眼光的卓越性、艺术感悟的非凡性，是对人类各种极限——精神、体力、思想、社会——的挑战。
做学者，意味着一生投身茫无涯际的书籍和思想的大海。做优秀学者，沉浮于知识的汪洋，需要精神北斗做心灵灯塔，需要古今中外博极群书，思想雄放而眼光精敏，思维穿越千古迷雾，扫荡一切谬论邪说，打通一切壁垒禁区，求深求真、超然名利，长年累月孜孜不倦，手不停披百家之文，笔不停书独家之见。
作为卓越学者，钱钟书最大优点是外文娴熟、读书勤奋、笔记不倦、不求功利、不鹜虚名。他于书无所不窥，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佛道经典、正史野语、笔记杂谈，皆在涉猎中。他读书系统，中国自先秦汉魏六朝唐宋直至清代，西方自古代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现代着述，以中国文化为经，时时穿插援引西人言论为证，打通文化畛域、学科分野、古今界限，开拓东西文化整体观照之先河。
三十多年前《管锥编》问世，那时中年学者和我这代青年学者有避实就虚、高言阔论习气，这两代人读书寡少、肚中无学，不通古今、不懂外文，以若干“理论”教条取代潜心读书，摇笔崇论宏议、撰写大块论文，拿足一副哲学家、理论家、评论家姿态。整个学界浮论飞扬，缺乏踏实读书、追求真知的学者态度。三十年、一代人、一批腾云驾雾写手一闪而逝、永远消停，飞扬浮论皆成过眼云烟。钱钟书一管一锥虽小，却有根有据，不作空论浮说，其书作为笔记谈薮、杂俎百家，仍可一阅而解颐。
那个年月，理论宗奉一家，教条成为棍棒，论文空疏无学，观点强词夺理，无才无学无品，徒有浮躁喧嚣。我一概不读这类东西，只读西方文史哲学、晚清以上文学史学。
此时出现《管锥编》，不取论文形式，不摆花架子，没有这“论”那“论”，独取笔记文体，直切话题、条条有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毫无陈套虚语，其文体文风显系对两代学界恶习沉痾的反拨。这种勤奋治学、言而有据、不虚不飘态度，这种脱略俗套、长短自如的文体文风，是学者钱钟书的优良素质，时人无出其右。他通晓古典，知其肌理，如庖丁解牛，而非新潮虚飘之辈孤陋逞能、自作聪明、任意谬解，以理论教条随意切割古人之意。《管锥编》打通东西文化、纵横千年文史、求证人类共性，显示中国学者深厚功力、广博见识。此着是对七十年来中国学界浮薄心性、恶劣风气的响亮掌嘴，是对三代学人不下帷读书、无真才实学却沽名钓誉的有力闪击。
五
作为学者，钱钟书有颇佳的智慧素质和知识准备。他有很高悟性，勤奋读书，博学强记，性情机智而富诙谐感，中国古文之外，兼通多种西方语文；以治学为至高目标，一生奋发追求学问，大力拓展才能视野，古今中外，勤奋阅读，不倦摘录，写出大量笔记。
钱钟书身上表现出来的学问的神圣性、学者的专业性、知识的尊严性，与中国当代学界心性弊端、知识贫弱构成强烈对照。时辈以学问为敲门砖，以学界为终南捷径，钻营个人名利地位，知识在这种媚俗、依附之辈心中没有尊严地位、独立价值，不过工具而已。此辈无学、招摇、牟利、剽窃，并不奇怪，为其劣迹辩护者亦不奇怪，那是一个利益集团。此辈自知无资质治学，因此需要像盗贼那样剽窃、菟丝子那样依附、戏子那样粉饰。
数十年来，人文学界，社科领域，高才绝少，多为中质、低质、芸芸滥竽，更莫提那些满嘴喷粪、动辄詈骂的棍子痞子。权力独霸，思想专制，扑杀才智、培育低能、赞扬愚昧、混充人才，中庸之人钻营门路、低质之辈不学有术，加剧学界劣质性、肮葬性，最是戕害人类智慧、人间道义、人格正气、民族生命。
那些谋生学界者，囿于读书、学识、能力局限，不懂古文、不懂古典、不通外文、不知西方文化，遂栖身现代当代文化圈，成其避难薮。文化的发展是一条切不断的流，不懂古典、不懂西方文化、不懂哲学、史学，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当代文化。以贫瘠资质、薄弱能力从事现代当代文化研究，这种知识瘸腿现象，通过讲着述、讲课、指导研究生诸方式繁衍，会在中国学界和高校持续相当长时期。
中国学界这种知识贫困和学者弱质问题，是“文革”及其前后数十年来野蛮对文明的剿杀造成的精神毁灭、知识毁灭、人才断裂，是黑暗势力对两代人心智、青春横加虐杀的文化恶果，是散播仇恨、鼓动迫害、反对文雅智慧、反对读书求知等等诸多恶政邪行对中国民族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这片土地，有着古典的丰饶，现代的败落，当代的贫弱。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部精神痛史。
钱钟书及其《管锥编》显示的潜心读书、勤奋求知、严谨态度，是对七十年来中国学界弊端的疗救，是对那些理论虚浮、文字无学、动辄建立体系者及其玩耍外来理论术语和“主义”的学界懒汉恶习的针砭。末流学者靠耍弄术语新词这种徒有其表的虚飘小把戏撑门面，一流学者则勤奋读书、深入研究，以思想的穿透力扫荡一切虚假门面，向问题的实质开刀、向学术的真知挺进。
人文学界，如同社会，中智为多，精博极少，大智尤少。就当代文学界而论，韦勒克（RenéWellek）这样缜密周详、精博透彻、洞察深刻的学者绝少。
钱钟书是百年中国学界学力富赡、知识深厚、眼力精敏、性情诙谐、极其难得的才智之士。中国乾嘉学术优良学风得以传承，当代钱钟书一人而已。
六
学问（Learning）是知识的积累、学术的基础，它的冰冷生命需要学术来激活；学术（Scholarship）是学问的昇华，是对现象、问题、知识的研究。学问主要靠阅读力、记忆力、联想力，学术则靠智慧力、思辨力和创造力。
学术是人类的一种高级智力活动，在这个充满思辨性和判断力的复杂思考中，思想和道义起着核心作用，由此构成学术的人文性。有学问而无思想，是书橱，是陋儒。思想和道义，最见学者的人格力和英雄气。
管锥编学问多，学术少，满篇摘录多，理论思维少，是只言片语、零章碎简的材料彙编，不是系统完整、体大思精的学术研究。这种资料收集工作，只要有零碎时间，开卷阅读即可随手摘录；学术研究则是创造性思维，需要长期、深刻、系统地思考，而非随时坐下来就能产生。
管锥编缺乏思想建树。它洋洋百万言，厚厚四大册，涉及古今中外数千年文史人事，却无一处对人间道义和人类是非做出明确判断。书中罗列的中外语句、轶事，不过是一堆缺乏思想力、缺乏生命力的死知识、死学问。其字里行间有机智、有诙谐，时而让人解颐，然终乏精神性格之大气质、大境界，没有思想和心灵的震撼力。试与王夫之《读通鉴论》、赵翼《廿二史札记》并读可知。读书需要机智调味篇什以开胃，然尤需摆脱心灵迷途、令人精神高朗、大气磅礴之着。
管锥编采取灵便的笔记方式，却鲜能在笔下显示思想的深度、学术的力量、批判的锋芒。他对笔下所涉人物事物，不敢褒贬，而取处处藏锋的世故态度，显示心灵的怯懦、性格的阴柔、笔力的柔弱。帕斯卡（B. Pascal）也面临着思想的威压和异端的指控，他的《思想录》也是一种长短不一的笔记杂谈，但是思想的闪光、批判的锋芒、智慧的力量时时闪射于字里行间。
黑暗势力无法使一位心性正直的学者笔下不发出思想的光芒。笔下发不出光芒，是因为心灵没有光芒。知识者而无思想光芒、道义立场、文字锋芒，实不如那些敢于骂街抗争的引车卖浆者流。
七
管锥编治学，尤重词语、典故、轶事，一切有趣好玩的东西，随手摘录，爬梳一过，备日后与他书比附对照以相映成趣。此书就是这样一部涉及古今中外的词语典故彙编。脚注学问、典故来源、词语传承、来龙去脉，辅以西方同类说法，这是书橱陈列式死知识，属于学问范畴，在此材料基础上做整体思维和文化研究，方构成学术。作者勤奋过人、精细过人，惜欠缺巨眼通识、恢宏大气。这是一位博学多知的学问家、典故家、注释家，而非思想家、史学家、评论家。学问需要精微，亦需由平面走向立体；知识需要细密，尤需思想来激活。
学者治学，需下刻苦读书功夫，细察精辨、以小见大；学者立论，须戒迂阔空疏、凌虚而行。但若精细而落入琐屑，捕捉一颦一笑之小巧而不见大境界，注重小词、趣事、笑料而非思想的光芒、历史的契机、闪光的细节（Luminous Details），不关注制度性、规律性问题，不探究现象之原因、事物之内质，则是另一弊。
管锥编中的态度，有浓厚戏谑性、玩笑性，源于作者性喜挖苦、取笑，这种性格取向对其知识态度有浓重影响，在此书中亦时见投影。
管锥编中的学问，格局小而狭，功夫深而细，缺乏宏大境界和理论思维，局限于一词一语互证，不涉道义是非、治乱之理。读者会感其精细、叹其勤奋、赞其功力，不免惜其志小、终非大器。
管锥编是功夫，是好玩，是拼凑，不是醒世、启智、深邃，是材料的蒐集、罗列，不是系统研究、文化思考。这是比较容易的初级工作，读书摘句、分别集纳而已，虽然满眼缤纷、东西杂陈，实属餖飣獭祭、雕虫小技，而非见微知着、灵光照人之大智慧。
若把学者比作开店铺的商家，可以说钱家铺子花色繁多、别具一格，有中国古董，有西洋货色，补丁、钮扣、针头线脑，一大袋（rag-bag），极少有成衣。管锥编作者视野广阔，眼光精细，学问广博却不深刻，知识零碎而缺乏体系，心性顽皮而缺乏理趣。一条条笔记轶事，像一杯杯早餐的咖啡，正餐前的开胃头盘。读者需要咖啡、开胃品，更需要厚实、高级的东西以满足精神的渴望、心灵的需要、智慧的成长。
八
顾炎武《日知录》亦是集三十年之功、“稽古有得、随时札记”而成的一部内容丰富、纵贯古今的笔记作品。笔记所录，事关国政利弊、盛衰治乱、经义文明、典章制度、财赋吏治、天文史地以及军事、艺文、世风、外国事物、各类考辨，皆系读书心得，笔墨冷峻，时加评点。其所引录，涉及暴政与苦难、野蛮与文明问题。卷十五谈石勒诸人掘墓焚尸、父母之墓亦不能免，顾炎武评论道：“惨虐之门既开，因以施之极恶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这是文明立场。卷三十谈“始皇备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此条列举各代例子，虽无论说而意思豁然。
道义精神和文明观念使这部史料丰富的学术笔记闪射思想光彩。书中贯穿这种治学观点和写作原则：“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他的名言？？——诸如“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显示这位明末清初大学者的精神境界，其笔记作品《日知录》秉承的正是这种道义精神和文明责任。
王夫之《读通鉴论》系晚年阅读这部通史而作的史论式笔记。历代人物、各类事件、典章制度、治乱兴亡，数千年历史云烟过眼，作者一一指点，笔下才气纵横，文字洋洋洒洒，评论精到、创见迭出，显示深刻的历史思维和犀利的思想见识。他认为，生、死，治、乱，存、亡，各有其理，“违生之理，浅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他提出“理势合一”“理因乎势”这样的历史思想，将事理和潮流结合起来观察历史之流变和发展。他的历史思考和评论具有历史哲学性质。
这部历史论札，以史评提挈史料，充盈着思想的快慰。卷一批驳中国历代专制政权厉行严刑峻法以保持政权这种蠢举，锐眼指出法密吏重、贿赂请托、“上下相倚以匿奸”构成的权力腐败是专制政权的最大祸害：“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者，不知凡几也。”“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吏。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闰位之主，窃非分而寐寝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为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万邦，德足以威而无疚鬼者，勿效尔为也。宽斯严，简斯定。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何也？法定于一王，而狱吏无能移也。”他深刻指出权力非法、心理恐惧、法密刑重、权力腐败构成的恶性因果链必定走向自我毁灭，他告诫时辈后人勿行严刑密法、“勿效尔为”，“德足以威”、宽简才能安定、权位合法性才能无问心之鬼。这是大学者思想眼光。
赵翼《廿二史札记》是读历代正史而作的系统、精短的论札，探究中国历代兴衰治乱，是历史研究、深刻思考的结晶，高度浓缩的独到见解，而非旨在令人莞尔、玩弄俏皮的一堆拉杂文字。诸如“（西汉大臣）上书无忌讳”“王莽引经义以文其奸”“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东汉尚名节”“宦官之害民”“宦官亦有贤者”，“（南朝）陈武帝多用敌将”“北齐百官无妾”“（唐）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宋恩荫之滥”“宋冗官冗费”“元季风雅相尚”“明初文字之祸”“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明乡官虐民之害”等等。各代之弊，一语切中肯綮，思想敏锐深刻，论断精准客观。
以上三位身处有清之世、思想禁忌孔多、敢于驰骋笔墨、着书立说的大学者，其各自人格、思想、胆略，在对专制历史和野蛮文化的犀利批判中表现得光彩照人。
相形之下，钱钟书及其管锥编的精神体格之弱质、思想道义之贫乏十分明显，尽管这部书多了些西方文字材料，仍无法掩饰其精神体格之卑弱、思想道义之贫弱。一部著作，缺乏这种灵魂性，骨骼性，是莫大缺失，除非把它视为一本随便翻翻的资料书。
这种精神体格弱质、思想道义贫乏、既无理论思维又无文化骨气的学者，系何“文化泰斗”？
九
管锥编所涉词语轶事，人情物理，中外科诨，雅俗杂陈，上至文人墨客用典，帝王将相轶事，下至市井俗人笑话，小说人物谑浪俏皮，时有深透之眼、机敏之智，充满观赏性娱乐性，不啻一部《笑林广记》、轶事大全，与其小说《围城》一脉系之。
其材料来源取自诸子百家、佛道经典、笔记小说、朝野杂记、西方文籍，实乃一部涉笔成趣的杂俎丛谈之汇集。这种读书角度和学问方式，显示作者心性之多智、精细、戏谑、促狭、顽皮，从中自感无限趣味。作者汇集中外各种趣事谑语时，想必心中嘿嘿，自我非常受用。他人一笑了之，恰是他用心处，细细抄下，成一部人类心性相通、世间人情百态构成的人间喜剧笔记大全。
管锥编式抄编方式，优点是翔实广博，缺点是细碎琐屑，缺乏思想贯通和问题探究。所录皆系只言片语、琐屑轶事，把同类话语凑成一个大拼盘，供人茶馀酒后玩赏。学问成了寻章摘句、雕虫小技。所引故实不涉重大事件，不涉制度思考，欠缺历史反省、文化批判。这种史料选择和知识态度，显示思想弱质和眼界局限，与清代大学者那种崇高的学术精神、雄健的人格态度、犀利的思想批判力和强烈的道义责任感构成鲜明对照。
十
钱钟书先生所引之诸子百家、正史野史、历代笔记、总集别集，笔者大抵皆有，亦大抵读过，唯欠缺钱先生那种志趣、精细。早年读书所见奇闻趣事妙语极多，时有可联翩类比互证者。唯志趣不在搜寻这类趣事奇闻、俗世话语以证人情世故、男女情欲，实以为人性如此，无足为奇，中外人伦，大同小异，此类琐屑，无关大体，一笑而已，遂轻轻翻过去。
我读文史典籍、笔记野史、诗文戏剧，探寻的是民族历史的文化基因、心灵胚胎、思维弊端、历史流变、各代制度、权奸祸害、人心弊病、社会问题、人类弊病，何以中国千百年迟滞如此，成为今日这副样子？先秦智慧、祖宗英灵、汉魏胆气、唐宋风度，何以杂交出今日这等玩弄权谋、践踏文明、祸害民族、人神共愤的奸人宵小、劣质贱胎？是否与君臣之邪恶奸佞、刀斧鼎镬、箝口襟声、指鹿为马、大言欺世，犬儒之细巧媚俗、劣质俏皮、无志士仁人大智、大勇、高远之眼，上上下下各类两脚兽、伪君子、鹰犬走卒浑浑噩噩、奔走效劳，有若干关联？崇尚仁爱、标举人格、高风亮节的孔孟儒家文化最初本是人类优质思想文化，何以定为一尊、两千年传承而政治常常江河日下、社会黑暗破烂、权力腐败不堪？是权力集团羊头狗肉之虚伪，还是儒家文化经历宋明理学这种历史变化而增生负面因素，或是根本不应宗奉某种学说为一尊，那极易产生思想的排他性、从而干扰心灵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和文化的丰富性？
我读古人文字，思考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寻找的是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世界、潜藏着历史契机的心灵密码、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心性动机，历代社会重大问题所在、民族心灵的悲哀绝望和冲天愤慨、各代文化人的心灵性格、精神风貌。我以为这些东西远比那堆小笑话、小俏皮、小幽默有价值。那些历史重大因素、心灵重大决策、社会重大悲剧，会使那堆玩笑俏皮变成哭泣，科诨幽默化为愤慨，从开心寻乐处流出一滩历史碧血。
我读中外之书，器重作者心智、个性、特立之行、独到之见，追寻前人灵魂风骨、大智之言、非凡之行。我欣赏精神之高格、大气之凛然、华章之风采，我感受历史大沉痛、人类大悲哀，我分享历史大欢乐、人类大欣悦，为此而慨然掩卷，念天地之悠悠，感生命之美好，叹人类之愚昧，悲人间之苦难。
我读书之所乐，在破解历史密码、戳穿人间虚伪、独获历史真知、洞见社会真相、透视人类灵魂。
十一
人有种种生计活法、价值观念、情趣追求，各自忙碌。学者有种种身胚尺寸、眼界范围、能力限制，大有不同。学问有种种做法，无须一律。有的学者取学术第一义，求思想最高境界；有的学者取学问基本义，编纂翔实史料，间或点评一二，乐在其中。
管锥编属于后一种。它是学问，不是学术。它是功力，不是大气。它是智力，不是思想。它是小幽默，不是大境界。中智之人，肯用功、勤笔记、好记性，这种成果不难达到。但是，学术的思想境界，则非单靠用功、笔记、记性所能达到，那需要更高的人格气质、智慧品格、心灵素质。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亚里士多德、司马迁、普鲁塔克（Plutarch）、孟德斯鸠、伏尔泰、王夫之、米开朗基罗、李白、莎士比亚、贝多芬、八大山人。他们或在思想创立上独树一帜，或在历史研究上独闢蹊径，或在文化领域和制度研究上高屋建瓴，或在艺术创造上豪气纵横、飘然不群。他们皆有不同寻常的精神境界、心灵深度、气质才华。
管锥编有许多小乐趣、小俏皮，没有大悲欢、大境界。如此纵横古今、出入中外、谈论数千年人类文化之巨量笔记，所思所见大抵在人间、文化之边角旭旯，所寻所录大抵琐屑零碎、针头线脑，虽长于细察，却短于深广，虽精于一管一锥，却欠缺宏大社会文化眼光，不能表现现代当代学者在思想、文化、知识品格诸方面应当具有的高度和深度。
搜罗趣事、俏皮好玩，这种态度走向轻佻浮薄。管锥编援引明人嘲弄佛教六字真言“俺嘛呢叭咪吽”，“谓乃‘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他抄来此语，似颇自得，却不识这六个汉字系梵文音译，与“俺把你哄”全无关涉，亦未对六个字音真意做解说，显然不解其意。季羡林写文解释此六字，似针对钱氏轻薄取笑态度和无知，季文不乏暗讥。
谈到俗语中的骂人话“鸟”，（《水浒》李逵口头语“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管锥编虽指出此字之意，但未指出其音当读屌，实系替代字。
管锥编志趣在这类零碎细物，对那些重要历史事件、典章制度、政治问题、文化事件则置若罔闻，绝少涉笔。例如钱钟书家乡无锡，正是晚明一系列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发生地，这些事件及其惨烈结果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并导致明代命数之终结：东林书院之出现、东林党人之掘起、东林清流议政论政、与朝廷阉党激烈抗争而惨遭铁血迫害、朱明王朝迅速走向崩溃而倾覆。他幼年所读，即东林小学。如此重大文化、政治、历史事件，在明代正史野史笔记方志有大量记载，而似乎无所不包的管锥编却毫无涉笔。志趣不在此也。因此，这类史料过目而视若无睹，完全被心灵眼界屏蔽。
钱钟书对清代各种笔记杂谈几无所不读。管锥编涉笔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资料，而对梁章钜、朱智撰《枢垣记略》这本关于清代雍正年间建立的权力中枢机构“军机处”的最重要史料书却一无涉笔。这一权力机构的设立，关涉清代政治生态，亦关涉清代社会文化。显然，钱钟书对此毫无兴趣。他对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这本记载清末民国京城朝野旧闻之书似亦无涉笔。
十二
管锥编所谈之事，琐屑到古人有“脚疼影响持笔”之说，援引西方同样说法证之；引录前人以“山气夕更佳”之类诗句刻薄取笑对手之生理病患（山气隐指对方有疝气）；乃至谈论“放屁”（放气），由《西游记》中“放屁添风”一语谈起，援引中外材料。这类文字趣味，被人捧为“幽默”，实系市井村俗玩笑，显示其心性促狭一面。
这类话题文字，实属琐屑无聊，管锥编涉笔此类、津津乐道。这是学问，还是学术？这是小智，还是大智？这是什么志趣，哪类眼光？这里有何思想、见识，有何脾益于心灵、文化？管锥编学问渊博、眼光精细，远远超越两代学界寡学无能之辈，但捧作者为“文化泰斗”“文化崑崙”，则显示论者又一大弊。
动辄道貌岸然，满口主义，固然可鄙；性喜伧俗，口出恶语，津津于低俗玩笑，同样可鄙。有学问固然好，但需用于正途。中国当代文化，需要的不是伧俗、玩笑，而是清纯、崇高。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鄙俗，这块黄土地滋生过多的俗言语、俗笑话、品质低劣的影视小品，养育那些动辄以取笑他人为乐、以淋漓詈骂他人为快的轻薄之辈，低俗、取笑、讥嘲、詈骂成为那些“名人”的看家本事。这些人、这种文化却有很大市场、受到热捧。中国走向精神文明的道路还相当远。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就是扫荡恶习、恶俗、恶劣，树立道义正气、人格风骨、公民品德。
文化是要人们心灵解放、精神自由、走向崇高，而不是琐屑、卑微、俏皮。平凡人关心的是一花一草之修饰，大诗人大学者关注的是人类的道义、精神的博大、思想的崇高。这就是但丁、孟德斯鸠与他人的区别。精神视野不同，文化价值亦不同。
读三百年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赵翼诸人论札文字（包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时时有如醍醐灌顶，令人心智大放光明，顿生心灵大欢欣。
读管锥编，没有这种心灵正大光明、精神开朗寥廓之感，而是被一堆琐屑之事、零碎材料缠堵在心头，没有理趣来化解，没有思想来提挈。
学者、思想者的研究有异于此。那是带有血质和沉痛的精神历程，不是小把戏小幽默构成的插科打诨、调笑戏谑。文字游戏能令人莞尔，却不能让人崇高。
十三
管锥编的学问，一个很大特点是，话题不涉是非、道义问题，不做是非评论，不做价值判断。所选材料不厌琐碎、看似无所不收，实有内心尺度，它回避某些重要领域、某些重大问题、某些重要人物事件。自我保护也罢，趣味不高也罢，总之胆识文骨未免卑弱。
管锥编的学问，回避异，只谈同，专注于人类不同文化对同一现象、同一话题的相同或近似表述。不做同中之异研究，亦不作文化差异深究。文化研究、学术研究，不是学问的獭祭餖飣，不仅仅是对同的观察，更重要的是对异质的研究、对弊端的揭示。没有思想锋芒、文化批判、价值判断，也就无缘于思想光芒、道义价值、人格风骨。
中外之同，亦需辨析。人情物性，爱欲物欲，大抵相同，但文化不同、心态不同、社会氛围不同，其间差异大矣，这才是最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和深刻话题。薄迦丘《十日谈》（The Decameron）中修道院包括院长共九位欲火中烧的修女如痴如狂地折磨一位痴男Masetto、不肯放他出去、生出一群小修士小修女、痴女痴男皆大欢喜（第三天第一故事），与《醒世恒言》卷三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百馀和尚骗奸来寺祈求得子的妇女，卷十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两位妙龄女尼空照静真扣留风流监生赫大卿于尼姑庵、与之日夜纵欲交欢、又招两女童共享此男、直至将之折磨至死，皆写人欲以及禁欲造成人的虚伪和欲望的疯狂。然而，两种文化对情欲的态度、对涉性和交欢的西方修女、中国僧尼的处理截然不同。一为理解、隐匿、宽恕，一为严惩、示众、砍头。
两大不同文化里的貌似之“同”，实含异质。所谓同，在各自文化背景中意义会截然不同。所谓不同，往往内里相同。同是宫廷画家，西班牙菲利普四世宫廷画家委拉斯盖兹（Velázquez），与中国康熙皇帝的宫廷画家郎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有很大不同，其政治环境、文化氛围、人身自由、绘画尺度、艺术要求皆不同。委拉斯盖兹为国王一家画像，把自己也画入作品，这在康熙皇朝宫廷画家则是大不敬。
十四
管锥编采用文言文表述，这是作者在书中选择的人格角色（Persona）和自我定位。这种古文体，是一种人格面具，自饰为古人、拿出一副古腔，出入于古今中外文化。与其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不如说这是一种自我藏羞。
现代文需要现代笔调、现代思想、现代精神风貌，而文言文可以回避思想-精神-文化上的现代性，使作者在角色、腔调上混同古人、跻身其间戏谑调笑。这种古典人格角色和方巾秀士古袍包装，使管锥编的文字和思想丧失现代感，容易失去现代文化人的明确身份和角色。读者须小心分辨，不然会把作者话语混同引录的古人角色。这种古腔古调装扮久了，自己会真的以假乱真、心灵上同化于古人思维方式。
这种人格面具之选择，多了冬烘、做作、陈腐气，少了清新、明快、现代感。这种人格角色之选择，近了古人，近了古典，远了现代，远了今日今世，躲避了连同现代汉语俱来的现代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
作者有多种人格角色可以选择。西方文化角色，中国现代文化角色，皆可备一选，亦各有长处，皆胜于文言古典角色，因为文言古典角色的文化局限性是最大的，容纳的思想空间是最窄的。
古文虽然简洁，往往缺乏精确，现代语亦可简洁，表述更为准确。如果说古文可以躲避当代人的思想迫害，那么孔子孟子就应当免遭现代蠢货们大批判大讨伐的命运。显然，披上一套古人大褂、拿出一副古文古腔写作，不能躲避时政迫害。躲避时政迫害，不在古典文体，而在心灵自宫、思想自残，即自我彻底消灭思想、没有思想，回避人间是非、人类道义。
学者用现代汉语写作而无现代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就像一个白痴蠢汉会讲大白话而没有常人的基本知识，那不仅自身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反讽性，而且会使自己产生强烈的自我羞辱感。钱钟书是聪明人，不会感受不到这种文化的悖谬性和文明的反讽性。
管锥编中人格角色、人格面具的选择，是作者为自己制定的一件交出自由、自残自宫的紧身衣、酷刑柱。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思想眼光的提高，人们会愈来愈强烈地意识到管锥编及其作者在心灵、思维、文化、性格、学问诸方面的巨大局限性。
十五
管锥编用中国文言文写作，对西方作家作品的翻译，亦用文言文。无论古罗马演说家、思想家、作家言论文字，还是意大利但丁、薄迦丘、英法德诸国作家作品，皆译为文言文，如此一来，文化是打通了，西方古今文人一口中国古人腔调，似乎皆手握斑管，成了孔孟老庄、韩柳欧苏口吻，给人以西人用汉语古词、穿长袍马褂之感。
但丁、薄迦丘的作品用现代意大利语写作，他们喜爱语言的现代性、通俗性、口语性，西方现代作家作品更如此。把他们的文字话语译为文言文，顿生一种滑稽感乃至酸腐气。这种译文，消泯了异域文化本身的活泼性和现代感，成了中国古文的附庸、中国古人的老调陈腔。
晚清西方文化东渐，先行者们眼界大开，纷纷译介西方名著以飧中国读者。他们最初皆以文言古体翻译西方作品，以适应中国读者口味。例如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皆以文言体翻译拜伦《唐璜》中的名诗《哀希腊》，苏氏译为五言古诗，马氏译为七言古诗，胡适译为离骚体。这种译文皆把漂亮的天足塞进坚硬的中国小鞋而成三寸金莲，于是，在这种文化移植过程中，崇尚自由、脱略世俗、挑战成见的浪漫派大诗人拜伦成了循规蹈矩、低吟着平平仄仄的村夫子、老秀才。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以文言译西诗，有一佳例，即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短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小诗是个仅见的例子。
钱钟书管锥编以文言译述引录的西文语句，遂使异域文化的新鲜变为陈腐，活泼语言变成板滞，成为一堆陈年穀子烂芝麻，反增文化隔膜。这是这部要打通文化壁垒之书的一个很大问题，丧失文化的清新感，抹去文化差异、时代差异，成了古今中外同腔同调。这是一个失策。
十六
学者治学，当雍容、正大，力戒刁钻、油滑；当精辨细微，而不失宏大眼界。
大学者治学，立身于人格风骨，植根于人类道义，立言于博大思想，立说于精深学术。
有道义人格，学者方有尊严；有思想照耀，学问才能闪光；有沉雄大气，学术才会挺拔。
大学者之大，大在思想、人格、学识、著作构成的整体精神境界之雄放精博、超凡脱俗。
2016年8月27日于多伦多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