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去日本关西，中午从关西国际机场乘搭南海电铁，几经转车，上到和歌山县的高野山已经夜深。是夜，投宿高野山的寺观赤松院。高野山是中国唐朝时期的日本佛教高僧空海大师随遣唐使赴中国习佛归来，於公元八一九年兴建金刚寺修行传道之地，是日本密教真言宗总本山，日本的佛教圣地，最盛时有寺院一千二百座，明治维新後衰落，但仍有一百二十座。
次日参观坛上伽蓝丶金刚峰寺後，前往空海大师灵寝奥院，在通往空海大师御庙的两公里参道的两侧，杉木森森，密布墓园和各种慰灵的碑石和灵塔。
高野山奥院是日本最大最有名的墓园，日本许多着名高僧和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如战国时代的将军丰臣秀吉丶织田信长丶近代的中曾根康弘等，都可见到他们的墓地或灵塔。日本人传说，空海大师为弥勒佛转世，因此许多日本人对身後事的最大愿望就是葬在高野山，期望与空海大师一同转世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明治维新前，只有高僧和豪门巨族才可在此建墓设灵塔。但明治维新後对庶民开放，墓冢和灵塔大量涌入，有称可能多达数十上百万。许多日本大公司，如日产汽车丶南海电铁等亦在此设灵塔祭奠因公逝世的员工。由於土地有限供不应求，现想在高野山奥院拥有一平方公尺土地安排後事的价钱竟高达数百万美元。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皮了！
沿着参道走，观看形形色色的墓冢灵塔，一块特别的碑石突然使我眼睛一亮。
这是一块中文碑石，碑身斑驳残旧，显然历经了漫长岁月。最上方刻有一个十字架和九个中文楷书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面刻有中文行书的碑文正文，立碑人为「大秦寺僧景净」，立碑时间「大唐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最底部还有一些拼音文字。
记载西方基督教於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大秦景教碑大名鼎鼎，我早已听闻过。但这块被中国视为国宝的着名碑石怎麽会出现在日本佛教圣地的高野山？是真碑还是假碑？
由於我的好奇，意外地了解到一段跨越一千二百年的东西方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历史，觉得非常有趣，亦令人深思，值得一记。
所谓大秦是古代中国对古罗马帝国区域的称呼。大秦景教碑於一六二三年（中国明朝天启三年）在西安附近出土，当时已有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他们凭此碑认出，大秦景教应是基督教一个古老教派。碑文记载一个叫阿罗本的大秦景教士於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来到长安传教，於贞观十二年在长安义宁坊建大秦寺（基督教堂），并发展了二十一名教士。这说明早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後欧洲传教士来华的近一千年之前，西方的基督教已光临过中华大地。因此大秦景教碑的发现轰动罗马教廷和欧洲史学界。但也有不少人不相信，因为阿罗本在中国长安建基督教教堂之时，基督教的传教士尚未跨过中欧的多瑙河，多瑙河以北的大片欧洲土地尚是基督教罗马帝国视为化外蛮荒的异教徒国土。他们怀疑所谓大秦景教碑根本就是这些欧洲传教士搞鬼伪造。直到後来在中国西安丶福建泉州丶北京房山地区陆续有更多大秦景教历史文物出土，质疑和争论才逐渐平息下来。
回香港後查资料，发现日本高野山的大秦景教碑原来是摹本，原碑现珍藏於西安碑林，是中国严格禁止出境的国宝级文物。但高野山这个复制品也有很高文物价值，立於此地也有一百年历史了。
因欧洲基督教会和学术界很看重大秦景教，曾有西方学者拟重金购买送往大英博物馆珍藏，但为清廷政府所拒。其後此碑复制了多份运往欧洲，其一现藏於梵蒂冈博物馆。
高野山这面仿制的大秦景教碑是一位英国女学者戈登夫人（Elizerbeth Anna Gordon）於1911年赠予高野山。这位基督教女学者一八九一年访日，上了高野山，为高野山的东方宗教神秘气氛所倾倒，并认为空海大师的佛教真言宗与基督教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比如她认为佛教的弥勒佛就相当於基督教的弥赛亚（救世主），因此主张佛耶结合，即“佛耶一元”。大秦景教碑文用中国人熟悉的佛教教义和文字阐述基督教教义，高登夫人认为具有某种象徵意义，遂赠予高野山，以体现不同宗教间的沟通和包容。
戈登夫人是位奇女子，她1891年与丈夫环游世界，到过日本後，从此爱上日本。两年全球漫游後回到伦敦发表了她的旅游见闻录，其中好几章都是谈日本给她很深的印象，而且她一回到英国即与丈夫加入了英国刚成立不久的日本研究学术机构“日本学会”。她16年再访日本，此後经常往返日本与英国，从事日本与英国文化宗教交流事业，於1925年在京都辞世。她生前捐赠了10万册英文书籍给日本，现藏於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和东京日比谷图书馆。
戈登夫人1925年逝世後，遗体按其遗嘱葬於高野山大秦景教碑旁，可惜我当时只顾看这块中外驰名的碑石，并未留意到这位外国女子在旁边的灵碑。
立於高野山奥院参道上的大秦景教碑令人感慨万千：人类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并非一直是文明的孤岛，都有过与异文化接触交汇而得以丰富自身的机遇。古代文明间的接触可能比後人所知的更频繁，可惜许多已湮灭於历史尘埃之中。作为一个常为东西方文化之争所困扰的现代中国人，亦不免对一千多年前盛唐时代那种敝开国门广纳四方客人──无论东洋或西洋来客──的恢宏大度气势所折服。
但到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大举镇压佛教，被当时中国人视为夷教的大秦景教也被波及，长安的大秦寺被毁，大秦景教碑被埋，大秦景教逐渐衰落绝迹，直到千年後此碑才重见天日。可见文明交流的中断，并非是受阻於高山丶大海丶沙漠等所谓的天堑险途，而往往是统治者为巩固其权力打压异己的暴力行为。在此行中，我发现日本民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到京都後，见到旅日的华人女作家刘燕子。她送了我一本她写的中日韩文化评论集《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後世》，很巧的是，书中谈到了西方基督教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对外交流曾中断二百馀年的缘故。
据刘燕子在书中说，大秦景教曾由日本赴唐留学僧带回日本，在日本的文化中留下若干蛛丝马迹，而基督教真正进入日本是在十六世纪，几乎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澳门同时。
日本是海国岛民，对外来先进文化抱有强烈好奇心及求知欲，对基督教并不抗拒，因而使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相当顺利和成功，不到一百年，教徒已达到三十七万人，占当时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二，其中还包括不少地方诸候，九州一位诸候大村纯忠甚至将他的领地长崎港捐给了传教的耶稣会，遂使长崎获得「东方小罗马」的称号。
但好景不长，在军阀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德川幕府政权後，为巩固权力，对内施行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杜绝了社会的上下流通；对外则闭关锁国，并颁布禁教令，以极残忍的手段赶尽杀绝天主教，其间曾血腥镇压了一场天主教徒的大起义，屠杀了三万七千教徒。据估计，在长达二百五十年持续不断的高压迫害下，日本有二十万天主教徒殉教，天主教完全在日本绝迹。
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可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严重停滞的时代。在明治维新到来的前夕，日本被美国军舰黑船敲开国门，西方传教士又回到日本。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已宣告死去的宗教复活了。
一八六五年，在日本禁教後重新建立的第一所长崎大浦天主堂（现教堂为日本唯一的西式国宝级建筑），来了一群衣衫破烂的农民，为首的乡下接生婆告诉法国神父，他们是隐藏的天主教徒。也以为天主教在日本早已绝迹的神父又惊又喜，随後经过秘密探访，发现仅仅浦上周围，隐藏的天主教徒就有近五万人，基督世界为之震惊。全日本的百万天主教徒等了整整七代人，二百五十年，终於等来了他们的「罗马神父」。这位乡下接生婆杉本百合亦成为日本基督教史中「打开历史大门」的传奇人物。
二十五年後，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亲临大浦天主堂参加日本教徒发现庆典纪念，这位名留青史的日本婆婆和她的孙子也恭逢盛会。
同样巧合的是，这次同游日本的一位美国朋友恰逢是天主教徒，并特地在星期日到京都河原町天主教堂参加了一场专为旅日外国人安排的英文弥撒。後查资料，发现河原町天主堂原来就在西方传教士於一五七六年在日本建的第一个天主教堂──「京都南蛮寺」的旧址上。南蛮寺是当时日本人对基督教堂的称呼，因为日本人将来到东洋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称为「南蛮」。京都南蛮寺在禁教时代被摧毁。
东西方文明在重重艰难中交汇接触而又中断的那一页悲壮的历史早已翻过。日本佛教圣地高野山今天是最多欧美人士投宿寺庙修行体验东方文化的圣地，我投宿的赤松院，除我一人外，全是西方人。清晨，按高野山投宿规定，大家跪在佛堂听诵佛经丶捻香礼佛，然後再吃早餐。肃穆地跪在佛堂体验东方佛教文化中的欧美游客，有的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可能他们绝未想到，在日本禁教时代，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佛教寺院也曾助纣为虐，参与过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但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
（原载《开放》2011年3月号）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