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

1980年蔡楚与文友餐聚时唱歌

1963年,我到成都第一砖厂做临时工,刚进厂第一天就见到有青工在一个大仓库改建的集体宿舍里公开手淫。之后,又听此青工津津乐道地炫耀他如何在晒砖坯的巷道里,用晚上盖砖坯的谷草遮掩,与女工偷情。然后认识了一起做工的陈亚夫,他显得引人注目,一副鹰钩鼻,头上吹着时髦的纳波发型,戴一副金丝眼镜,虽然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却上身穿花格衬衫,下身穿西式条纹长裤,嘴里还常常哼着小调,喜欢卖弄几句毛主席诗词。在一群混混中,他有点与众不同。

当时,我十八岁。陈亚夫说他三十出头,因为在大学读书时同情胡风,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遂流落于社会。他吹嘘他笔名雅芙,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引起我和朋友贺孝慈的好奇。他还把他吹捧毛泽东和当局的工人诗送到砖厂宣传科,在黑板报上登出,在广播中朗诵,被我和贺孝慈等嘲笑。

久而久之,我们逐渐了解他,见面时就先背诵他的诗:“烧窑工/窑门开/窑门打开新世界……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道路宽广情满怀。”他也不生气,还有几分得意。由于夜晚上厕所不方便,窑坡上年纪大的工人喜欢使用夜壶,我借机就给他取了个绰号:雅壶——既与他的名字和笔名谐音,又嘲讽他是雅安夜壶,想浮上水(巴结上司)到北京去接主席尿。绰号一时传遍圈内,引为笑谈,好在当时没人去检举我。

那时,我酷爱唱歌,用一本《戴望舒诗选》与小学同学姜渝彬交换了一本《外国名歌200首》,有空就与几个爱唱歌的同学互相走动,一起学唱。记得那时姜渝彬家住四川音乐学院宿舍,他不但喜欢唱外国名歌,还把著名声乐家刘振汉先生的大儿子三羊(刘毅昭)带到我家几次。我也去过刘振汉先生家向他请教,还应邀参加过文革后期刘振汉先生复出的独唱音乐会。一次,我大妹的同学吴晓亮到我家唱歌,我们一起唱了多首外国名歌,法国名歌《马赛曲》和挪威名歌《索尔维格之歌》尤其令我激动。但每次,我们的歌声都被隔壁老红军刘刚的妻子马娘听见,她几次呵斥我,说我不务正业、整天哼着黄色小调。

雅壶和一位叫黄达文的临时工却能唱一些民国歌曲,特别是周璇主唱的《何日君再來》、《爱神的箭》和《五月的风》等。他俩唱得缠缠绵绵,使我大开眼界,于是常跟着他俩哼唱,感觉雅壶还有几分值得交往。每天收工后,入夜他就到青年女工宿舍的窗口,哼唱求偶歌曲,还给青年女工写情书,几乎每个青年女工都收到过他的情书。我见他见一个就爱一个,却没有青年女工理睬他,又认为他十分平庸,无聊透顶。

黄达文

黄达文1964年于成都

黄达文当时的志向是加入共产党,做一个政治家。当时他写过一首短诗《水》:“水,你自然的液态美/你体积一定而形态万变/你,矛盾的蕾。”表现了他在生存中的态度。但由于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被当局枪毙,所以,尽管他一再“形态万变”保护自己,最后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拜师学中医赖以生存,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当时给黄达文取了个绰号叫黄璇,形容他唱歌模仿周璇。1964年7月,黄达文送我一张照片留念,照片背面题词:“天一:祝一箭穿双雕。”后来,听他表弟陈双楠说,他干脆改名为黄璇。前几天,我打电话问当年成都第一砖厂的同事,他们都还记得黄璇当时唱《爱神的箭》时双手作拉弓射箭状的如痴如醉形象。

1964年下半年,我讨厌第一砖厂的环境和风气,便辞工回家。次年,我到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地处荣县、威远县一带,一干就是五年。直到1970年8月,我被开除出临时工队伍,遣送回成都后,才又见到雅壶。

一天晚上,雅壶突然来访。他要求借宿我家,说是被人保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追查,迫于无奈,只借宿一天。我没有拒绝,开始与他交谈。雅壶说,文革初期,他被清理回内江县农村务农。由于老家早已没有亲人,他没有房子住,公社领导叫他在破庙里栖身。白天下地干活,他不善农活,因此无法安身。无可奈何中,只能逃到成都混口饭吃。

我问他在成都干什么,他说在公园或街头刻钢笔,被他称作“钢笔微刻技艺”。他吹嘘他的人物头像、山水花鸟、动物等都刻得极好。人物头像刻好后,还要配上适当的主席语录或诗词。天气好,每天的收入都有几元钱,好的时候还超过十元。那时我们做临时工,每月收入不过三十多元。我问他这么好的收入,为啥不去租房子住,他答没有户口,也没有证明(介绍信),所以开始在火车客站候车室过夜,后来警司和人保组查得很凶,他又躲到川医的急诊室过夜。这几天成都戒严,他无处躲藏,只好来找我。

他住了几夜,却不提离开。我四处打听,许多朋友都说他曾去借宿过,而且住下就不走。雅壶住了半月后,老毛病又犯了,院子里的女青年和与我来往的女青年,几乎都收到过他的情书。我讨厌他的抖怂劲(猥琐),就让表弟把他接到成都工学院图书馆大楼下面的一间小屋里去居住。

后来我与雅壶深谈了几次,才明白他喜欢卖弄几句毛主席诗词等外表后面,有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灵魂。他说:“即使贵为元帅的彭德怀,也不能说真话,否则就是反党,就会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在我们生活过的悲惨社会里,他是戴着假面具保护自己。他的求偶举动,也是正常人的原始冲动,不应该被革命的豪情吞没。

之后听说他还是逃脱不了被“专政”的命运,被人保组以“投机倒把罪”收容后,送回内江县农村老家“监督劳动”。

一晃就是几年,再见到雅壶时,他已获“平反”,并在成都购房,娶妻生子。雅壶还是喜欢哼唱民国歌曲,但已改唱邓丽君歌曲。我问他是否还在写诗,他说已改写散文和小说。我调侃他是否还想浮上水到北京去接主席尿,雅壶回答得很妙:既然尿不到一壶去,浮上水也没有用;然后又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雅壶和黄达文等(包括我)能生存到今天,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结果,也是人性被党国扭曲的代价,但我至今仍感念他和黄达文,教我唱民国歌曲。

在一个不能说真话的社会里,人们除争先恐后做党的驯服工具外,还必须戴着假面具生活。若像彭德怀元帅一样说真话为民鼓与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只能写“王川、男”三个字。毛时代是一个播种仇恨的病态社会,至今余毒未清,还在内外树敌,自己磨损自己。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2016年5月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12月01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