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流亡诗人叶拉金用一首短诗揭示了他为何流亡：“你们不要在我的头顶落泪。/我活过。我见过大地。然后离开。/爲使自己与灰烬有所区别，/就需要在某个时候成为灰烬。”这首诗也可以用来解释廖亦武为何离开中国，因为那是一片流人血的、被诅咒的土地，不会有任何种子开花结果，有毒的空气、水和思想四处蔓延，说真话是通往监狱的捷径。在六四屠杀之后，廖亦武因为当众朗诵长诗《大屠杀》，已经坐过一次暗无天日的黑牢，他深知监狱会对健康的人性造成何种严重的摧残，他不愿再次入狱。
监狱的阴影却再度笼罩在廖亦武的头上，他不得不选择一条鸡飞狗跳的逃亡之路。其实，这麽多年来，他在自己的祖国一直是流亡者，是如同荷马那样行吟于帝国边陲的浪子，“这个世界是个大客栈，我们每个人都是旅客，你在家裡坐着，其实也是在路上走”。这一次，他走得最远，从云南边境跑到越南，从越南飞往波兰，然后安全抵达终点站柏林——那座曾经修建过高高的围墙，而人们又推倒围墙的城市。那座诞生过敢于对抗希特勒的潘霍华和施道芬贝格的城市，如鲁迅所说“非藏污纳垢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敞开怀抱拥抱远道而来的廖亦武，廖亦武也心怀感激地宣称，“我是柏林人”。
流亡不是耻辱，乃是重生的开端。刘晓波选择留下和廖亦武选择离开，如同清末谭嗣同的留下和梁啓超的离开，“去留肝胆两崑崙”。流亡者身上有沉甸甸的使命，廖亦武说：“作家，特别是见证这个时代的作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有时候甚至比生命都重要。……我不愿进牢房，我必须要走出中国这个无形的大监狱，才能随心所欲地写作和发表，我有这个责任，让全世界瞭解一个真实的、被经济腾飞的假相所掩盖的中国，一个民怨沸腾却麻木不仁的中国，一个不断扩散的垃圾场——它的垃圾价值观最终将污染整个人类。”对抗中国铺天盖地的“大外宣战略”，乃是每一个流亡者必须参与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抵达德国之后，短短几年内，廖亦武在德国成为最受欢迎的当代中文作家，获奖无数，读者无数。祖国的弃儿，成为别国的宝贝，就像诗人布罗茨基被苏联官方判处“寄生虫罪”、却在美国成为备受景仰的桂冠诗人。在廖亦武所获的各种奖项中，我最关注的是“霍恩舍恩豪森奖”（Der Hohenschönhausen-Preis），该奖由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监狱博物馆基金会创立，特别表彰廖亦武“为记录中国文革历史、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所做的努力，以及付出的个人代价”，他也是第一个没有坐过东德监狱的获奖者。廖亦武的作品有两个主题，即“监狱”和“流浪”，他的生命在不自由与自由之间不断转换。长期处于不自由状态、没有护照、没有身份的廖亦武，却是心灵最自由的、身上长着翅膀的人，他在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受奖词中喊出“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石破天惊之语，也以此为名出版了第一本政治评论集。
对抗阴沟中的“中华帝国主义”
一九九四年，天安门大屠杀过去五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二十五岁的摇滚歌手何勇喊出了《垃圾场》，这是中国最后的摇滚，之后是渐去渐远的坟墓。何勇喊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垃圾场，/人们吃的是良心，/拉的是思想//有的人减肥，/有的人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这比鲍勃•迪伦的歌词更有力。当时，廖亦武热泪盈眶，因为他出狱不久，正在酒吧卖艺，担心自己没粮饿死。
二十多年后，廖亦武没有被饿死，中国果然变成举世无双的、向全球蔓延的垃圾场。贾平凹说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何尝不是世界的废都？廖亦武以写小说和报道文学见长，不是政治理论家，他的第一本政论集《这个帝国必须分裂》却达到了刘晓波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任何“政治正确”的顾虑，既不“忠党”也不“爱国”，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只爱被侮辱的灵魂。他靠着长期厮溷在中国最底层而磨练出来的直觉，断然否定大一统和大中华的传统观念，也就是持香港独立理念的香港年轻人批判的“左胶”和“大中华胶”的思维模式。
廖亦武在德国书业和平街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从在六四屠杀中被杀害的、年仅九岁的吕鹏谈起，直抵中华文明和极权主义的“核心”——统一就是杀人。刘晓波说过，统一就是奴役；廖亦武说得更决绝，统一就是杀人。他说：“巩固国家的根本手段就是杀人，这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心照不宣的。……毛泽东随时都在提醒老百姓，致命的灾难莫过于‘民族分裂，亡党亡国’，如此，人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类似的提醒，也出现在列宁、斯大林、希特勒、齐奥塞斯库、金正日、萨达姆、卡札菲等暴君的论调中。‘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独裁统治的终极王牌，多少罪恶借此而公然大行其道。”
跟我一样，廖亦武是四川人，我们骄傲地以四川人自居，而否认“龙的传人”这一“梦幻身份”。在过去两千年来，四川有一半时间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日子过得快乐幸福；偏偏是在统一最巩固的时代——毛泽东时代，四川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一千万人。统一的中华帝国，对于若干“少数民族”来说，更意味着种族和文化、宗教的灭绝。本书中收入多篇声援西藏的文章，作者指出：“在古代，新疆、西藏、内蒙和台湾，都是异域。……藏人为什么要频频自焚呢？如果他们是一个与四川和云南接壤的国家，不受到来自独裁北京的弹压，恐怕这个能歌善舞的高原种族永远想不到要惹火烧身。”作者的结论是：“这个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这个地球灾难的源头，这个无限扩张的垃圾场，必须分裂。”大一统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大一统来自于两千年前的“秦制”，共产党强化而非发明了这个传统。单单反对共产党是不够的，更要反对绵延不绝的大一统的思想观念。
廖亦武的主张，当然会引起声称“反共”却“爱国”的“中华帝国主义者”的反感和愤怒。比如，自封为“民间思想家”的王康撰文反驳说：“国家统一民族大义是通向天下一家的必由之路。……以任何缘由名义分裂中国，都既不顺天更不应人，徒逞口舌之快。”王康等人认为，只用反对共产党这一“外来邪教”，一旦恢复汉唐盛世，中国就是天朝。在他们眼中，香港和台湾只是“反共复国”基地，香港人和台湾人若想独立，照样要辣手镇压。
在中国之内和中国之外，有一群化石般的“国粉”（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粉丝），其中最狂热的是“蒋粉”（热爱“蒋公”蒋介石）。他们罔顾蒋介石跟毛泽东一样是打着“统一”旗号的屠夫。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在《政府谋杀》（《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中，经过研究统计得出二十世纪四大血腥独裁者的名单，他们分别是史达林、毛泽东、希特勒和蒋介石。名列第二的毛泽东谋杀了三千七百八十二万八千人，名列第四的蒋介石谋杀了一千零二十一万四千人。吊诡的是，为什麽总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好不容易抛弃了毛泽东崇拜，却又争先恐后地投入蒋介石崇拜呢？
所谓的“民族大义”、“必由之路”，是抄袭自共产党官方文件的陈词滥调，是我眼中的一堆“髒词”。廖亦武不是“逞口舌之快”，而是在苦难中咀嚼出最高的真理。二十世纪以来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将中国的近代史描述爲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悲情史，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它遮盖了长久以来中国对周边国家而言也是残暴的“帝国主义”。汉武帝攻打匈奴、隋炀帝攻打高句丽、乾隆攻打安南和缅甸，难道都是自卫而不是侵略吗？
王康喜欢用半文半白的宏大叙事包裹陈旧腐朽的思想观念，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说的“阴沟里的气味”扑面而来。有些人在酱缸中活久了，就喜欢这种阴沟中的气味。王康大言不惭地说：“中华儿女一直在为文明人道民主自由而战。”那么，辛亥革命期间汉人对满人的屠杀也是爲文明人道民主自由而战吗？左宗棠对回族和维族的屠杀，王阳明对苗族的屠杀，以及今天中共政权对藏人、维族、蒙古族的屠杀，又算什么呢？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大义，就可以将那些“蛮夷之人”杀戮乾淨吗？中华儿女、中华民族本来就是近代生造出来的“伪概念”，谁是中华儿女，谁不是中华儿女？美国学者白鲁恂说，中国只是一个“伪装的民族国家”。
廖亦武有“世界公民”的心胸和视野，而很多海外反共人士与共产党“精神同构”，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沉迷在“复兴故国”的迷梦中，他们的中国梦与习近平的中国梦的差别，只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廖亦武早已澈底摆脱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魔咒，正如德国作家卡尔•克劳斯所说：“所谓国家主义，就是一种把我的祖国的蠢蛋们，同侮辱我的生活方式的人，同亵渎了我的语言的人联繫在一起的爱。”那种爱，不要也罢。
每一隻蚂蚁都不能被大象践踏
我第一次与廖亦武见面是在一九九八年，那时我的处女作《火与冰》刚刚出版，中国尚有少许言论空间，我在应邀回乡到四川大学演讲时，廖亦武赶来送给我他自己印刷的狱中作品《古拉格情歌》。此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每次回四川，我都会约上廖亦武，与流沙河、冉云飞、王怡等老中青友人一起“饭醉”（犯罪之谐音），廖亦武是货真价实地“饭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每次必醉。
我滴酒不沾，却从不劝阻廖亦武“酒肉穿肠过”，我知道他内心何其悲苦。不是爲自己的鬱鬱不得志而悲苦，而是爲六四亡灵迟迟得不到公义的安慰而悲苦。六四是他生命中跨不过去的一道坎，他在《一个中国诗人的二十天》中，历数六四屠杀之后二十年间所度过的每个六四纪念日，“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他的生命是延续那些死难者的生命。
其实，只要稍稍变通一点，只要稍稍忘却一些事情，廖亦武就可以不必活得那么痛苦。很多长期流亡在海外的知识分子都“与时俱进”了。比如，写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的诗人北岛，在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之后，又施施然地回到共产党中国，写下悔过书，戴上红领巾，接受少先队的纳粹礼。然后，出书、演讲、分得一点“大国崛起”的残羹冷炙，却足以吃得脑满肠肥。于是，有一位读北岛的诗歌长大的人权律师，从那天起将北岛的诗集从书架上取下来扔进垃圾桶。
当昔日的反对者们纷纷跑到中国这座“新的金山”淘金之际，廖亦武与之反其道而行之。中共的御用喉舌、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无法理解，在这个“中国爲王”的时代，居然还有愚钝如斯的文人，不愿被招安、不愿被包养。《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谴责廖亦武在西方“靠辱骂自己的祖国为生”。是的，戈培尔永远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上为什麽会有荷马、但丁、雪莱、托马斯•曼那样的人物。
在《这个帝国必须分裂》中，廖亦武谈论“蚂蚁”（那些挣扎在底层的生命）的文字远远多于谈论“大象”（帝国）的文字，尤其是那些不屈服的“蚂蚁”——廖亦武乾脆给女儿取小名爲“小蚂蚁”。很多流亡者在西方安定下来之后，美美地享受西方的自由，不再爲仍然缺乏自由的同胞发声。廖亦武没有陶醉于作为的“成功”，即便在充满荣耀的颁奖典礼上，他每次都会提及那些微淼的“蚂蚁”的名字，爲那些无声的弱者发声：李必丰、蒲勇、许万平、陈云飞……这张身陷黑狱的“蚂蚁”的名单越来越长。收入本书中的、在不同的颁奖典礼上的演讲稿，都是“大象时代”发出的掷地有声的“蚂蚁宣言”。
中国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永远把眼光聚焦于中南海裡的统治者，热衷于传播中南海的小道消息，期盼当政者中出现“救苦救难观音菩萨”。一度是薄熙来外围智囊的王康，当薄熙来垮台之后，立即撰文歌颂温家宝是“爲中国背负十字架的活耶稣”，奴性入骨而不自知。廖亦武从不与这个精英知识圈为伍，他像荷马一样生活，像荷马一样写作。他像雨果写《巴黎圣母院》，不以国王和王后爲主人公，而以“钟楼怪人”爲主人公；他也像电视剧《侠胆雄狮》，描写生活在下水道裡的人的故事。到了美国，他不去位于帝国大厦的国际人权机构，而去洛杉矶住进入几块钱一天、如同北京上访村的“家庭旅馆”，一间几平方米的房间挤进十多名等待办政治庇护的偷渡客。帝国虽大，却没有这些“蚂蚁”的生存机会，他们重複着一百多年前华工的越洋谋生之路。
克林顿、马悦然、傅高义：“与狼共舞”的西方世界
当年，索尔仁尼琴流亡西方之后，并没有对西方感恩戴德，而是痛斥西方陷入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深渊。虽然索尔仁尼琴以东正教传统批判欧美文化未必对症下药，但其风骨远非某些有奶便是娘的中国流亡者所能企及。廖亦武也一样，他在一个比昔日索尔仁尼琴更险恶的世界环境中，毫不留情地揭穿“与狼共舞”的西方政客、商人与帮闲文人的画皮。
在索尔仁尼琴流亡西方的时代，在冷战格局之下，既然苏俄是西方的敌人，批判苏俄的异议知识分子在西方就享有英雄般的待遇；在廖亦武流亡西方的时代，中国成为爲西方生产廉价产品的世界工厂，中国驱赶数亿奴隶劳工爲西方市场昼夜赶工，并将垃圾留给自己，这不是好朋友，谁是好朋友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的强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当然不会在意跟他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仍被关押在监狱中。
早在一九九八年克林顿访华时，廖亦武就发表了给克林顿的公开信，批判克林顿篡改具有人类性的美国自由精神，在九年前发生过大屠杀的天安门广场检阅同一支杀人的军队。克林顿不会倾听廖亦武的声音，不会像雷根总统那样在柏林牆前呼喊，“这面牆必定倒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极权主义的受害者”，所以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要站在一起。
谁又敢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那几位“自我神化”的老人出言不逊呢？当中国官僚作家莫言获奖之后，廖亦武发表了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公开信，并到现场表演“裸奔”。那些大厅内衣冠楚楚的高贵者，看不到在冰天雪地中裸奔并被警察带走的廖亦武的身影。惟一懂得中文、身边簇拥着一堆中国作家的评委马悦然，不悦地撰文跟廖亦武笔战。然而，廖亦武对莫言的无情批判是无法回避的——以文学而论：“《红高粱》裡的病态民族主义，曾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丰乳肥臀》的色情低俗，迎合了中国书刊市场的肤浅堕落；《檀香刑》裡的残忍刺激，是有悖人性及传统常识的胡编乱造。”莫言最高的文化成就，不在于小说，而是歌颂薄熙来的诗歌：“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而且，莫言并没有止于沉默，他用谎言帮助中共遮羞，他在接受西方媒体访问时说：“言论审查和飞机安检一样。……我没有听说狱中有作家，有位作家朋友，是因为偷东西坐牢。”小丑加冕仍然是小丑。同样是诺奖得主的赫塔•米勒指出：“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共产党高官、前解放军军官莫言是一场灾难。”
廖亦武也曾应邀到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演讲。然而，经过教授投票表决，他朗读《大屠杀》的视频不允许在哈佛的网站上出现，是“少儿不宜”还是会“削弱中美文化学术交流”呢？未曾上过大学的廖亦武，并没有拜倒在哈佛的金字招牌之下，他发现了招牌下的肮髒恶臭：“中国高官习近平和薄熙来，如今一个台上一个台下，子女都在哈佛深造，薄熙来的儿子还僱佣了两个美国保镖。中国还有多少有权有势的家族子女就读哈佛，哈佛通过这些子女，从独裁者的手裡得到过多少利益，却是个谁也无法追究的谜。”以充当薄瓜瓜的导师为荣的哈佛教授傅高义，在一千多页的着作《邓小平改变中国》中说，邓小平开枪杀人的决策“也许是对的”。他敢不敢说，纳粹集中营中的大屠杀“也许是对的”呢？难道因为中国人比犹太人低劣，就活该被共产党屠杀吗？
廖亦武不是功利主义者，他不懂得跟克林顿、马悦然、傅高义等“重要人物”搞好关係，如果与之互相吹捧、互相利用，廖亦武在西方还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他点出了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的名字，他是一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者，他担当得起由刘晓波和余世存执笔的独立中文笔会第五届自由写作奖的颁奖词：“廖亦武的生存和写作比势利者们更契合于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廖亦武的写作强化了汉语世界的耻辱，又洗刷着汉语世界的耻辱。”
来源：RFA